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左祖右社

2024-08-30 08:04:34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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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中轴线，处处体现出古人对称和谐的理念。按阳在东，阴在西；文在东，武在西的建筑一一对称。比如明代大明门前的千步廊两侧，衙门文在东，为吏部、户部、礼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宗人府；武在西，为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太常寺、锦衣卫等；殿堂设置上文华殿在东，武英殿在西。

紫禁城以中轴线为轴，有一对建筑遵循古代《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规制设计建造，这一对建筑，太庙体现中国古代敬天法祖，社稷坛体现中国农耕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皇权象征。太庙和社稷坛见证过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档案中可以抽丝剥茧，细细品读。

太庙祭祖礼仪严

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紫禁城东侧。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

太庙坐北朝南，四座殿堂式建筑沿着中轴线依次递进，戟门是礼仪之门，享殿是举行祭祖大典的地方，寢殿是供奉祖先牌位的禁地，祧庙是供奉远祖的殿堂。井亭、神厨和神库配殿依次排列于两侧。

走进太庙两旁的夹道，置身古老的红墙与深绿色的古柏丛林之中，金碧辉煌、错落有致的建筑，体现出皇家设计庄严肃穆的主旨。

中国是礼仪之邦，《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清会典》记载，每年皇帝万寿和夏至、冬至三个节，都要举行皇帝亲自参加的大典。太庙每年的祭祀种类一般有三种方式和规格。大祀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少有皇帝亲祀，常规时派官员祭祀。

清代皇帝祭祖时间，有三个时段。每年春夏秋冬的首月，即农历1月、4月、7月、10月举行的祭典称“时享”，每年岁末举行的祭典称“祫祭”，祫祭是凡婚丧、登极、亲政、册立、征战等国家大事之祭典称“告祭”。殿内陈设金漆雕龙雕凤帝后神座及香案供品等。

太庙的东配殿，供奉着历代的有功皇族神位，西配殿，供奉异姓功臣神位。中殿称寝殿，后殿称祧庙。祭祖前先将祖先牌位从寝殿、祧庙移至前殿神座安放，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

皇帝有大事，欲颁诏天下之前，先要于前一日去太庙告示祖先。据清代《国朝宫史》记载：“皇帝御大朝则鸣钟鼓以为节，亲祀坛庙出午门则以钟祭，太庙则以鼓”。

乾隆时期，每年到太庙的亲祭，乾隆皇帝都要用诗和述事文字记述下来，向先祖告知他的心声和一年所要做的大事。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的夏天，乾隆于孟夏（农历四月）时节去太庙，写下一首御制平定准噶尔告祭述事诗：告成蠲祀异尝蒸，太室薫风瑞霭凝。梗化昔延六十载，怀恩今挈百千朋。伊犁辽阻奚堪恃，列祖威灵实式凭，久计永安方廑念，敢因蒇事忘兢兢。

清代前期的新疆以天山为界，北路为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控制，南路为大小和卓所据。康、雍两朝，准噶尔置备军械，结引外族，致使漠北边疆的战火连绵不绝。

清统一准噶尔之战，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式打响，一直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才宣告结束，长达近70年。

乾隆初年，天山南北仍处于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的统治之下，但此时准噶尔内乱频生，部众离散，终使乾隆下定决心，借助武力彻底平定叛乱，并且制定了“两路进兵，直抵伊犁”的进攻战略。清军经过多年远程奔袭，展开大小十余次战斗，两定准噶尔，再定大小和卓部。乾隆皇帝终于实现了康、雍未竟之志，“收自古以来未收之地，臣自古以来未臣之民”，确定了此后中国疆域的基本轮廓。

此后，乾隆还让宫廷画师郎世宁将平定准噶尔之乱及大小和卓部的图绘成一组，流传下来。

辛亥革命以后，太庙一度仍归清室所有，1924年才辟为和平公园。不过，根据档案记载，在抗战期间，太庙一度成为屯粮之处。

据档案记载，1945年10月，据市民任叔泰函报，称太庙封存了大量白米，另外，东郊和西郊的食库存粮堆积如山，甚至有的已经发芽。时任北平市长的熊斌签署训令，要求查清市民函称太庙的粮食和东西郊食库存粮一事，并将粮食贬价出售，使粮价回落。

接到训令后，内六区警察分局迅速派第一分驻所警官前往太庙内调查。驻守此处的是故宫博物院警卫队分队，队长伊文寿称，这些粮食是在1944年10月和11月，日伪时期的食粮公社在此存放的。食粮公社的社长雇人运来白米后，存放在太庙东西配殿里，在外面贴上封条。

1945年10月25日，粮食部北平粮政特派员办事处派员前来核查，太庙里确有存粮一万余包，遂重新进行封库，在各门外贴上新的封条，并有专人值守。到了1946年1月26日，内六区警察分局报称，太庙西庑有粮食部存放的大米，经该部第四库主任司景圣监视，已经发给国民党军队。

经过东郊警察分局调查，日本人在东西郊存粮的事，也是真的。日本商人在东郊皇木厂前街八号开了酱油厂，存放了千余袋小麦和黄豆。日本投降后，这些粮食已被国民政府参议吴景南接收查封，并派宋志南驻厂看管。

西郊警察分局在管界内三合栈仓库内，查出玉米69048袋、高粱5857袋、谷子1418袋、小米330袋、大豆35袋、蚕豆154袋、小麦4031袋、大麦1203袋、玉米粉28268袋、豆粕粉220838袋，另外还有白薯干、二等粉、三等粉等大量粮食，由政府特派员办公处接收。

社稷坛里藏社稷

社祭坛为九坛之一，位于紫禁城午门之外，阙右门西侧。此地曾是辽、金城东北郊的兴国寺。元代扩入元大都城内，改名为万寿兴国寺。

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古人认为土壤与五谷是国家立命之本。每年农历的2月和8月第一天，皇帝就把太社、太稷的神主牌位从拜殿请出来，放在坛上，然后站北向南，对着神主牌位行祭拜礼。

祭祀社神和稷神的祭祀仪式，包括迎神、升坛、上祭品、奏乐、献舞、上香、跪拜、读圭、出圭、送神等，一套繁琐的礼仪大约需要二三个时辰。若赶上天气不好或刮风下雨，祭祀仪式便改在坛北的拜殿中举行。对着坛中央原有一方形石柱，为“社主”，又名“江山石”，象征江山永固。石柱半埋土中，后全埋，坛中还有一根木制的“稷主”。

坛中所铺五色土是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每年春秋二祭由顺天府铺垫新土。明弘治五年(1492年)将所铺坛土由二寸四分改为一寸，后皆遵此制。社祭坛上铺有取自中国东南西北中的土，分为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的五色土，五色土是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的，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皇土”。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九和五都不是简单的数字，天数九为最大，地数五为最大，在各领域中，五代表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代表东西南北中的五方，因此，五色土象征着中华民族幅员辽阔的疆土。

时光流转到1914年10月10日，一直是皇家禁地的社稷坛的大门，被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向普通市民们打开了。这一天，北平的市民像过节一样高兴。

朱启钤不但是政治家和实业家，还是一位古建筑学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朱启钤担任巡警部内城厅丞的时候，随同光绪帝到社稷坛祈求过风调雨顺。1913年，退位的隆裕太后去世，国民政府决定公祭三天，朱启钤再一次踏入了社稷坛。但坛内杂草丛生的荒芜景象令他吃惊，他决定把此处辟为中央公园。

在他的主持改造下，在南面辟一门(今中山公园南门)，后又在西辟一门(今西门)，东有松柏交翠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西有迎晖亭、春明馆、绘影楼、唐花坞、水榭、四宜轩，北有格言亭等，为适应新的功能要求，园中还安放了多块清代宫苑中的名石，让这里成为百姓乐园。

中山公园内的来今雨轩、春明馆等，是民国时期重要人物的社交场所。著名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生的代表作《啼笑因缘》便诞生在这里。那是在1929年5月，张恨水在来今雨轩举办的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宴会上，与《新闻报》严独鹤先生相识，严独鹤先生向他约稿，张恨水爽快地应了下来。一曲爱的悲歌，就此诞生。

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17年至1927年，鲁迅先生曾27次到来今雨轩就餐、饮茗、交谈、阅报、翻译小说，他翻译的小说《小约翰》便是在这里完成的。另外，陈垣、陈寅恪、萧乾、蔡锷、冰心、叶圣陶、李大钊、高君宇等社会名人也多次到来今雨轩饭庄就餐。

习礼亭，位于南坛门南侧，原址在正阳门内兵部街鸿胪寺衙门内，1915年4月移建此亭到中山公园。习礼亭原为明、清两朝专为初次来京的文武官员、少数民族首领和附属国贡使等演习朝觐皇帝礼仪之用，故名习礼亭，亦称演礼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鸿胪寺被焚，此亭幸免。不久英军强占鸿胪寺做操场，清政府被迫将习礼亭迁至户部街礼部衙门院中。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1928年北平特别市长何其巩等爱国人士把中央公园改为中山公园。此前，孙中山灵榇于1925年3月19日移至社稷坛北的拜殿停灵，在4月2日移厝至西山碧云寺。1929年移灵中山陵，档案记载了孙中山先生的灵榇恭移路线由西山碧云寺开始经玉泉山、青龙桥、万寿山、海淀街进西直门经新街口、西四牌楼、西长安街、西长安牌楼、西三座门、西长安门、天安门、中华门出正阳门至东车站的路线。路线中的西四牌楼、西长安街牌楼、西三座门和中华门等早已拆除，成为档案和老照片中可以觅到的难得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