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罗布泊一声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60年间，一代代追寻“两弹一星”辉煌事业的科技工作者，“干着惊天动地事，做着隐姓埋名人”，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谱写了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回忆父辈那段投身报国的燃情岁月，“两弹一星”元勋之子们接过父辈们的信仰旗帜，成为“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者。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报国讲坛”上，他们追忆着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讲述着父辈们为国奋斗的动人故事。
是科学家，更是一位好父亲
“1964年是父亲特别忙碌的一年，我当时十岁，印象里那一年他几乎没有回家。”1964年，朱光亚作为父亲的形象，在儿子朱明远心中是模糊的。长大后的朱明远后来才知道，那一年的父亲正在茫茫戈壁详尽部署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试验的各项工作。
“父亲就读中学和大学期间就立下志向，要让祖国强大起来。”朱明远说，保家卫国的信念，曾一度影响父亲的大学专业选择。后来父亲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成为当时第一批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海外游子。
功成背后，是朱光亚坚守一生的严谨学风。据其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物理学启蒙老师魏荣爵先生回忆，朱光亚的物理作业书写规范整洁，“可以交给书店作为物理课本使用”。后来，无论是在国立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期间，还是赴美留学期间，甚至在当了教授后，朱光亚都时刻秉承着严谨的学习态度和习惯。朱明远说，看着父亲的作业、考卷和笔记，都在无声地告诉自己一个质朴的道理：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打好基本功。
朱光亚的美国教授评价说，阅读朱光亚的考卷是一种享受。（朱明远供图）
除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朱明远的眼中，朱光亚更是个好父亲。1978年恢复高考时，24岁的朱明远只有小学文凭，朱光亚工作之余不仅辅导他的数学和物理，还自己编写了辅导提纲。“当时父母鼓励小学文化的我考大学，父亲辅导我数学和物理，母亲辅导我化学。一年恶补中学六年的课程，连课本都是他们自己新编的。”
朱光亚（右）给儿子朱明远辅导高考。（朱明远供图）
“父亲说我物理概念不清，建议我读了计算机软件专业。”在攻读了父亲帮自己选定的计算机软件专业后，朱明远参与设计的软件系统曾于2020年随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登上太空。
直至2005年81岁时，朱光亚正式退休，5年后，这位照亮了中国半世纪的科学家在病床上与世长辞。按照遗嘱，朱光亚的一部分骨灰埋葬在了他牵挂一生的马兰核试验基地。之后，朱明远每年都会去那里继续他的科研实验，并看望父亲。
“我没有让他失望，我们不伟大，但我们很执着，这是他所希望的，他说做事要执着，不管你事做得大还是小，要执着。”朱明远说。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提到中国第一颗氢弹，于敏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当人们要把“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给他，他却执意婉拒。
于敏之子于辛说，在他心中，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于敏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开始研制氢弹时，条件非常简陋，于辛曾听父亲讲过当年的困难：不少科研人员因为营养不良而身体浮肿，更主要是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当时，电子计算机主要能用的只有一台，每秒1万次，而且分配给氢弹预研小组的时间，每个礼拜只有约十个小时，还都是夜里。于是，科研人员就动用最古老的工具，算盘跟计算尺……
“父亲是个一心为国的人。”于辛说，为了突破氢弹理论，父亲于1965年9月率队南下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完成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此后几年，他又为研制核武器八上高原、六到戈壁，累得两次休克。
于敏的家里挂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对于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家里的床用了三四十年，写字桌陪伴了他大半辈子。
于敏的生活环境。（于辛供图）
“父亲是一个认真负责、平易近人的人。”于辛回忆，很多人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论”：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父亲总会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在于辛眼中，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脸络腮胡子，总是紧锁着眉头，时刻思考着问题。年轻时，于敏出差总是带着妻子的照片，后来有了儿孙辈，就把他们的照片也一起带上。每次去上海出差，他都会想办法给孩子们捎上大白兔奶糖。“奶糖往水里一放就是一杯牛奶，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味道。在我小时候，父亲回到家我早已熟睡，但他总会抱起我、亲吻我，我那时不喜欢被他的胡子扎醒，现在回想起来是满满的幸福感。”
于辛说：“父亲一生中也留有遗憾，比如，因为国家需要，他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因为工作性质，他没有出国留学；因为国家任务繁重，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特别是对妻子的愧疚。”
1971年，于敏（右后）和妻子、儿女在北京十三陵合影。（于辛供图）
父亲的嘱托，铭记一生
邓稼先（左后）与父母、妻子、儿女。（邓志平供图）
在经历少年时期与家人天各一方，多地辗转在艰苦环境中求学后，邓稼先毅然拒绝了留在美国安稳度日的诱惑，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就登上了归国的轮船。
“对于父亲那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明白留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个人的学术前途多么有利，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多么的安逸。”邓志平说。但是，老一辈科学家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祖国，亲手把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国家。
在分享中，邓志平回忆起父亲在确诊中晚期直肠癌后的故事。在第一次手术后一个多月的国庆节，邓稼先带着警卫员游泽华偷偷溜出病房，来到天安门广场，向游泽华许下了“见证国家富强后回来看看我”的愿望。
在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邓稼先用颤抖的手写条子，准备用手术后病情稳定的两三个月时间起草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建议书。
1986年6月25日，邓稼先在病床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邓志平供图）
邓志平说，父亲以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深厚的科学造诣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的这份建议书，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
1986年，邓稼先因病辞世。邓志平回忆，直到临终前，父亲惦记的还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60年前，罗布泊一声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60年间，一代代追寻“两弹一星”辉煌事业的科技工作者，“干着惊天动地事，做着隐姓埋名人”，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谱写了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回忆父辈那段投身报国的燃情岁月，“两弹一星”元勋之子们接过父辈们的信仰旗帜，成为“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者。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报国讲坛”上，他们追忆着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讲述着父辈们为国奋斗的动人故事。
是科学家，更是一位好父亲
“1964年是父亲特别忙碌的一年，我当时十岁，印象里那一年他几乎没有回家。”1964年，朱光亚作为父亲的形象，在儿子朱明远心中是模糊的。长大后的朱明远后来才知道，那一年的父亲正在茫茫戈壁详尽部署第一颗原子弹研制试验的各项工作。
“父亲就读中学和大学期间就立下志向，要让祖国强大起来。”朱明远说，保家卫国的信念，曾一度影响父亲的大学专业选择。后来父亲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成为当时第一批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海外游子。
功成背后，是朱光亚坚守一生的严谨学风。据其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物理学启蒙老师魏荣爵先生回忆，朱光亚的物理作业书写规范整洁，“可以交给书店作为物理课本使用”。后来，无论是在国立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期间，还是赴美留学期间，甚至在当了教授后，朱光亚都时刻秉承着严谨的学习态度和习惯。朱明远说，看着父亲的作业、考卷和笔记，都在无声地告诉自己一个质朴的道理：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打好基本功。
朱光亚的美国教授评价说，阅读朱光亚的考卷是一种享受。（朱明远供图）
除了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朱明远的眼中，朱光亚更是个好父亲。1978年恢复高考时，24岁的朱明远只有小学文凭，朱光亚工作之余不仅辅导他的数学和物理，还自己编写了辅导提纲。“当时父母鼓励小学文化的我考大学，父亲辅导我数学和物理，母亲辅导我化学。一年恶补中学六年的课程，连课本都是他们自己新编的。”
朱光亚（右）给儿子朱明远辅导高考。（朱明远供图）
“父亲说我物理概念不清，建议我读了计算机软件专业。”在攻读了父亲帮自己选定的计算机软件专业后，朱明远参与设计的软件系统曾于2020年随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登上太空。
直至2005年81岁时，朱光亚正式退休，5年后，这位照亮了中国半世纪的科学家在病床上与世长辞。按照遗嘱，朱光亚的一部分骨灰埋葬在了他牵挂一生的马兰核试验基地。之后，朱明远每年都会去那里继续他的科研实验，并看望父亲。
“我没有让他失望，我们不伟大，但我们很执着，这是他所希望的，他说做事要执着，不管你事做得大还是小，要执着。”朱明远说。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提到中国第一颗氢弹，于敏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当人们要把“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给他，他却执意婉拒。
于敏之子于辛说，在他心中，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于敏曾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到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开始研制氢弹时，条件非常简陋，于辛曾听父亲讲过当年的困难：不少科研人员因为营养不良而身体浮肿，更主要是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当时，电子计算机主要能用的只有一台，每秒1万次，而且分配给氢弹预研小组的时间，每个礼拜只有约十个小时，还都是夜里。于是，科研人员就动用最古老的工具，算盘跟计算尺……
“父亲是个一心为国的人。”于辛说，为了突破氢弹理论，父亲于1965年9月率队南下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完成了从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此后几年，他又为研制核武器八上高原、六到戈壁，累得两次休克。
于敏的家里挂着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他对于物质生活没有什么要求，家里的床用了三四十年，写字桌陪伴了他大半辈子。
于敏的生活环境。（于辛供图）
“父亲是一个认真负责、平易近人的人。”于辛回忆，很多人都知道向于敏请教有“三不论”：一是不论时间、场合，随时随地可以提问题；二是不论范围，物理、力学乃至其他相关学科都可以问；三是不论问题大小难易，尽管问，一样耐心解答。“父亲总会将自己的知识、方法、诀窍，乃至最重要的想法和盘托出，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在于辛眼中，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脸络腮胡子，总是紧锁着眉头，时刻思考着问题。年轻时，于敏出差总是带着妻子的照片，后来有了儿孙辈，就把他们的照片也一起带上。每次去上海出差，他都会想办法给孩子们捎上大白兔奶糖。“奶糖往水里一放就是一杯牛奶，我至今都记得那个味道。在我小时候，父亲回到家我早已熟睡，但他总会抱起我、亲吻我，我那时不喜欢被他的胡子扎醒，现在回想起来是满满的幸福感。”
于辛说：“父亲一生中也留有遗憾，比如，因为国家需要，他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因为工作性质，他没有出国留学；因为国家任务繁重，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特别是对妻子的愧疚。”
1971年，于敏（右后）和妻子、儿女在北京十三陵合影。（于辛供图）
父亲的嘱托，铭记一生
邓稼先（左后）与父母、妻子、儿女。（邓志平供图）
在经历少年时期与家人天各一方，多地辗转在艰苦环境中求学后，邓稼先毅然拒绝了留在美国安稳度日的诱惑，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就登上了归国的轮船。
“对于父亲那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当然明白留在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个人的学术前途多么有利，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多么的安逸。”邓志平说。但是，老一辈科学家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祖国，亲手把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国家。
在分享中，邓志平回忆起父亲在确诊中晚期直肠癌后的故事。在第一次手术后一个多月的国庆节，邓稼先带着警卫员游泽华偷偷溜出病房，来到天安门广场，向游泽华许下了“见证国家富强后回来看看我”的愿望。
在第二次手术后的第四天，邓稼先用颤抖的手写条子，准备用手术后病情稳定的两三个月时间起草中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建议书。
1986年6月25日，邓稼先在病床过了他最后一个生日。（邓志平供图）
邓志平说，父亲以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深厚的科学造诣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交的这份建议书，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
1986年，邓稼先因病辞世。邓志平回忆，直到临终前，父亲惦记的还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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