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文打字机”进入中国与西方认同与抵抗的博弈场，铭刻出各种话语缠斗的历史遗痕。
困局：塌缩的技术想象力
1900年1月，一幅充满异国情调和荒诞色彩的漫画出现在《旧金山观察家报》上——长辫子、粗手指，一群清朝人在一具庞然大物前大汗淋漓，手忙脚乱，这台名为“中文打字机”的巨物，折射出西方帝国早期对方块汉字的野蛮想象，伴随着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文打字机”进入中国与西方认同与抵抗的博弈场，铭刻出各种话语缠斗的历史遗痕。
倘若完全复刻东方主义的言说逻辑，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或将持续加诸被表达一方，同时也加诸表达者自身。《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之妙在于，著者墨磊宁另辟蹊径，以雷明顿打字公司的发家史为暗线，以“技术想象力”之塌缩来还原西方打字技术所遭逢的世纪难题：面对神秘的方块字表意系统，掌控现代技术的西方打字产业，是通过精简中文来适应拉丁字母？还是彻底颠覆拉丁字母的霸权地位，拓宽技术疆界以适应中文？
一边是以拉丁字母为基底的打字技术系统，一边是广阔的汉字使用者市场，“中文打字机”身陷的战场，答案不言而喻——在帝国扩张的版图之中，技术作为核心策略，得与文化霸权“夫唱妇随”。一夜之间，各类收编非拉丁文字系统的造物——指针型打字机、单切键盘打字机、双键盘打字机，粉墨登场，雷明顿公司节节高升，终以单切键盘打字机一举夺魁，早期多元打字机的技术生态消失，一元格局一统天下，打字产业确立行规——“在设法解决外国语言的打字问题时，决不能从底层质疑单键盘打字机形式本身”。至此，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布下罗网，弱势话语遭遇西式“普适性”原则时，不适应其本体论的“他者”，难逃从物质到精神层面被围剿的厄运，被凝视的“中文打字机”即是案例。
在墨磊宁眼里，以“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西方帝国主义”（Western imperial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来命名西方的普适性均不合理，横亘于汉字与字母文字、音节文字之间的是一条“实义”（pleremic）与“虚义”（cenemic）的断层线。所谓“虚义”文字指的是“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无意义的语音成分”，“实义”文字则是“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有意义的语音成分”，例如中文。在这场对汉字系统的围剿大战中，冲锋者首当一批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学者，缺乏动词变形、名词变格、词性变化、复数形式等成为汉字的原罪，他们将中文系统与中国落后的历史情境相联系，进而上升至对种族认知的冷嘲热讽，“中文最恐怖了，心智正常的人不会去学”。
在西方学者讨伐汉字之时，中国时值晚清至五四，富国强兵、改良种性乃时代大潮，汉字之繁复与“语音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字母文字，格格不入，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一思潮由清末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在五四精英中风靡一时，他们认为汉字无法表音，如钱玄同、鲁迅、胡适、陈独秀、赵元任等均支持废除汉字，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成为左翼语文运动的核心要义之一。对“汉字”重新诠释背后是不同的“中国”理想，它与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诸如国粹观念、国家观念、科学观念关联互动，背后逻辑乃是中国学人与西人学战溃败的结果。技术上的失败引发物质生活、人伦价值、文化系统的蝶变，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立于世界之林，更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其他国族折冲樽俎。现代性与民族性乃硬币之一体两面，两种叙事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中。
言及汉字的独特性，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杰弗里·桑普森、威廉·博尔茨等著书立说，批判受进化论、种族科学范式庇护下的中文有罪论，甚嚣尘上的反中文话语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隐蔽蛰居于相对清洁的技术设备领域，例如打字机。在此书中，墨磊宁不以传统学人惯用的“音—义—形”主题来切入汉字，他巧用“技术语言学”视角来勘测汉字神秘坎坷的历史，“音—义—形”三维构成汉字存在之根，中文材料的书写、阅读、赏读皆通过三者。但这存在之根是激进的文化革新者试图连根拔除的顽疾，墨磊宁反其道而行之，铺展全新的问题：在现代性弥散的全球化空间中，各方势力如何通过中文打字机这一媒介，对汉字进行分类、检索、传输、物化、本体化、概念化，从而让这门古老的象形文字系统在字母霸权时代突围？
基于视角的独特性，墨磊宁发掘边缘，打捞身处文化政治话语之外的沉默者，诸如工程师、企业家以及日常实践者等群体，再现他们对接中文现代化的打字方案。其过程之艰辛，难以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英雄主义修辞轻盈概括，相反，这是一个由“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所构成的微观技术史，哪怕偶有成功惊艳的实验，也迅速淹没于无闻。墨磊宁之所以为失败者、沉默者立传写史，因他不执着于大书特书一段效果史，其意在钩沉索隐，披沙沥金，从细节堆叠的技术过程史，描绘中文在与现代化的技术相遇之时，如何与外界高压相抗衡，从而慢慢锚定自身的物质符号基础。
迷局：喧嚷的技术解惑法
西方打字技术面对汉字时束手无策的姿态，是技术想象力塌缩之后的结果。与其他古文明（如古赫梯文、古苏美尔文、古埃及文以及玛雅文）使用的象形文字相似，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表意文字，商代甲骨文乃汉字之胚胎，绵延3000多年，象形度极高。但除汉字外，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的象形文字早已沦为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而汉字世代传承，成为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
墨磊宁将中文打字机的史前史追溯至活版印刷和电报时代，辟专章考察在中文打字机时代之前，西方印刷技术、电报技术如何各显神通，试图驯服这头名为“puzzling chinese”（谜一样的中文）的巨兽。19世纪出现了三种尝试解谜中文的方案——常用字、拼合、代码。第一种方案主要存在于活字印刷领域，在已知的所有语言中，中文最让西方活字排版师畏惧。印刷师通过数据统计的方式将汉字的字数提炼至最简，确定一套涵盖“常用字”的汉字系统，将“非常用字”排除在外，以减少中文在印刷技术中对技师身体高强度的损耗。但语言系统总会随社会语境而更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地区方言之间“常用字”系统也存有区隔，削足适履之法，难以囊括汉语世界广阔复杂的现实情境；第二种拼合方案局限于印刷和排版领域，他们将汉字的“部首”，类比于拉丁字母使用，重组部件以驾驭汉字，然而这种策略只抓住了部件，却遗忘了汉字这门“书画同源”的技艺，有比例与形体之美；第三种代码将汉字运用扩展到了新兴的电报领域，将汉字封存到一个“非现场”的区域，只关注信息要素，解决汉字在书写时的部件、位置、比例等布局问题。无奈的是，在国际电报场域中，汉字孤悬于阿拉伯数字、拉丁字母的符号地带之外，它被视为一种天然的加密语言，其他电报语言有“明文”与“密文”之存在方式，汉字却没有明文版本。
破局：嬗蜕的本土技术语言
19世纪以技术之鞭驯服中文、抢夺“符号主权”的竞技场上，没有出现国人的身影，而将目光聚焦至打字技术领域、执掌全球商业版图的雷明顿公司，在解决中文打字问题时，也屡屡受挫。中国没有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事实，成为被全球化拒之门外的标志，更被国内外的中文批判者利用，作为质疑中国现代化叙事的论据之一。喧嚷的文化政治空间之外，一批本土工程师、设计师、语言学家、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与主导范式决裂，不矮化自我，不构建“内部的他者”，更不去定义适应字母文字的“中文”是什么。相反，他们要发明适合中文系统的“打字机”。
书中，墨磊宁将一批正史中的无名之辈推向叙述前景，周厚坤即为一例。与胡适、赵元任类似，周厚坤是被庚款支持去美国深造的留学生，但不同于胡适、赵元任，他不专精于文化领域，而是将汉字现代化策略寄身于机械，“文字无罪，工师其罪”，他发明了中国最早为民众设计的打字机。在其感染下，另一位留美学生祁暄也不甘示弱，发明了拼合式中文打字机。两人同场竞技，演绎了中国机械复制时代的早期技术美学。墨磊宁以周厚坤、祁暄为例证，其意不在为本土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之路大唱颂歌。以打字机为媒介，他以小见大，还原“中文现代性被困在模仿与他异性之间无所适从”的历史情境。这两难的处境在20世纪30年代愈演愈烈，日本侵华战争让中文打字机对接全球化、现代化的意图，举步维艰。墨磊宁勾勒了日产中文打字机在中国市场的兴衰史。身处“汉字圈”，日本工程师对汉字的熟悉度、想象力远超西方，各种型号的日产打字机在中文市场上大施拳脚，演化为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假名打字机与日语汉字打字机，前者全然切断了从中文承接而来的汉字系统，采取纯音节的方式，加入全球对西式打字机的浪漫演绎，后者与纯中文打字机类似，遭受了各种形式的冷嘲热讽，但却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在夹缝之中，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形象变得暧昧混杂，模仿之欲望与亡国亡种之恨，交错于民族企业家的个体发迹史中，无论妥协与否，乱世让共谋与机遇一道降临。仿日救中的企图，难逃被激愤的民族主义者所谴责，但模仿与抵抗乃殖民体系的一体两面，通过学习模仿日产中文打字机，国货蜕变，无形中增加了抵抗之可能。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台拥有键盘的打字机是林语堂设计的明快打字机，他全盘否定了常用字、拼合、代码三种方案，一破而立，意在将三者结合，创造一套名为“辑形法”的汉字分类法。以往的中文打字机执着于“打出汉字”，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完全颠覆了这套设计理念，采用的思路是“找出汉字”，这是20世纪人机交互的全新例证，中文语境中的“输入”技术正式诞生。不幸的是，因战乱、政治斗争、资金短缺等外力因素，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很快夭折。进入新中国，一种奇特的技术景观出现：中文打字机的天才性创见分散性地孕育于群众个体之间，墨磊宁刺破集体话语与个人创新之间的联动效应。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打字领域开始形成全新的元叙事，打字工人对这套叙述了然于心，身体和中文字架皆成为年代修辞的化身，快速适应高效率、集约化的话语生产，中文打字机朝着“预测性转向”发展。
在方块字古老神秘的躯体之上，中外各方实施了各自的现代催产术，“破”与“立”之对垒萦绕于技术语言的缠斗中。本书于国学与汉学而言，带来新的视域扩展。在信息过载的今日，国人以灵活的手指敲击打字机，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生产知识或运载情绪时，是否会想到：流动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的汉字，也曾遭逢四面楚歌的围剿？而在数字媒体时代，汉字又将何去何从？
伴随着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文打字机”进入中国与西方认同与抵抗的博弈场，铭刻出各种话语缠斗的历史遗痕。
困局：塌缩的技术想象力
1900年1月，一幅充满异国情调和荒诞色彩的漫画出现在《旧金山观察家报》上——长辫子、粗手指，一群清朝人在一具庞然大物前大汗淋漓，手忙脚乱，这台名为“中文打字机”的巨物，折射出西方帝国早期对方块汉字的野蛮想象，伴随着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文打字机”进入中国与西方认同与抵抗的博弈场，铭刻出各种话语缠斗的历史遗痕。
倘若完全复刻东方主义的言说逻辑，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或将持续加诸被表达一方，同时也加诸表达者自身。《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一书之妙在于，著者墨磊宁另辟蹊径，以雷明顿打字公司的发家史为暗线，以“技术想象力”之塌缩来还原西方打字技术所遭逢的世纪难题：面对神秘的方块字表意系统，掌控现代技术的西方打字产业，是通过精简中文来适应拉丁字母？还是彻底颠覆拉丁字母的霸权地位，拓宽技术疆界以适应中文？
一边是以拉丁字母为基底的打字技术系统，一边是广阔的汉字使用者市场，“中文打字机”身陷的战场，答案不言而喻——在帝国扩张的版图之中，技术作为核心策略，得与文化霸权“夫唱妇随”。一夜之间，各类收编非拉丁文字系统的造物——指针型打字机、单切键盘打字机、双键盘打字机，粉墨登场，雷明顿公司节节高升，终以单切键盘打字机一举夺魁，早期多元打字机的技术生态消失，一元格局一统天下，打字产业确立行规——“在设法解决外国语言的打字问题时，决不能从底层质疑单键盘打字机形式本身”。至此，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布下罗网，弱势话语遭遇西式“普适性”原则时，不适应其本体论的“他者”，难逃从物质到精神层面被围剿的厄运，被凝视的“中文打字机”即是案例。
在墨磊宁眼里，以“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西方帝国主义”（Western imperial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来命名西方的普适性均不合理，横亘于汉字与字母文字、音节文字之间的是一条“实义”（pleremic）与“虚义”（cenemic）的断层线。所谓“虚义”文字指的是“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无意义的语音成分”，“实义”文字则是“该书写系统的字素是有意义的语音成分”，例如中文。在这场对汉字系统的围剿大战中，冲锋者首当一批服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西方学者，缺乏动词变形、名词变格、词性变化、复数形式等成为汉字的原罪，他们将中文系统与中国落后的历史情境相联系，进而上升至对种族认知的冷嘲热讽，“中文最恐怖了，心智正常的人不会去学”。
在西方学者讨伐汉字之时，中国时值晚清至五四，富国强兵、改良种性乃时代大潮，汉字之繁复与“语音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字母文字，格格不入，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一思潮由清末无政府主义者宣扬，在五四精英中风靡一时，他们认为汉字无法表音，如钱玄同、鲁迅、胡适、陈独秀、赵元任等均支持废除汉字，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又成为左翼语文运动的核心要义之一。对“汉字”重新诠释背后是不同的“中国”理想，它与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议题，诸如国粹观念、国家观念、科学观念关联互动，背后逻辑乃是中国学人与西人学战溃败的结果。技术上的失败引发物质生活、人伦价值、文化系统的蝶变，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立于世界之林，更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其他国族折冲樽俎。现代性与民族性乃硬币之一体两面，两种叙事贯穿于20世纪中国史中。
言及汉字的独特性，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杰弗里·桑普森、威廉·博尔茨等著书立说，批判受进化论、种族科学范式庇护下的中文有罪论，甚嚣尘上的反中文话语渐渐淡出历史舞台，隐蔽蛰居于相对清洁的技术设备领域，例如打字机。在此书中，墨磊宁不以传统学人惯用的“音—义—形”主题来切入汉字，他巧用“技术语言学”视角来勘测汉字神秘坎坷的历史，“音—义—形”三维构成汉字存在之根，中文材料的书写、阅读、赏读皆通过三者。但这存在之根是激进的文化革新者试图连根拔除的顽疾，墨磊宁反其道而行之，铺展全新的问题：在现代性弥散的全球化空间中，各方势力如何通过中文打字机这一媒介，对汉字进行分类、检索、传输、物化、本体化、概念化，从而让这门古老的象形文字系统在字母霸权时代突围？
基于视角的独特性，墨磊宁发掘边缘，打捞身处文化政治话语之外的沉默者，诸如工程师、企业家以及日常实践者等群体，再现他们对接中文现代化的打字方案。其过程之艰辛，难以用“胜利者书写历史”的英雄主义修辞轻盈概括，相反，这是一个由“短命的实验、原型和失败”所构成的微观技术史，哪怕偶有成功惊艳的实验，也迅速淹没于无闻。墨磊宁之所以为失败者、沉默者立传写史，因他不执着于大书特书一段效果史，其意在钩沉索隐，披沙沥金，从细节堆叠的技术过程史，描绘中文在与现代化的技术相遇之时，如何与外界高压相抗衡，从而慢慢锚定自身的物质符号基础。
迷局：喧嚷的技术解惑法
西方打字技术面对汉字时束手无策的姿态，是技术想象力塌缩之后的结果。与其他古文明（如古赫梯文、古苏美尔文、古埃及文以及玛雅文）使用的象形文字相似，汉字是独立起源的表意文字，商代甲骨文乃汉字之胚胎，绵延3000多年，象形度极高。但除汉字外，世界其他古文明中的象形文字早已沦为死文字，退出历史舞台，而汉字世代传承，成为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
墨磊宁将中文打字机的史前史追溯至活版印刷和电报时代，辟专章考察在中文打字机时代之前，西方印刷技术、电报技术如何各显神通，试图驯服这头名为“puzzling chinese”（谜一样的中文）的巨兽。19世纪出现了三种尝试解谜中文的方案——常用字、拼合、代码。第一种方案主要存在于活字印刷领域，在已知的所有语言中，中文最让西方活字排版师畏惧。印刷师通过数据统计的方式将汉字的字数提炼至最简，确定一套涵盖“常用字”的汉字系统，将“非常用字”排除在外，以减少中文在印刷技术中对技师身体高强度的损耗。但语言系统总会随社会语境而更新，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群体、不同地区方言之间“常用字”系统也存有区隔，削足适履之法，难以囊括汉语世界广阔复杂的现实情境；第二种拼合方案局限于印刷和排版领域，他们将汉字的“部首”，类比于拉丁字母使用，重组部件以驾驭汉字，然而这种策略只抓住了部件，却遗忘了汉字这门“书画同源”的技艺，有比例与形体之美；第三种代码将汉字运用扩展到了新兴的电报领域，将汉字封存到一个“非现场”的区域，只关注信息要素，解决汉字在书写时的部件、位置、比例等布局问题。无奈的是，在国际电报场域中，汉字孤悬于阿拉伯数字、拉丁字母的符号地带之外，它被视为一种天然的加密语言，其他电报语言有“明文”与“密文”之存在方式，汉字却没有明文版本。
破局：嬗蜕的本土技术语言
19世纪以技术之鞭驯服中文、抢夺“符号主权”的竞技场上，没有出现国人的身影，而将目光聚焦至打字技术领域、执掌全球商业版图的雷明顿公司，在解决中文打字问题时，也屡屡受挫。中国没有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事实，成为被全球化拒之门外的标志，更被国内外的中文批判者利用，作为质疑中国现代化叙事的论据之一。喧嚷的文化政治空间之外，一批本土工程师、设计师、语言学家、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与主导范式决裂，不矮化自我，不构建“内部的他者”，更不去定义适应字母文字的“中文”是什么。相反，他们要发明适合中文系统的“打字机”。
书中，墨磊宁将一批正史中的无名之辈推向叙述前景，周厚坤即为一例。与胡适、赵元任类似，周厚坤是被庚款支持去美国深造的留学生，但不同于胡适、赵元任，他不专精于文化领域，而是将汉字现代化策略寄身于机械，“文字无罪，工师其罪”，他发明了中国最早为民众设计的打字机。在其感染下，另一位留美学生祁暄也不甘示弱，发明了拼合式中文打字机。两人同场竞技，演绎了中国机械复制时代的早期技术美学。墨磊宁以周厚坤、祁暄为例证，其意不在为本土自力更生的技术语言之路大唱颂歌。以打字机为媒介，他以小见大，还原“中文现代性被困在模仿与他异性之间无所适从”的历史情境。这两难的处境在20世纪30年代愈演愈烈，日本侵华战争让中文打字机对接全球化、现代化的意图，举步维艰。墨磊宁勾勒了日产中文打字机在中国市场的兴衰史。身处“汉字圈”，日本工程师对汉字的熟悉度、想象力远超西方，各种型号的日产打字机在中文市场上大施拳脚，演化为分庭抗礼的两大阵营——假名打字机与日语汉字打字机，前者全然切断了从中文承接而来的汉字系统，采取纯音节的方式，加入全球对西式打字机的浪漫演绎，后者与纯中文打字机类似，遭受了各种形式的冷嘲热讽，但却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市场。在夹缝之中，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形象变得暧昧混杂，模仿之欲望与亡国亡种之恨，交错于民族企业家的个体发迹史中，无论妥协与否，乱世让共谋与机遇一道降临。仿日救中的企图，难逃被激愤的民族主义者所谴责，但模仿与抵抗乃殖民体系的一体两面，通过学习模仿日产中文打字机，国货蜕变，无形中增加了抵抗之可能。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台拥有键盘的打字机是林语堂设计的明快打字机，他全盘否定了常用字、拼合、代码三种方案，一破而立，意在将三者结合，创造一套名为“辑形法”的汉字分类法。以往的中文打字机执着于“打出汉字”，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完全颠覆了这套设计理念，采用的思路是“找出汉字”，这是20世纪人机交互的全新例证，中文语境中的“输入”技术正式诞生。不幸的是，因战乱、政治斗争、资金短缺等外力因素，林语堂的明快打字机很快夭折。进入新中国，一种奇特的技术景观出现：中文打字机的天才性创见分散性地孕育于群众个体之间，墨磊宁刺破集体话语与个人创新之间的联动效应。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打字领域开始形成全新的元叙事，打字工人对这套叙述了然于心，身体和中文字架皆成为年代修辞的化身，快速适应高效率、集约化的话语生产，中文打字机朝着“预测性转向”发展。
在方块字古老神秘的躯体之上，中外各方实施了各自的现代催产术，“破”与“立”之对垒萦绕于技术语言的缠斗中。本书于国学与汉学而言，带来新的视域扩展。在信息过载的今日，国人以灵活的手指敲击打字机，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生产知识或运载情绪时，是否会想到：流动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的汉字，也曾遭逢四面楚歌的围剿？而在数字媒体时代，汉字又将何去何从？
德国知名酒店品牌Motel One近期传出计划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的消息，此举旨在加速其国际扩张战略，并为未来的增长提供资金支持。据悉，Motel One酒店集团2023年取得了创纪录的业绩，2023年收入增长33%至85200万欧元，息税折旧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印发《成都市2024年住房发展年度计划》的通知。2024年计划新增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3万套(间)，配租1.5万套(间);发放租赁补贴8000户，梯度化住房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住房保障水 近日，杭州市政府网站发布关于《杭州市保障性住房配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配售管理办法》共31条，包括总则、定价和供应、申请和审核、售后管理、附则共五章，明确了保障性住房的概念 近日，古兜控股(08308)发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业绩，该集团期内取得收入5268.4万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加25.74%。公告称，收入增加主要由于集团的温泉度假村及酒店营运业务所产生的收益增加，乃由于疫情后经济社会恢复 夜已深，窗外未静。寄居近处，灯火通明，南北向的一条马路，车流不息属常态。喇叭声时起，烧烤味不时飘来，兼有婴儿啼哭声、家长督学的呵斥声。所谓写作，只能见缝插针，也就断断续续。晚间，有时刚躺下，忽然想 在信息时代，图书馆不再仅仅是一个看书的地方。当我们思考它的未来时，应该充分认识到重塑功能标签的重要性和挑战性。日前启动的2024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主题为“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图 。本文链接：被“凝视”的中文打字机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13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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