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村志编纂，我们永远不知道脚下土地藏着多少故事。”
◇村志编纂是一次系统的村情调查、资源普查和文物详查。鹿泉村志编纂不仅是乡土历史记忆的复原，更成为当地续写新篇章的密码，实现从“寻根”到“续脉”的跨越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巩志宏 田策
鹿泉村志编写陈列馆的工作人员正在整理各村编写的村志（2025年3月25日摄） 翟磊摄
“挖掘鹿泉历史，追溯村寨渊源，传承祖先文明，盘点城乡山川……”在太行东陉的东坡山上，鹿泉村志编修纪念碑巍然矗立。
这一历经十二个寒暑的文化工程，其价值正在显现：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通过编纂村志，不仅打捞出湮没于历史长河的红色记忆，更找寻到振兴乡村的文化动力。
从石邑铜戈的青铜回响，到抱犊卧佛的禅意灵光；从革命烈士王克新的壮烈足迹，到《人民日报》在战火中的辗转岁月；从华北军政大学的星火摇篮，到引岗精神的时代丰碑……总计8000余万字的村志以“活态密码本”的形式，串联起鹿泉的乡土文化与红色基因。
2011年起，从东焦村试点起步，鹿泉在全国较早推动村志编纂工作全覆盖。这场始于历史寻根的文化实践，逐渐成为当地推进生态转型、文旅融合与乡村治理的振兴引擎。
断层处打捞传承密码
春寒料峭，在鹿泉区宜安镇东焦村东坡山的苍松翠柏间，星火革命史展览馆静静矗立。
这座记录着鹿泉历史文化的场馆内，村志编写陈列馆尤为引人注目。陈列馆内整齐摆放的197部村志，以8000余万字的浩繁篇幅，构筑起一部鲜活的“乡土文化史诗”。
“这不仅是完整的乡村记忆库，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密码。”星火革命史展览馆馆长何建英为参观的游客讲解说，自2011年起，历经十二个寒暑，鹿泉完成了208个村庄的志书编纂工作，并在编纂过程中产生350多个历史新发现。
这8000余万字的“乡土文化史诗”编写工作，源自一次对革命烈士的寻访。
2011年，一封求助信摆在时任鹿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安明法的案头：东焦村村民希望迎回革命烈士王克新的遗骸在家乡安葬。为使烈士叶落归根，安明法带领调研组先后去邢台、郑州、开封等地寻访，确定烈士生平籍贯后，多方协调将烈士遗骸由河南迁葬至河北省英烈纪念园。
“王克新烈士牺牲于豫南秋收起义。沿着烈士学习战斗的足迹寻访，我们发现他不仅是鹿泉第一位中共党员，还是河南省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始人，杨靖宇的入党介绍人。”安明法说，这位载入党史的重要革命先驱，在家乡却鲜为人知，由此推想，全区208个村庄一定还深藏许多亟待挖掘的故事。
由此，安明法向区领导建议通过修村志的方式，系统挖掘整理和传承鹿泉历史文化。2011年，鹿泉成立村志修撰工作专班，计划用10年左右时间完成全区村志编纂，摸清文化家底。
村志编纂的12年间，在南故邑村，春秋战国时代石邑古城的往事被重新“打捞”；在南甘子等村，旧时坠落的陨石被测绘记录；在北新城村，明代牌坊蕴含的德治故事被重新讲述……这些散落在田间地头的历史碎片，经村志编纂者的手，拼合出鹿泉完整的历史文化图景。
“整理史料时，我们意外发现《人民日报》在东焦村的工作印记。”83岁的《东焦村志》主编何顺祥说。他介绍，1948年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成立后，采访部和行政后勤单位驻扎在东焦村，编辑部设在平山县里庄村。同年10月战争形势变化，报社所有人员和部门紧急转移至东焦村，在此进入相对稳定的办报时期，直至1949年3月迁往北京。
“没有村志编纂，我们永远不知道脚下土地藏着多少故事。”何顺祥说。
修志方法论
“万事开头难，实施一项前无古人的系统工程更难。”一直主持村志编纂的安明法在《乡村志编修报告》篇首这样写道。
鹿泉自古未曾编纂过乡镇志和村志，面对全区数百村庄修志的挑战，他们需破解标准统一、体例规范、内容审核、意见征求等一系列难题，在无先例可循、无范本可依的困境中蹚出一条路。
为突破编纂难点，鹿泉选取积极性较高、资料留存基础较好的东焦村和高家台村作为试点。
“虽然做了大半辈子老师，但我们从来没有写过书，更没写过史书。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比如体例怎么设计，章节怎么规划，文字怎么表述……种种难题让人望而生畏。”何顺祥介绍，《东焦村志》编写组共7人，都是东焦学校教师。
本着“把东焦历史传承下去”的初心，2011年3月，这群平均年龄70岁的教师忐忑地领受了编纂任务。
全面系统搜集资料是编好村志的基础。“东焦村曾隶属井陉，相关档案需多次往返查证，耗时半年多。”《东焦村志》编写组织者、东焦东队老支书安会平回忆，村志修撰工作专班随后协调区统计局、组织部、档案馆等六部门将资料集中归档，提升查询效率。
初步整合资料后，编写组进一步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采访对资料内容交叉验证。
“百团大战中跳崖牺牲的‘挂云山六壮士’，大家知道其中一人是我们村的，但没找到实证资料前还要打个问号。”《东焦村志》编写组负责摄影工作的王滨生说，为确保真实性，他们驱车70多公里到井陉县半山腰考证，最终在纪念碑文中确认了壮士的籍贯信息。
“三月二十日，八路军某团在东焦与日伪军发生遭遇战……”何顺祥指着“村志大事记”一章说，这段仅200余字的战斗记录，是在走访村里百余位村民后，根据口述材料整理而成。
“真实是志书的生命，我们拒绝‘剪刀糨糊式修志’。”时任鹿泉区宜安镇党委副书记、《东焦村志》编委会主任封晓广说，编写组每周六开碰头会，集体评议上周内容并规划下周任务，实行“谁调查谁负责”责任制，通过集体评议的内容才予保留。这项贯穿全程的制度保障了志书真实性。
编纂工作很快从单纯的志书编纂，扩展为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文化传承实践。在编写组宣传影响下，东焦村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青年学生，近至乡邻、远及海外，都积极撰写回忆文字、提供历史资料。
材料丰富必然面临取舍。“曾有村民要求将个人工作业绩写入村志，还有骑行爱好者希望记载其环游全国的经历。”何顺祥举例后说：“我们都没同意。修志必须明确收录标准，严格区分个人事迹与集体记忆。”
“为了振兴家乡而编纂，为了子孙后代而耕耘。”安明法这样评价编写组。在历时一年多的修志过程中，编写组成员不计报酬，不计得失，白天实地调查，晚上加班撰稿，所用稿纸达100多斤。
2012年3月，《东焦村志》初稿完成。鹿泉村志编纂专班对试点工作总结后，形成可操作、可推广的修志经验：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遵循，统一编写标准与原则；建立主编统稿，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家族代表三层会审，区史志办审查把关的工作机制。
2012年4月，鹿泉召开村志编纂动员大会，号召各村参与村志编纂。鹿泉的村志编纂工作全面铺开。
“村志编纂需要一大批有学识、有威望的文儒积极参与。”安明法介绍，2015年，鹿泉成立志愿者协会村志分会，先后组织动员1500余名文儒及200余名在外地工作生活的老乡亲参与村志编纂。
鹿泉探索通过乡镇财政补贴、村两委组织乡贤捐款等方式，筹措编写者劳务津贴及村志出版经费。在统一标准、众人助力、财政保障等措施支持下，鹿泉于2022年底完成208个行政村的志书编写，并于2023年获评首批“全国村志编修示范区”称号。
从“纸上春秋”到振兴动能
太行东麓云霞漫卷，滹沱河畔星火燎原。
站在东焦村边东坡山上俯瞰，巍巍太行环绕之中，抗战时期建屏县委县政府、华北军区荣臻子弟小学、华北人民政府、华北新华书店总店等红色遗迹星罗棋布。
“这里是鹿泉红色遗迹最为集中的区域。”安明法说，鹿泉在战争年代曾为敌占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里红色资源贫乏，但在村志编写过程中，大家陆续发现20多处重要革命遗址。依托挖掘的党史资料，鹿泉已建起67个村史馆、10多座红色陈列馆，拍摄专题片13部，在当地党史教育、干部培训、红色旅游等工作中发挥了村志力量。
村志编纂是一次系统的村情调查、资源普查和文物详查。鹿泉村志编纂不仅是乡土历史记忆的复原，更成为当地续写新篇章的密码，实现从“寻根”到“续脉”的跨越。
20世纪80年代起，东焦村曾建起23座水泥厂、多座采石厂，年总产值达10亿多元。从2010年开始，因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加速，建材相关企业陆续关停，东焦村开始转型。
“编写村志也是统一思想的过程，大家意识到，东焦村要发展必须彻底扭转观念，走生态发展的路子。”安会平说，编完村志后，村里说干就干，将原来的村办水泥厂转型为一家核桃饮料加工厂。
“对各村村志资料分析比较，可为村庄发展找到借鉴，明确思路。”安明法说。
此外，东焦人还逐步走出大山，与曾在东焦驻扎过的红色单位再续前缘，邀请他们为东焦发展献计出力；组织建屏文化交流协会，在书法、诗词、绘画等多领域加强与外界交流，现已辐射到整个县区。
东焦村北，漫山的果树在春日阳光下尽情舒展着枝丫。“这里曾是一座磷矿，上个世纪开采多年后被废弃，遗留众多矿坑。”河北大桓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郅素玲说，村里编修村志发掘出河北农大曾在东焦办学的历史后，建立了老校友工作站。得力于专家技术支持，公司目前已实现200多亩山地的植树覆绿。
村志不仅可存史、育人，更可经世致用。
根据村志资料，鹿泉编写《鹿泉村情》《鹿泉村情探析》，成为当地党政干部的案头工具书；在村志基础上编修《鹿泉古迹》《鹿泉文化遗产》等专业志，助力文旅产业发展，近年当地先后建设土门关驿道小镇、德明古镇、龙泉古镇等历史景区；整理历代村庄治理经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志里有对古代贤达功德的彰表，也有对历任村干部为村办实事的真实记录，对在职年轻干部也是一种鞭策。”安明法说，村志激励作用不亚于发奖金、给荣誉。
春日暖阳下，东焦村宽阔的街道上，村民悠闲地赶着大集。
王克新的后人王东磊，于2021年担任东焦西队村支书。今年，王东磊正谋划将村里的水泥路铺成柏油路，因为在他心头一直盘桓着一个问号：“水泥路是老支书修的，自己能给后人留点什么？”
（《瞭望》2025年第1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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