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婧 郭聪聪
2025年是我国信托行业制度变革的关键之年。这一年里，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在北京、上海等多地持续落地推进，既为“以房养老”破题提供了制度支撑，也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除了不动产领域，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也迎来了多项突破。北京市朝阳区将破产企业股权装入信托，通过信托机构专业管理和资本运作,帮助企业实现破产重整。杭州正式启动股权慈善信托登记试点，为信托登记制度的完善和慈善事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随着配套制度的不断完善，信托正从一项专业金融工具，转型为承载养老保障、资产盘活与财富传承等多重功能的金融载体。”全国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信托业协会第一届养老信托专业委员会主任金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金李告诉记者，随着资管新规的深入实施，传统的信托通道类业务难以为继。转向服务型的普惠信托，虽然单笔利润变薄，但服务群体广、需求粘性高，能够倒逼信托机构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行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至于主要面向高净值人士的股权信托业务，也将随着登记制度的不断完善，为民营企业顺利“交接班”提供有力保障。
将“不动产”变成流动的金融资源
《21世纪》：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您曾提到信托制度可为“以房养老”破题。不久之后，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就在全国多城落地，真正让这项制度开始触达普通家庭。展望未来，您认为不动产信托将如何改变我们的养老生活？
金李：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的成功落地，意味着“不动产”可以变成流动的“养老资源”，这将极大丰富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供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解决“信任”难题，消除后顾之忧。过去“以房养老”推行难，核心在于老人担心房屋产权转移后机构破产或违约，导致“房财两空”。不动产信托登记确立了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意味着房产在法律上独立于养老机构，即使机构经营不善，房产依然属于信托财产，主要用于保障老人的养老权益。
其次是实现“权益变现”，提升养老品质。通过信托架构，老人无需出售房屋所有权，仅将房产委托给信托，即可获得稳定的现金流用于支付养老院费用或居家养老服务。老人依然可以住在房子里，或者由信托机构处置房产收益，真正实现“以房养老、老有所依”。
最后是促进“代际和谐”，减少家庭纠纷。不动产信托可以灵活设置受益人和分配规则。老人可以在世时享有房产收益，身故后将剩余权益指定给子女或慈善机构。这种安排既保障了老人的晚年尊严，又避免了因房产继承引发的家庭矛盾。
《21世纪》：天津的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首次将“盘活存量资产”作为核心应用场景，特别是针对国有存量厂房、商业楼宇等。您怎么看不动产信托在盘活沉睡资产方面的发展潜力？
金李：天津试点将“盘活存量资产”作为核心场景，抓住了当前经济转型的痛点，具有示范意义。不动产信托的一大优势在于可以构建“资产防火墙”，实现风险隔离。传统的资产盘活往往受制于原企业的债务风险，导致优质资产被拖累。通过不动产信托登记，厂房、楼宇等资产所有权转移至信托名下，实现了与原企业信用的物理隔离。这不仅提升了资产信用评级，也为后续通过资产证券化（如REITs）融资创造了前提条件。
不动产信托的另一大优势是引入专业运营机构，提升运营效率。许多国有存量资产之所以“沉睡”，往往是因为缺乏市场化运营机制。信托架构可以引入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利用其市场化手段提升租金收益和资产价值，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此外，不动产信托还有助于打通“投融管退”闭环，激活长期资本。信托制度为存量资产提供了标准化的持有载体，能够有效对接社保、保险等长期资金。这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更让原本流动性差的硬资产变成了可交易的金融产品，真正让“死资产”变成“活资金”，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明确股权作为信托财产的法律地位
《21世纪》：除了不动产领域，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也迎来了多项突破，例如，全国首单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在北京落地，杭州也启动了全国首个股权慈善信托登记试点。这一进展对破解民营企业传承难题、推动信托业回归本源具有怎样的价值？
金李：股权信托登记在北京和杭州的破题，是信托制度完善的又一里程碑，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维度。
一方面，股权信托登记可以为民营企业家提供“定心丸”，破解传承难题。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传承面临的最大痛点是企业股权的保全与控制权稳定。股权信托登记明确了股权作为信托财产的法律地位，实现了所有权、经营权与受益权的有效分离。企业家可以将股权委托给信托，通过设定灵活的收益分配规则，既保障了后代的生活无忧，又避免了因子女争产或经营能力不足导致企业分崩离析。
另一方面，股权信托登记有助于推动信托业回归本源，重塑行业生态。这一突破引导信托公司从传统的信贷融资通道业务，转向以财产管理、财富传承为核心的服务信托业务。特别是杭州的股权慈善信托试点，更是将私人财富转化为社会公益力量，体现了信托制度的社会价值。这不仅是业务转型的机遇，更是信托业回归“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本源的必由之路。
设立信托的制度性成本仍待降低
《21世纪》：已有的各地不动产、股权信托财产登记试点，对于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有何积极意义？当前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还要越过“几重山”？
金李：各地试点的开展，为建立全国统一制度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具体案例验证了制度的可行性，提供了差异化的样本，为顶层设计逐步扫清操作层面的盲区。然而，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当前还面临三方面挑战。
一是法律协调层面的挑战。目前信托法仅原则性规定了登记生效，但缺乏配套的实体法支撑。信托财产登记如何与民法典、公司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有效衔接，解决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法律冲突，是首要难题。
二是部门协同层面的挑战。信托财产涵盖不动产、股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形态，分属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建立统一制度，核心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这需要更高层面的统筹协调。
三是税务配套层面的挑战。缺乏全国统一的登记制度，税务机关往往难以认可信托财产转移的非交易属性，导致重复征税。只有建立了具有公信力的统一登记体系，才能为税收中性原则的落地提供制度基础。
《21世纪》：信托财产登记试点虽然打通了登记通道，但如果资产装入环节的税负成本过高，可能让许多原本有意向的家庭和企业望而却步。您认为破解信托税负痛点的关键是什么？
金李：破解信托税负痛点的关键，在于确立“税收中性”原则，从制度层面解决“非交易过户”的税务认定难题。
目前，信托财产在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环节，往往被视同一般性的资产交易，征收增值税、所得税甚至土地增值税。这种“装入即征税”的模式，忽略了信托财产并未发生实质性权属变更的本质，导致大量潜在业务因高昂的“入场费”而止步。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我建议重构税收时点。应明确信托设立时的财产转移属于“非交易过户”，予以免税或递延纳税，将征税节点后移至信托收益分配或信托终止、资产变现之时。这样既符合信托财产管理的实质，也避免了因制度原因导致的资金占用。
还可以考虑推动试点先行。建议在现有的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地区，同步探索信托税收优惠试点。通过“登记+税收”的双轮驱动，降低家庭和企业设立信托的制度性成本，真正打通财富传承与服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
《21世纪》：近年来，包括家庭服务信托在内的普惠型信托产品大幅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更多中等收入家庭有机会接触信托服务。您如何看待信托“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趋势？
金李：信托“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行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普惠金融深化的体现。过去信托往往被视为高净值人群的专属，而家庭服务信托等将门槛降至百万级甚至更低，让中等收入家庭也能利用信托架构实现财产独立。在婚姻风险、债务隔离等突发状况下，这为普通家庭提供了一份法律层面的“财产保险”，具有重要的民生价值。
长期以来，国内投资者过于关注资产的短期增值，而忽视了财富的稳健传承与风险隔离。普惠型信托的推广，有助于引导大众从单纯的“买产品”转向“做规划”，培养长期主义和家庭资产配置的正确理念。对于信托业而言，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随着资管新规的深入实施，传统的通道业务难以为继。转向服务型的普惠信托，虽然单笔利润变薄，但服务群体广、需求黏性高，能够倒逼信托机构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推动行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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