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7月2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研讨会，聚焦“二十届三中全会政策解读”邀请相关学者开展联合研讨。
7月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正式对外发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在研讨会上表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决定》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因为只有抓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发挥好牵引作用，才能以重点带动全局，引领其他领域改革不断深入，从而使各方面的改革形成合力；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牵引力增强了，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巨轮，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航道上破浪前行。
王一鸣表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强调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是首次提到的。改革目标明确，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几个方面都凸显了《决定》明确要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王一鸣表示，《决定》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经济体制是整个《决定》中份量最重的部分。
《决定》把“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目标是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第一，在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方面，《决定》提出了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其基本方向是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三个集中体现了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方向。
第二，《决定》提出“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对全国地区、行业都有增加值核算，把国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板块来开展增加值核算，能够更好地促进国有经济提高增加值和整体运行效率。国有经济总体集中在上游领域，国有经济提高效率对下游行业和企业的效率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影响。
第三，《决定》提出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这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当前，制约市场公平竞争的，既有市场垄断问题，也有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问题，但后者对市场公平竞争和经济运行影响更大。自然垄断行业大多存在于上游基础行业，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会对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和竞争力带来积极的作用。
第四，《决定》提出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把其上升为方针政策。当前，最重要的是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公平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在产权保护方面，《决定》提出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这表明了要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在市场准入方面，《决定》明确要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进一步的公平开放，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这对扩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扩展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具有重大作用。
第五，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决定》也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当前影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因素，既有市场基础设施的硬连通问题，如符合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还没有完全纳入统一平台，也有要素市场还没有统一的问题，如全国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尚未形成。《决定》提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提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信息共享的招标投标和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这将大幅提高透明度和竞争公平性。在要素市场统一方面，《决定》提出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对数据市场提出了要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这对发展数字经济，特别是迎接人工智能的浪潮，更好释放数据要素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潜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方面，《决定》重点强调要完善产权制度，提出要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以前大家常说“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制度，这次提出要“依法平等长久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产权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产权保护主体的平等性不断增进，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扩大，人们对产权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产权保护的强度、范围、完整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权保护制度，《决定》提出了明确的改革要求。产权不仅包括物权、债券、股权等有形资产的产权，还包括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产权，《决定》在保护知识产权上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就是要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这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和动力。
第七，《决定》还提出了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准入制度、企业退出制度等，这些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市场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市场参与者准确披露产品和服务信息，这有利于更好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核心是解决公平准入问题，按负面清单来实行流程再造，工作重心要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这对提升政务信息的共享，以及跨领域、跨层级监管能力建设都会带来推动作用。《决定》提出完善企业退出制度，这是过去企业改革中面临的一个难题，进去容易、退出相对难度较大。怎样建立一个企业有效的退出机制，这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也有助于推动产业升级。
王一鸣表示，《决定》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也做出了部署，很有意义的一点是要“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存量资产规模越来越大，如何把增量结构调整和存量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这对经济整体结构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意义非常重大。以前更多的是关注增量，对存量不够重视，怎样以增量带动存量，通过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管理，会起到积极作用。
《决定》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扩展地方税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这使得地方财力能够进一步提升，使得与其事权更好匹配。同时，强调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这样是为了使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事权更好匹配。现在，总体上因为中央大量委托地方事权偏多，地方财力跟不上，中央相对财力充裕，通过转移支付来转移给地方。新一轮财税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核心就是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推进财力和事权更好地匹配相一致。《决定》还提出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这些都将大幅度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
《决定》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也提出了一系列部署，核心是高质量发展要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起来，这必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我国现有的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对传统产业有成熟的融资支持模式、比较适合传统产业发展，但是面临科技创新融资需求与金融机构风险要求不匹配的问题。比如，商业银行更多追求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的确定性，而科技创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怎样进一步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下一步需要金融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来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幅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使高质量发展能够取得更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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