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创建红色银行，发行边币、肃清杂币
稳定经济安民心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为残酷的封锁和“扫荡”，疯狂进行经济掠夺，大量伪币、假币涌入根据地。
为了避免金融秩序失控，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自己的金融机构，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在河北，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家红色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两家银行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断壮大，发行“自己的货币”，清除杂币，将大量资金转化为支持生产的活水，有力支持了根据地经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
晋察冀边区银行边币印刷厂。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供图
战火催生抗战经济的摇篮
8月21日，石家庄市中华大街55号，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暨河北钱币博物馆内的“红色货币记忆”展厅，一张金红色底纹、主景为“小黑马耕地”的壹圆纸币，吸引了众多目光。
“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的第一种纸币，见证了抗战期间我党金融事业的艰难起步。”讲解员的介绍，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晋察冀三省沦陷后，华北金融系统异常混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阎丽介绍，当时各省有省钞、各县有县票，金融割据情况严重。更严峻的是，法币随富商逃亡和日寇吸收而锐减，日本侵略者还利用劫获的河北省银行钞的底版，大肆伪造“河北银行票”，疯狂掠夺中国资源。
货币体系的崩溃，直接威胁根据地的存续。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发行人民自己的货币，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边区为统制和建设经济得设立银行、发行钞票”。
事实上，早在决议通过之前，设立银行、发行钞票等相关筹备工作已悄然展开。
1937年12月，负责银行筹建工作的人民自卫军（由原东北军第六九一团改编而成）军需官关学文受命来到安国县。在当地进步人士帮助下，他迅速集中十余台小石印机、手打号码机及技术工人，在城南关药王庙附近建立印刷所。设计人员赵毅林、李德义根据“搞好生产、支援抗日”的要求，设计出壹圆券票样——带有宁静田园风格的“小黑马耕地”。
1938年春节刚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看到样张后当即拍板：“好！不错！赶快印吧！”于是，在阜平县法华村一所小学平房里，七八台小石印机轰鸣运转，正式开始印刷晋察冀边区的“小黑马耕地”壹圆券。此后，壹角券、贰角券、伍角券版也相继设计完成。
1938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嘴村正式成立，关学文任经理，总行设有发行科、出纳科、会计科、营业科、秘书室、文书股、庶务股、运输队和警卫队。
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不久，在河北南部，另一家红色银行也开始酝酿筹备。
1938年8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邢台南宫成立，其内部设立冀南经济委员会，负责制订抗日游击区经济建设大纲，并发行冀南本位币。
“然而，冀南银行刚开始筹备，便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阻挠破坏。”阎丽说。面对高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果断决策：银行筹建组秘密转移。
1938年冬，筹建组从南宫出发，突破日军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历时月余，终抵晋东南的黎城县西井镇小寨村。在西井镇，八路军专门成立了冀南财经学校，为开办银行培养专业人才。第一二九师还想方设法从敌占区山西太原、河北邯郸等地买回大量纸张、油墨、石版等造币材料。这些工作，为冀南银行的成立做好了人、财、物的准备。
1939年10月15日，肩负“培养抗战经济的摇篮，保护人民利益的堡垒”使命，冀南银行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与河北省南宫县后索泸村同时宣告成立，高捷成任行长。
硝烟弥漫的华北大地上，两大红色银行先后成立，为敌后战场的金融斗争打下了基础。
马背上的“游击银行”与敌周旋
在邯郸市邯银大厦20层的冀南银行纪念馆内，有一面烈士墙，记载着80多位为冀南银行发展献出生命的革命志士。这些烈士中，就有冀南银行的两任行长——高捷成和赖勤。
80多年过去，这面让人肃然起敬的烈士墙，仍在无声诉说着当年那艰苦卓绝又险象环生的金融斗争环境。
“在当时，成立冀南银行属于八路军的绝对机密，因此从银行名称到首长代号都进行了精心伪装。”阎丽介绍，如冀南银行的代号为“伦敦”，冀南银行印刷厂的代号是“伦敦工厂”，首长代号分别是“七号”（行长高捷成）、“八号”（政委熊光炳）、“九号”（政治处主任陈希愈）。
日寇的频繁“扫荡”，让冀南银行全体职工几乎时刻处于紧张的备战状态。他们常常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遭遇日军突袭时，银行职员便会立刻打点行装，将现金、账簿等装入票箱子或麻袋，驮在马背上，迅速转移。斗争形势好转时，银行工作人员还经常背上挎包，带着账款，秘密深入农村办理信贷业务。
为了更好地保存自己，隐藏于太行山区的各个印刷机构多次进行调整。他们化整为零，由印刷所变为队，又由队变为组，从村庄转移到深山峡谷，甚至自己建房挖洞，只要能安放一台机器，便会坚持生产、坚持斗争。
为了便于斗争，冀南银行总行也多次迁移：1942年5月反“扫荡”后，由山西黎城小寨村迁至河北涉县索堡村，1945年冬迁至武安县城，3个月后又进驻邯郸。
和冀南银行类似，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晋察冀边区银行在成立后也多次进行战略转移。
“因敌人‘扫荡’，晋察冀边区银行在石嘴村成立后不久，便途经龙泉关，转移到河北完县（今顺平县）的杨家台，而后迁到阜平县的上庄，1940年初迁到麻棚，1941年春再迁到灵寿县南枪杆村，后又搬到平山县王家湾。”指着一张晋察冀边区地图，阎丽为记者还原了这条复杂的游击路线。
“面对敌人‘扫荡’时，银行金库的转移相对困难。”阎丽介绍，当时银行的钱款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金银（主要是白洋和元宝），一部分是钞票（边币和法币）。由于金银比较笨重，不容易携带，反“扫荡”期间，工作人员便把金库设在深山里的村庄，将金银坚壁起来。
为了便于保管和搬运，白洋和元宝都会装入一尺半长、半尺多宽、半尺多高的木箱内，主要是依靠村党支部和民兵进行保护。而相对容易携带的钞票，最初是随军行动，由骡子驮运。随着斗争形势的愈发严峻，为了缩小目标，银行干部干脆把钱背在肩上，每人背上6大捆钱与敌人周旋。
1942年以后，由于敌人“扫荡”时的兵力大量增加，再背着钞票和敌人转山头太危险，所以又改为由村党支部指定少数党员找隐蔽的地方掩埋，等反“扫荡”结束以后再集中起来。
用“自己的货币”打赢根据地金融战
“稳经济才能稳民生，对成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和冀南银行来说，其最重要的任务是发行‘自己的货币’，清除杂币，在根据地建立统一的货币市场。”阎丽告诉记者。
作为我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家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成立伊始，即面临建立货币体系的艰巨任务。
根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边区的纸币应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的指示要求，晋察冀边区货币在发行之前，筹集了40%的现金准备（包括金、银、法币、外币）和60%的实物准备（包括粮食、投资债权）。
1938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还发布严令：边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法币、杂钞流通；持有者须兑换边币方可使用。
地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冀南银行同样深知信用的重要性。1940年7月，在山西省黎城县西井镇举行的准备金展览会上，冀南银行公开展出大量银元宝、金砖金条。时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的杨秀峰现场宣告：“冀南币不仅有准备金，而且相当雄厚！”此举极大增强了群众对冀南银行的信心。
两大银行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用，给根据地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给货币发行开了好头。据统计，到1945年抗战胜利，晋察冀边区银行累计发行晋察冀边币近60亿元，冀南银行累计发行冀南币51.04亿元。
在货币发行过程中，肃清杂币、伪币的任务也十分艰巨。
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以铁腕肃清市场，1939年明令严禁伪钞入境流通，并逐步收回各类土票杂币。冀南银行则采取分区策略应对封锁，1943年，银行在冀南币上加印“太行”“太岳”“平原”等字样，钞票只能限区域流通，以防止日寇用掠夺的边币套取物资。
货币战争的胜利，让两家银行可以将大量资金转化为支持生产的活水。1940年至1941年春，晋察冀边区大雨成灾，河川泛滥，加之敌人故意毁堤放水，使边区遭遇数十年未有的水灾。面对困境，晋察冀边区银行发放合作贷款300万元，赈济款100多万元，用于购买种子、补充耕畜等，有效扶持了农业生产。
冀南银行则坚持“支持军队，发展生产”的发行原则，以经济发行为主。1943年，冀南银行总计发行冀南币3.56亿元，其中2.66亿元用于支持工农业发展。1944年，冀南币发行10.59亿元，全部用于发展经济。
至抗战胜利时，晋察冀边币流通区域跨越长城内外，覆盖人口约3000万。冀南币币值也保持了惊人的稳定，1940至1944年间，敌占区物价暴涨6481倍，而冀南币发行量仅增长约12倍。
在抗日战火中建立、成长起来的两家红色银行，不但有力地支持了根据地的各项斗争，还书写了敌后战场的金融传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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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为革命打造“钱袋子”
“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救国才能顾家，国亡家安在！”
在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保存着这样一封家书。这封家书，是高捷成烈士1937年从延安寄给家人的。
从23岁参加红军到34岁对敌突围牺牲，作为党的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高捷成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创立了红军会计工作制度，创办了冀南银行，为革命的“枪杆子”提供了“钱袋子”支持。
高捷成1909年9月生于福建漳州，青年时代即胸怀救国理想。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攻克漳州，高捷成毅然参加红军，随军奔赴瑞金，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在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的专业背景，他迅速崭露头角，首创了红军会计工作制度。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随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深入华北，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冀南税务总局局长、晋冀鲁豫财经处处长。
1939年10月，冀南银行在太行山深处宣告成立，高捷成出任行长。
银行甫一成立，便面临着货币市场混乱、物资技术极度匮乏的困境。高捷成迎难而上，带领同志潜入敌占区，购买设备，改良制币工艺。
他广纳贤才，以老红军为骨干，多方吸纳技术力量。在一次次摸索与试制中，冀南银行建立起一套高效应变机制——3个印钞厂能在3小时内完成全部疏散或恢复生产。终于，第一批凝聚心血的冀南币成功问世。
高捷成深知，货币战场关乎根据地存亡。他指挥银行系统多管齐下，回收各类地方杂币，打击伪钞。至1941年，冀南币基本统一边区市场，信誉日隆，连敌伪士兵也暗中收藏。
然而，金融战线的斗争也伴随着流血牺牲。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在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遭遇日军，在突围中为解救战友、保护机密文件而壮烈牺牲。
噩耗传来，根据地军民悲痛万分。时任第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痛惜地说：“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43年6月26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索堡村隆重举行追悼会，将高捷成的遗体安葬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坟墓的旁边，立碑纪念。1950年，高捷成与左权将军等7位烈士的灵柩被移至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相邻而葬。（文/河北日报记者 王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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