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下午，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对张藜而言，这是近15年工作的一次重要交付，也是十几年前诺言的庄重兑现。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首展是“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重点活动之一，190余位科学家的400余件（套）珍贵实物面向公众展示，包括书信、手稿、工作笔记、日记以及科学家使用过的仪器设备等。
这些珍贵藏品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首展的底气，而这份底气源于一项重大工程——“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
2015年，时任中国科协战略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周大亚在采集工程2015年度四川省巡查工作会议上说，采集工程是一项文化工程、民心工程，更是一项良心工程。
抢救国家记忆
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门共同组织实施采集工程。
采集工程以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重点面向年龄80岁以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科学家，系统采集反映老科学家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学术交往、科研活动等各类文献资料，以及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用品和仪器设备等。
采集工程启动之初，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张藜受邀起草学术规范指南。后来她担任了采集工程首席专家。
采集资料主要分为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三大类。
“实物原件是采集工程最珍贵的资料。”张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最初，我一位一位打电话给科学家或他们的家人，甚至登门拜访，说服他们把实物原件捐给采集工程。”
这是异常艰难的过程。
实物原件也是科学家及其家人的珍藏，凭什么捐给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工程？
为了打消一些老科学家的顾虑，张藜承诺：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些资料，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
被采集团队的专业和执着打动，越来越多老科学家慷慨捐赠实物资料。
在张藜看来，当时启动采集工作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老科学家与世长辞，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抢救与他们有关的学术资料。否则就是科学界的遗憾，也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她说。
2010年夏天，首批采集工程启动，采集对象共50位老科学家。
十多年里，首批采集的老科学家相继离世。“采集工程的音视频访谈，留下了他们最后的音容笑貌。”张藜感慨。
漫漫采集，岁物丰成。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共获得实物原件资料14.7万件、数字化资料34.5万件、视频资料47万分钟、音频资料56万分钟。
回首过往，张藜欣慰地说：“感谢老科学家们的信任。正是因为这份信任，我们才得以采集到堪称国宝级的实物原件，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才得以建立。”
如今，采集工程的资料将永久保存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这是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张藜说。
感受科学家精神
从黄汲清院士一摞摞工作笔记中，可以窥见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
从王淦昌院士入党后写给杜祥琬院士的回信中，能够体悟到老一辈科学家朴素真挚的爱国爱党情怀。
从何泽慧院士在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的老照片中，不难感受到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
……
近15年来，4000多名采集人员像蜜蜂一样奔赴全国各地开展资料采集。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已完成674位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
“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资料库，有助于研究者厘清中国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张藜说。
老科学家代表、北京大学教授武际可曾指出，采集工程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科技发展历史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借助这些资料的积累，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题目。
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通过采集工程探索中国科技人才成长规律。
梳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张藜深刻认识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必须重视基础教育和科学教育，系统的科学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二是要有完善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大胆探索、合理竞争。”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罗兴波自2009年就开始参与采集工程，并参与了卢永根院士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通过梳理研究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我们发现，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到充分体现。”罗兴波告诉记者。
采集工程资料也是科学文化、科学家精神的生动注脚。
采集人员赵晨撰文回忆采集心得时写道：“倾听潘承洞院士学术成长故事，深深感动于他身上体现出的胸怀祖国、奉献人民的爱国精神，踏实勤勉、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道德品质。”
“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工作笔记、工程蓝图等，让科学家形象立体化、科学家故事生动化、科学家精神具象化。”张藜说。
推动科技史研究
刘东生捐赠实物资料8100件，黄葆同捐赠实物资料3547件，周培源捐赠实物资料2200件……
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举办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特展上，部分科学家捐赠实物资料数量表引人驻足。
“如果没有资料，采集工程就没有基础，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就是空中楼阁。”张藜说，“得益于形成的一整套资料采集学术规范，采集工程才能够持续下去并取得丰硕成果。”
在采集工程的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有意识地启动本单位的资料采集工作。
这让张藜又忧又喜。“一方面，很多珍贵的资料留在了科学家原单位，这对采集工程而言是一个遗憾。另一方面，很欣慰地看到，许多机构完全按照采集工程的学术规范和指南开展采集工作。这说明，采集工程推动了人们对共和国科技史的重视和研究。”
罗兴波告诉记者，针对资料搜集难题，采集工程也将采取新举措。比如加强科学家博物馆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实现资源共享。
随着资料采集工作的不断拓展，将有更多采集成果问世，成为国家记忆、时代坐标、人民财富。罗兴波说：“还有很多资料尚未开发，我们希望深入挖掘和释放采集资料的价值。”
而这意味着，需要更多专业人才。
一个采集小组的基本构成至少包括三个人：理解科学家学科专业的人，熟悉科学家经历或具有科学史专业背景的人，懂得情报档案编目工作的人。
“采集工程离不开专业敬业的团队。”张藜说，新加入的采集人员都要接受培训，学习采集流程和规范。
采集工程实施的头一个十年，张藜绝大部分精力放在采集工程上，青丝逐渐变白发。
张藜说：“资料搜集、入藏、管理、开放、使用，每一步都艰难而琐碎，而且是无法被公众看见的工作。合格的采集人员需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怀揣热爱投身到采集事业中来，唤醒沉睡的科技史资料，成为科技史的研究者、科学家精神的传播者。”张藜呼吁。
5月30日下午，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对张藜而言，这是近15年工作的一次重要交付，也是十几年前诺言的庄重兑现。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首展是“530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重点活动之一，190余位科学家的400余件（套）珍贵实物面向公众展示，包括书信、手稿、工作笔记、日记以及科学家使用过的仪器设备等。
这些珍贵藏品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首展的底气，而这份底气源于一项重大工程——“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
2015年，时任中国科协战略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周大亚在采集工程2015年度四川省巡查工作会议上说，采集工程是一项文化工程、民心工程，更是一项良心工程。
抢救国家记忆
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门共同组织实施采集工程。
采集工程以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重点面向年龄80岁以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科学家，系统采集反映老科学家家庭背景、求学历程、师承关系、学术交往、科研活动等各类文献资料，以及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用品和仪器设备等。
采集工程启动之初，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张藜受邀起草学术规范指南。后来她担任了采集工程首席专家。
采集资料主要分为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音像资料三大类。
“实物原件是采集工程最珍贵的资料。”张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最初，我一位一位打电话给科学家或他们的家人，甚至登门拜访，说服他们把实物原件捐给采集工程。”
这是异常艰难的过程。
实物原件也是科学家及其家人的珍藏，凭什么捐给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工程？
为了打消一些老科学家的顾虑，张藜承诺：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些资料，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
被采集团队的专业和执着打动，越来越多老科学家慷慨捐赠实物资料。
在张藜看来，当时启动采集工作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老科学家与世长辞，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抢救与他们有关的学术资料。否则就是科学界的遗憾，也是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她说。
2010年夏天，首批采集工程启动，采集对象共50位老科学家。
十多年里，首批采集的老科学家相继离世。“采集工程的音视频访谈，留下了他们最后的音容笑貌。”张藜感慨。
漫漫采集，岁物丰成。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共获得实物原件资料14.7万件、数字化资料34.5万件、视频资料47万分钟、音频资料56万分钟。
回首过往，张藜欣慰地说：“感谢老科学家们的信任。正是因为这份信任，我们才得以采集到堪称国宝级的实物原件，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才得以建立。”
如今，采集工程的资料将永久保存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这是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张藜说。
感受科学家精神
从黄汲清院士一摞摞工作笔记中，可以窥见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
从王淦昌院士入党后写给杜祥琬院士的回信中，能够体悟到老一辈科学家朴素真挚的爱国爱党情怀。
从何泽慧院士在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的老照片中，不难感受到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
……
近15年来，4000多名采集人员像蜜蜂一样奔赴全国各地开展资料采集。截至目前，采集工程已完成674位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
“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资料库，有助于研究者厘清中国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张藜说。
老科学家代表、北京大学教授武际可曾指出，采集工程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科技发展历史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借助这些资料的积累，才有可能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题目。
与此同时，研究者可以通过采集工程探索中国科技人才成长规律。
梳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张藜深刻认识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必须重视基础教育和科学教育，系统的科学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基础；二是要有完善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鼓励大胆探索、合理竞争。”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罗兴波自2009年就开始参与采集工程，并参与了卢永根院士的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通过梳理研究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我们发现，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在他们身上表现得到充分体现。”罗兴波告诉记者。
采集工程资料也是科学文化、科学家精神的生动注脚。
采集人员赵晨撰文回忆采集心得时写道：“倾听潘承洞院士学术成长故事，深深感动于他身上体现出的胸怀祖国、奉献人民的爱国精神，踏实勤勉、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道德品质。”
“生物标本、矿石样本、工作笔记、工程蓝图等，让科学家形象立体化、科学家故事生动化、科学家精神具象化。”张藜说。
推动科技史研究
刘东生捐赠实物资料8100件，黄葆同捐赠实物资料3547件，周培源捐赠实物资料2200件……
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举办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特展上，部分科学家捐赠实物资料数量表引人驻足。
“如果没有资料，采集工程就没有基础，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就是空中楼阁。”张藜说，“得益于形成的一整套资料采集学术规范，采集工程才能够持续下去并取得丰硕成果。”
在采集工程的示范作用下，越来越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有意识地启动本单位的资料采集工作。
这让张藜又忧又喜。“一方面，很多珍贵的资料留在了科学家原单位，这对采集工程而言是一个遗憾。另一方面，很欣慰地看到，许多机构完全按照采集工程的学术规范和指南开展采集工作。这说明，采集工程推动了人们对共和国科技史的重视和研究。”
罗兴波告诉记者，针对资料搜集难题，采集工程也将采取新举措。比如加强科学家博物馆体系建设，推动建立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实现资源共享。
随着资料采集工作的不断拓展，将有更多采集成果问世，成为国家记忆、时代坐标、人民财富。罗兴波说：“还有很多资料尚未开发，我们希望深入挖掘和释放采集资料的价值。”
而这意味着，需要更多专业人才。
一个采集小组的基本构成至少包括三个人：理解科学家学科专业的人，熟悉科学家经历或具有科学史专业背景的人，懂得情报档案编目工作的人。
“采集工程离不开专业敬业的团队。”张藜说，新加入的采集人员都要接受培训，学习采集流程和规范。
采集工程实施的头一个十年，张藜绝大部分精力放在采集工程上，青丝逐渐变白发。
张藜说：“资料搜集、入藏、管理、开放、使用，每一步都艰难而琐碎，而且是无法被公众看见的工作。合格的采集人员需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
“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怀揣热爱投身到采集事业中来，唤醒沉睡的科技史资料，成为科技史的研究者、科学家精神的传播者。”张藜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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