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思琦 深圳报道
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后，深圳成为中国“APEC第三城”，将于2026年11月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举办APEC会议，将是深圳从‘产业型城市’向‘综合功能型城市’转型的重要节点，这一转型此前在上海已经完成。”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说。
陈宪长期工作、生活于上海，近两年移居深圳。他近期出版著作《创新无限：深圳奇迹启示录》。 在观察深圳城市发展逻辑时，陈宪时常以其熟悉的上海为参照系。
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谈到，深圳比上海、北京更早探索市场经济，形成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模式，截然不同于京沪的“大院大所”模式，由此催生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一批头部科技企业，也构成了深圳如今强劲的城市竞争力。
陈宪观察到，上海从我国的传统工业重镇，到如今着力建设“五个中心”，已成为我国城市功能最齐全、实力最强大的城市之一；深圳借着APEC的东风，也有望完成这一蜕变，撬动城市能级跃升。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陈宪特别指出金融对创新的赋能作用。他提到，深圳在综合金融竞争力上稍逊于上海，但科技金融指标已形成突出优势，百亿规模天使母基金的设立更彰显“耐心资本”的培育决心，“下一步应着力在与创新相关的资本市场发展上做文章，进一步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通道。”
向“综合功能型城市”转型
21世纪经济报道：《创新无限：深圳奇迹启示录》有哪些核心发现？对比国内其他一线城市，深圳的城市发展历程与科创生态有哪些差异化特征？
陈宪：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创新无限：深圳奇迹启示录》梳理了45年来深圳的城市发展历史与逻辑。
“经济特区”背后是市场经济体制，深圳比北京、上海等城市更早探索市场经济。过去人们认为深圳是“野蛮生长”，这不应该是一个贬义词。深圳没什么历史资源积累，一发展市场经济，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市场主体的活力就迸发出来了。
对比来看，北京、上海是传统的“大院大所”模式，科技创新的需求首先提给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圳的创新需求来自企业，是从早期的自主经营、自主投资，很自然地发展到了自主创新、垂直创新，由此诞生了众多科技型企业，尤其是腾讯、比亚迪、大疆等头部企业，这些企业是深圳的竞争力所在。
除了市场驱动的自主创新，深圳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点还在于移民文化。虽然深圳现在的移民规模没有二三十年前那么大，但始终是一个人口净流入城市，移民带来了更多城市活力，也形成了务实的移民文化。
同时，深圳的区位很特别。纵观其他经济特区，对面都没有香港这样一座城市与之配合。早期深圳的“第一桶金”就来自香港，做“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今天我们又看到两座城市在很多方面的互补性，比如香港的高端服务业持续支撑深圳的先进制造业。这几个因素共同构成了深圳独特的创新土壤和产业生态。
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正式成为明年APEC会议举办地。一个长期以产业创新闻名的城市跻身国际外交新主场，APEC的落地对深圳意味着什么？
陈宪：APEC聚焦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经贸合作等议题，考验举办地的经贸实力。在中国，APEC会议2001年最先落地上海，2014年在北京，如今要再找一个经济中心城市，深圳当选是很自然的。
举办APEC会议，将是深圳从“产业型城市”向“综合功能型城市”转型的重要节点，这一转型此前在上海已经完成。长期以来，上海是我国的工业重镇，而在改革开放后，尤其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的建设目标转向“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逐渐成为一个城市功能齐全、实力强大的“综合功能型城市”。
深圳也具备了航运、金融、科创等元素，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朝功能更齐全的“五个中心”转型，APEC会议的落地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保持创新源头活力
21世纪经济报道：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国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十年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相较传统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逻辑有何不同？应匹配怎样的发展路径？
陈宪：先进制造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属于高技术产业，涵盖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新材料、海洋等重要赛道。这些赛道的“先进性”从何而来？关键在于大量持续的研发投入、设计、人力资源、金融支持等多要素协同。
今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3位学者强调了创新内生性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他们的理论模型阐释了如何提升中间品投入效率——“创新”本身并非最终产品，而是一种中间投入。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代表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让不同阶段的创新形成一个互补、匹配的体系：传统产业可借助成熟技术实现改造提升，新兴产业依托前沿技术不断壮大，未来产业涉及大量“从0到1”的创新，特别需要金融等方面赋能，从而在不断试错中探索方向。
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述要素中，金融为何是促进创新的关键变量？新兴与未来产业需要金融赋能，但受技术尚在早期、市场前景不明朗等因素影响，资本可能不敢投、不愿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陈宪：以纽约为例，在我们团队最新编写的《全球城市产业创新指数报告2025》中，纽约总排名全球第三。二级指标中，纽约的金融中心指数居全球首位。其中，纳斯达克是全球的“创业板”，形成高度成熟的上市、交易及退市机制，资本的进入和退出运行顺畅。
除了实现华尔街的金融资本与曼哈顿的科技创业相互成就，纳斯达克也服务于全球，吸引大量国际公司上市，近年来多家中国企业就选择登陆纳斯达克。这些企业在此获得国际资本支持，接触到VC、PE在内多样化的市场化基金。纳斯达克不仅是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柱，也直观体现了金融对科技和产业创新的重要赋能作用。
近年来，我国提出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未来可加大母基金模式的发展力度，也就是设立一些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天使母基金，由母基金去投市场化基金，再投向企业，这一模式很有中国特色，体现了不同创新阶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和培育。
21世纪经济报道：深圳已明确提出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更具国际竞争力的风投创投中心”。为实现上述目标，深圳应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陈宪：我曾看到一份综合性的金融竞争力排名，深圳目前仍居上海之后，但有一个二级指标超过了上海——科技金融。因此，深圳未来可在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等重点方向持续发力，如今的创投资本也需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工具。同时，应积极发挥普惠金融作用，用更普惠性的、宽容试错的金融服务支持企业开展“从0到1”原始创新，从而保持深圳创新的源头活力。
耐心资本方面，深圳已经设立了规模100亿元的天使母基金，下一步应着力在与创新相关的资本市场发展上做文章，进一步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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