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被一位家长持续举报两个月的经历，在网上引发了一波家校关系的讨论。据沈奕斐讲述，这位家长和她连麦时称孩子遭遇“校园霸凌”，但未能提供有力说明。沈奕斐认为，孩子分享零食未获同学回赠、与同学互相推搡等属于儿童日常交往中的社交摩擦。但这番说法却触怒了对方，沈奕斐所在单位随后收到了“连环举报”。
近日，复旦大学公布了有关这一事件的调查结果。校方确认，沈奕斐副教授在直播间对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最终，校方未给予沈奕斐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专业处置。
但这样一起个案，依然折射出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现实：当举报沦为低成本、零风险的“武器”，当学校和教师动辄得咎、谨小慎微，家校关系便会撕裂甚至走向对立。更让人深思的是，如果老师只能“弯着腰”教书，又如何教出“挺直脊梁”的学生？
复旦大学沈奕斐副教授回应视频截图 图源：“浙江新闻”微信公众号
一
沈奕斐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家长以及学生举报教师、学校的事件屡见不鲜。据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1至8月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不实率高达94.5%。诸多不实举报背后，是一个个为了自证而来回奔波、配合调查的老师，以及一次次被空耗的教育与行政资源，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多输”局面。
伤害教师的尊严。无理举报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莫须有”罪名缠身的教师。就像这次沈奕斐副教授被举报期间，需要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耽误正常工作。即便最终还了老师清白，那段被质疑的日子也很可能在老师心里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更需要担忧的是，经历了举报的老师在今后的教学中更容易选择消极自保，比如为了避免争议而减少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不进行必要的批评引导。有网友留言：“只要你保持微笑、礼貌克制，你就永远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但只要你一旦动了真情、想拉他一把、想严厉地管教，你就站在了悬崖边上。”听来令人唏嘘。
扰乱学校正常秩序。无理举报不仅伤害教师，也可能会瓦解学校的正常管理秩序。一通电话、一封信件、一个帖子，无论真假对错，学校都必须启动调查、开展沟通乃至上报材料。有些基层学校本就人手紧张，大量精力被牵制在应对投诉上，反而挤压了正常的教学管理。巨大的压力下，一些学校无奈选择“息事宁人”——先让老师“认个错”“道个歉”，把事态平息下去。这种“和稀泥”的做法，虽然解决了眼前的矛盾，实则在透支学校的公信力。当老师发现学校不再是自己的后盾，当家长发现“闹一闹就有甜头”，学校、老师、家长之间的信任便会不断消磨。
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在这场“多输”困局中，最终被反噬的是学生的未来。当教师因担心被举报而选择“明哲保身”，最直接感受到这种变化的正是学生：老师不敢批评，长此以往，学生容易模糊对错边界；老师不敢严管，学生便不会敬畏规则；老师不敢互动，课堂便只剩下冰冷的单向灌输。同时，这样的无理举报也让学生在无形中习得一种扭曲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顺心就投诉，不满意就举报，不妥协就闹大。这不仅影响健康教育环境的营造，更会影响学生规则意识的形成和对师生关系的正确认知。
二
当然，在个别教师确实存在师德失范行为的现实背景下，举报是家长维护正当权益的重要渠道，也是教育监督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当举报被滥用甚至异化为“伤人利器”，就必须反思问题产生的根源。
举报成本的缺失。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道德风险”，即一方在增进自身效益的同时，使对方利益受损的可能性。数字化时代，市民热线、政务平台、社交媒体等让举报渠道触手可及。然而，与便捷相伴的，是成本的微乎其微。举报成功可以满足诉求，举报失败却无需承担实质性后果。这种“不对称”的博弈，客观上催生了“道德风险”现象，促使部分家长将举报当作满足自身诉求、发泄情绪的施压工具。
教育焦虑的转嫁。许多家长的焦虑，早已不是个体情绪，而是一种集体症候。此前有报告显示，有八成受访家长因孩子学业表现感到焦虑。焦虑如水，总需出口。当家长难以改变现状、对抗压力时，便可能会出现心理学上的“替代性攻击”，简单地把孩子教育上的问题归结为学校和教师的失责。可悲的是，泄洪之后，洪水还在；而被冲垮的，往往是正常的教学环境和教师的职业尊严，学校和教师因此常常处于如履薄冰的紧张状态。
家校角色的错位。这几年，不少人都有一种感觉，家长累、老师苦，两边都觉得自己委屈。究其根本，在于责任边界的模糊。一边是有些家长成了随叫随到的“编外员工”，一边是有些教师被迫承担了本不该担的任务，双方都在被动越界、相互拉锯，谁也停不下来，只能一步步走向各自的“对立面”，眼睁睁看着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其中极端表现之一便是举报。家校共育的理念当然是对的，但共育不代表“共担一切”，合理的共育应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
图源：“中国教师报”微信公众号
三
在笔者看来，要刹住这股无理举报的风气，呵护好教育的生态，至少需要做三件事。
为老师挡住风雨。面对无理举报，沈奕斐副教授有底气硬刚，但对于多数基层的老师来讲，还是需要制度来“撑伞”。一方面，要在事前划出教育惩戒的安全区。把允许的惩戒方式清晰地列出来，让老师可以依法合规采取管教措施，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在事后拉起针对恶意举报的警戒线。对于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行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让诬告者得到应有惩罚，对法律规则有敬畏之心，才能让举报回归监督本意。同时，对于查无实据的不实举报，应及时澄清，为老师提供法律、心理与媒体的支持。
给学校卸下“紧箍咒”。学校的主责是育人，不能把过多精力消耗在应对无休止的举报上。相关部门需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克服把“零举报”“零投诉”作为硬指标的评价偏差，赋予学校更多的容错空间，将学校从“维稳焦虑”“舆情焦虑”中解放出来。如此，学校才能真正回归育人本位，老师也才能更安心地站在讲台上。
让社会回归尊师重教的传统。制度再完善，也抵不过信任的崩塌。家长与老师是合伙人，不是甲方与乙方的关系，应当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加强合作，在理解与对话中积累信任。平台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应当坚持正确导向、坚守价值底线，多传播教书育人的故事，弘扬尊师重教的风尚，拒绝为了流量煽动家校对立。公众对待家校矛盾的个案，也需要多一些理性的思考，不盲目站队、不轻信谣言，给真相一点时间，给教育一点空间。
教育是静待花开的漫长旅程，重在悉心浇灌、慢慢成全，而非彼此指责、急着攻伐。避免“举报成风”，才能让教师真正成为受社会尊重的职业，让孩子们在健康的土壤中向阳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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