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黎雨辰 北京报道
伴随证监会公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超30万亿元的公募基金行业正式迎来系统性改革。此后一个月，首批新型浮动费率基金领跑发行市场，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及基准库也呼之欲出，一系列措施的渐次落地，让可感可及的“深改”在投资者面前拉开帷幕。
近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刘锋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分享了其对此次改革的见解。
刘锋指出，此次公募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完善长效制度机制，锤炼出一批具备穿越周期能力、理解产业发展规律的管理人队伍。同时，也将有助于改变行业过度依赖通过不断发行新基金收取申购费赚“快钱”的陋习，使其回归初心使命。
砥砺二十七载后，公募行业在修炼高质量发展“内功”的道路上，仍需步履不停。在刘锋看来，下一步，加强在公募市场产品优化和出清、信息披露逻辑优化和质量强化等方面的监管协同，可以作为持续推动行业生态规范化的方向。
有效提升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建设和管理水平
21世纪：如何理解本轮公募基金改革的叙事逻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中最核心的议题是什么？
刘锋：何为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提升基金管理人的专业素养，特别是核心投资决策者的经验积累，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次改革方案的核心目标，正在于有效提升基金管理人的能力建设和管理水平，真正服务产业发展。同时，也切实壮大、支持银行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
当前，我国的公募管理人建设仍存在两大核心问题。一是在核心机构投资者的能力建设上，依然面临着缺乏经历时间沉淀的挑战。
纵观海外成熟市场，无论是私募还是公募，能够真正掌管大规模资金、担任基金经理的人，往往有一个并非监管硬性规定、但至关重要的隐形门槛——具备14年左右的行业经验。14年这一数字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逻辑支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通常需要7年左右的时间来演绎，这意味着如要具备独立掌管大规模资金的能力，基金经理至少需要亲身经历并理解2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唯有如此，才能深刻洞察市场在不同阶段的运行规律和风险特征，形成成熟的投资框架和风险意识。
相比之下，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从业仅2-3年的基金经理就被赋予管理大规模基金的重任。这类缺乏完整经济周期历练的基金经理，对市场的复杂性和风险缺乏深刻认知，如恰好在市场狂热期入行并取得短期成功，很容易将市场普涨带来的业绩误认为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可能导致其未来投资决策的重大失误，更难以支撑其进行着眼于产业长期发展的价值投资。
二是部分基金经理的敬畏市场、敬畏法律的意识仍需夯实。近年来，伴随监管层持续以“零容忍”态势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正持续健全。然而，“老鼠仓”、内幕交易等顽疾仍时而有之的背后，反映出机构风控体系与投资操作约束流程的效能不足，未能有效识别和阻断潜在的违规操作机会，客观上为个别从业者的侥幸心理提供了实施空间。
在这一视点下，此次公募基金高质量行动方案的落地，核心在于推动建立更科学、更注重长期实践能力的公募产品与管理人考评机制。改革通过约束投资人行为，有望真正锤炼出一批具备穿越周期能力、理解产业发展规律、具备高度自律和道德底线的管理人队伍，进行基于深度研究的长期资产配置。同时，也将间接提升从业者的市场与法律敬畏心，一体推进公募行业强监管、防风险，促进高质量发展。
基金经理收入分配应与其实际创造的收益及客户资产安全高度关联
21世纪：强化业绩比较基准，加深基金经理与投资者的利益绑定，是此次公募基金改革的关键词。这一改革方向的必然性是什么？
刘锋：在公募基金改革的推进下，公募机构滥发新基金、靠申购费“赚快钱”的习惯有望被斩断，并逐渐向“靠管理能力赚钱”转变。
公募市场“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意味着大量基民在市场高点跟风买入新基金却难以盈利，背后反映出基金公司营销方式存在的弊端。长期存在的滥发新基金现象，本质上是利益驱动下畸形发展的产物。
成熟的市场经验表明，公募基金市场整体规模的提升，本应更多来自已发行产品由历史业绩推动的自然增长，而非依赖高频次的新基金发行。我国公募基金从1998年初创迄今，也已积累了接近30年的业绩数据，完全具备筛选优质存续基金的条件。
但当前，许多基金公司过度依赖新发产品收取申购费赚取“快钱”，而忽视通过持续管理能力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这一根源一方面在于销售端存在“虹吸效应”，即市场热度高涨时新基金更容易募集，因为市场躁动会产生巨大的需求。但此时入场的投资者反而面临更高风险。另一方面，现行前端收费机制直接刺激短期销售行为，以及部分券商返佣的灰色利益链条，也与投资者长期利益形成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专业投资人利用专业和信息优势侵害普通投资人利益，这也是职业操守缺失和此类监管缺位的表现。
针对这一问题，确保基金经理收入分配与其实际创造的收益及客户资产安全高度关联，杜绝“风险由投资者承担，收益由管理人分享”的权、责、利不对等现象，是公募改革的必然方向。通过推行浮动费率等调整，将各方收益与产品长期表现深度绑定，让基金管理人通过持续创造超额收益获取管理费分成后，可以倒逼行业回归代人理财的资产管理本质，构建起以投资者利益为核心的良性生态体系。
向更长远来看，我国公募基金费率结构的改革，还可持续对标国际成熟市场的规则与实践。以美国公募基金行业为例，目前其取费模式已高度透明化并向“低费用”转型，“免申购费”（No-Load）基金成为市场主流，仅对短期赎回行为设置一定惩罚性费用，这种结构显著压缩了因短期利益驱动损害投资者长期权益的操作空间。
“严进宽出”，优化基金信息披露的逻辑和主动性
21世纪：公募基金行业在规范化方面，未来还有哪些可以提升之处？
刘锋：一是构建公募基金“严进宽出”的生态，将基金评价与产品出清形成强关联。
市场机制应当成为决定公募基金存续的核心力量。基金的生存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其能否吸引并留住投资人、能否形成并维持一定的管理规模。但当前行业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许多业绩不佳、规模过小的迷你基金并未有效退出，而其管理人却仍在不必要地发行新基金，这种新发行为一定程度上带有短期套利的目的。
对于成立两三年后仍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都成问题的基金，应当有清晰的认识并主动退出市场，或者由监管机制推动其及时清盘。和A股市场的警示与退出机制类似地，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公募生态体系，其核心原则也应是产品的“严进宽出”，即在加强对新发产品准入管理的同时，建立严格、高效的淘汰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的常态化。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将监管考核与市场化考核相结合，建立并严格执行一套简单、透明、有效的评价体系。事实上，成熟的基金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在国内也早已存在，可以充分借助这些专业评价力量，清晰、直白地反映基金的真实表现，为市场出清提供客观依据。
二是优化基金信息披露的逻辑和主动性。尤其对于主动权益基金，可以进一步鼓励行业通过真实、详尽地披露持仓分析与投资人实际盈利情况来构建投资者信任。
信息披露是公募基金的重要支柱，但目前，市场中的产品信披内容亟待告别“千基一面”的格式化现状。例如主动权益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往往充斥大量趋同的合规条文，却未能实质性地、差异化地阐明基金的核心投资策略，如基金经理具体的投资框架、决策流程、行业偏好逻辑等，这使得投资者难以通过公开文件有效甄别产品特质。
基金定期业绩报告的披露，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推送规范。与海外成熟市场按季度主动向基金持有者推送产品“报告卡”（Report Card），以高可视化水平呈现基金在报告期内资产配置、调仓换股、资金申赎等动态的形式相比，国内公募基金的定期报告，在信息直观度与丰富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要切实提升基金行业的专业服务能力，监管部门要做好公募管理人信披规范的“守门人”。一方面，强化信息披露内容的实质性审查标准，并将内部审计、外部审计机构的质量控制纳入监管视野。同时，也进一步针对“不细不全、不及时、不清晰”的问题，推动基金公司在规范持仓披露方面达到高标准。
作为行业依法合规健康发展的最后一道防线，监管部门要始终立足于保护普通投资者权益，对违法违规如内幕交易、“老鼠仓”、市场操纵等严重侵害投资者权益、放大投资者风险等行为，要准狠快地依法透明进行惩戒并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查明给投资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予以经济赔偿。希望这次立法修订也要补齐这些方面的短板。
本文链接：专访经济学家刘锋：杜绝“风险由投资者承担，收益由管理人分享”是公募改革必然方向http://www.sushuapos.com/show-3-14607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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