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作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长椿寺修缮完毕，向京城民众敞开庙门。就在长椿寺进行修缮的过程中，其南侧的那片城市绿地也得到升级改造，终以“长椿苑公园”的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长椿苑公园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它把寺庙文化、会馆文化、庙会文化、历史名园等元素融为一体，彰显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全浙会馆馆史辉煌
在长椿苑公园的核心区域，是昔日的全浙会馆旧址。按照《北京会馆资料集成》的统计，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区内，曾先后出现过五十所浙江省会馆。其中包括全省范围的会馆四所，还有祠堂二所（越中先贤祠、浙江乡祠暨真武庙），义园十处（金华义园、全浙广谊园、绍兴义地等）。
位于下斜街的这座全浙会馆，是清康熙年间设立的。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前身，最早或可以追溯到古刹崇国寺。
有关这座崇国寺的记载，学者们大都参考元代《析津志辑佚·寺观》中的记载：“崇国寺，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据一些研究者的说法，该寺于唐代始建时，其初名为金阁寺。另有学者认为，这座寺庙应与中国佛教密宗的创始人、素有“开元三大士”之称的不空和尚有一定的关系。依照清代《顺天府志》中所载：“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易名的原因，恐怕是与辽代该寺由密宗改为别的佛教宗派相关。而其被改的宗派，多半是律宗或华严宗。
其实，在元代《析津志辑佚》中，只提到崇国寺位于“大悲阁北”，并没有讲清楚其具体位置。崇国寺在金元时期灰飞烟灭。根据元代危素所撰《隆安选公传戒碑》中的记载：元师伐金，金中都城内之悯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由是，元世祖忽必烈下旨，赐地另建崇国寺，这便是北崇国寺。在昔日宣南的崇国寺内出家为僧的定演大法师，被忽必烈钦定为北崇国寺首任住持。
多年之后，北崇国寺被更名为大隆善寺。到了明成化八年（1472年），大隆善寺又被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民间简称为“护国寺”。
明万历年间，崇国寺早已不在，而万历帝的驸马爷冉兴让在庙址的区域内建造了“月季园”。月季园的北侧是万历帝圣母李太后出资建造的长椿寺。自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这座寺庙被称作“京内第一名刹”，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到了清初，月季园的主人已踪迹全无。新的主人是顺治至康熙朝名臣、保和殿大学士加户部尚书、太子太师李霨。而他所建造的私家园囿，名曰“李园”。此后，园子又归了居京官员、文学家赵吉士。
赵吉士住进李园后，对其进行了一番修整。这座园子的名称，也被改为“寄园”。那时的寄园景观甚美，加之赵吉士喜好交友，故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到来。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夕，赵吉士邀请在京文友雅集寄园，参与者达270人之多，后汇成《寄园诗集》。在寄园居住时，赵吉士以诗文和考据自娱，在此著有《寄园寄所寄》十二卷、《万青阁全集》八卷等，还纂修了《徽州府志》十八卷。这寄园究竟有多美？根据赵吉士好友、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的描绘：“萦成曲磴叠成冈，高着楼台短着墙。花气清如初过雨，树阴浓爱未经霜。熟游不受园丁拒，放眼从惊客路长。亦有东篱归不得，四年京洛共重阳。”由此可见，园内假山嵯峨，楼台高阁耸立，树叶浓荫掩映，鲜花粉墙衬托，确实是宣南一胜。
只可惜，赵吉士的园居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他是由安徽籍改入浙江杭州，儿子参与科考又占用浙江名额，结果被人上奏弹劾。赵吉士自感有愧于浙人，便将寄园捐作全浙会馆。但赵吉士毕竟是个治世能臣，文采亦佳。后辈的浙江士人们，便在会馆中建“敬贤堂”祀之。
改作全浙会馆之后，此地拥有61.2亩的面积，453间房舍。会馆主体，有主院、跨院各三进，院内有紫藤精舍、戏台、假山等景物。除了主体部分，全浙会馆辖域内，还包括浙寺和妙光阁。全浙会馆总共有不动产23处，所以下斜街的全浙会馆只作为办公之用。部分承担着办公职能的，还有位于南横东街的全浙会馆。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任监察御史的钱能训在全浙会馆内设立了浙学堂。这也算是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的举措之一。在北伐战争基本结束的1928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千余人在全浙会馆内，为新闻界先驱邵飘萍与林白水举行追悼会。追悼大会所使用的，是全浙会馆的大堂。在厅堂中心位置两侧，悬有一副挽联“以身殉报，一样飘萍身世；为国捐躯，千秋白水文章”。
全浙会馆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后，由于宣武医院的修建、长椿街的扩展等原因，才使原有建筑逐渐消失。
都土地庙庙市繁盛
就在昔日全浙会馆南侧，曾坐落着京内规模最大的一座土地庙。根据一些史料所述：这座土地庙的前身，是金、元、明时期的“老君堂”。到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进行扩修，并于寺内立“明神宗老君堂都土地庙御制碑”。及至清代，“老君堂”改称都土地庙。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中，此地被标注为都土地庙（老君堂）。
根据史料记载，都土地庙内共有土地九亩，庙宇大殿分三层，最后一层便是主殿老君堂。在殿宇之内，供奉着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关帝君、岳飞、土地爷、土地奶奶、神童等。此外，还有“明神宗老君堂都土地庙御制碑”一通，古槐树九株，水井一口。
由于都土地庙的等级较高、规模较大，尤其是得到皇家认可，所以香火繁盛，香客众多。早在元代时，这里便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庙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此地于1930年代后逐渐转为纯商业性的庙市。
都土地庙的庙市，于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开市，是旧时京城五大庙市之一。特别是每年正月十三，尤为热闹，是京城春节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庙市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土地庙被拆除后，庙市也随之消失。
明清时期，都土地庙庙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少有珍宝古董、名人字画这些上层社会所喜欢的物件，多是平民百姓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藤竹木制家具，还有农民需要的中小农具、种子苗木，手工艺人需要的工具、原料等。在这些物品中，有一种商品数量特别多，那就是鸡毛掸子。老北京人打扫卫生，多喜欢用鸡毛掸子。庙市上的鸡毛掸子，短者尺余，高者丈余，各式各样，深受百姓喜爱。当然，更令老市民难忘的，是这里售卖了数百年的鲜花。
以都土地庙为核心的整条下斜街上，售卖鲜花的历史，或比崇文门外花市还要久远。下斜街一带的花市，最早出现于元代。到了明清时期，这里的花市更加繁荣，有着“好花真冠南北城”的说法。
下斜街的花市，就在土地庙山门外，与庙会同期。那时候，自下斜街南行，一直走到右安门外数里，便是京郊著名的花乡“丰台十八村”。每到都土地庙开庙时，丰台十八村的花农们，就会肩挑车载各式鲜花，到庙会上售卖。于是，便留下了这样的歌谣“下斜街畔日逢三，花翁卖花香满篮;花卖匆匆出城去，白盐黄酒一肩担”。
如今，都土地庙建筑与庙会，都已经成为老北京民间记忆的一部分。都土地庙，也在长椿苑公园的组成区域之中。
在原都土地庙旧址南侧，如今矗立着一座历史遗迹的标志碑。此碑高约一米左右，一面写着“唐大悲阁故址”字样，另一面则是对此故址的介绍：“大悲阁始建于唐，辽开泰年间（公元11世纪初）重修，赐名圣恩寺。故址在今下斜街南口外偏东。其附近为辽金时期重要街市，几经兴废，至二十世纪初，已全部无存。” 介绍文字边，还雕刻有千手观音造像。
圣恩寺的名字，也出现在《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中，但其位置，却标注在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推测一下，从广安门内大街路北，一直到如今的标志碑所在地，这圣恩寺的规模，并不算太大。这盛唐时代幽州城内的三层高阁，供奉的是观世音造像。给高阁题写“大悲之阁”匾额的，据说是隋唐时期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虞世南。
此外，根据记载，辽开泰年间，某日，幽州城区天降骤雨，辽圣宗耶律隆绪“飞驾来临”，在寺中避雨。当他见到电闪雷鸣、风疾雨骤的景色后，顿生感慨，遂赐名“圣恩寺”，并重修寺庙。在此之前，辽太宗就曾到过大悲阁，并迁白衣观音像于木叶山，尊为家神。而辽代佛教的兴盛，据说就是从辽太宗自大悲阁迁观音像开始的。
前不久，作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长椿寺修缮完毕，向京城民众敞开庙门。就在长椿寺进行修缮的过程中，其南侧的那片城市绿地也得到升级改造，终以“长椿苑公园”的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长椿苑公园的设计可谓独具匠心，它把寺庙文化、会馆文化、庙会文化、历史名园等元素融为一体，彰显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全浙会馆馆史辉煌
在长椿苑公园的核心区域，是昔日的全浙会馆旧址。按照《北京会馆资料集成》的统计，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区内，曾先后出现过五十所浙江省会馆。其中包括全省范围的会馆四所，还有祠堂二所（越中先贤祠、浙江乡祠暨真武庙），义园十处（金华义园、全浙广谊园、绍兴义地等）。
位于下斜街的这座全浙会馆，是清康熙年间设立的。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前身，最早或可以追溯到古刹崇国寺。
有关这座崇国寺的记载，学者们大都参考元代《析津志辑佚·寺观》中的记载：“崇国寺，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据一些研究者的说法，该寺于唐代始建时，其初名为金阁寺。另有学者认为，这座寺庙应与中国佛教密宗的创始人、素有“开元三大士”之称的不空和尚有一定的关系。依照清代《顺天府志》中所载：“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易名的原因，恐怕是与辽代该寺由密宗改为别的佛教宗派相关。而其被改的宗派，多半是律宗或华严宗。
其实，在元代《析津志辑佚》中，只提到崇国寺位于“大悲阁北”，并没有讲清楚其具体位置。崇国寺在金元时期灰飞烟灭。根据元代危素所撰《隆安选公传戒碑》中的记载：元师伐金，金中都城内之悯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由是，元世祖忽必烈下旨，赐地另建崇国寺，这便是北崇国寺。在昔日宣南的崇国寺内出家为僧的定演大法师，被忽必烈钦定为北崇国寺首任住持。
多年之后，北崇国寺被更名为大隆善寺。到了明成化八年（1472年），大隆善寺又被赐名为“大隆善护国寺”，民间简称为“护国寺”。
明万历年间，崇国寺早已不在，而万历帝的驸马爷冉兴让在庙址的区域内建造了“月季园”。月季园的北侧是万历帝圣母李太后出资建造的长椿寺。自明万历年间至清康熙年间，这座寺庙被称作“京内第一名刹”，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到了清初，月季园的主人已踪迹全无。新的主人是顺治至康熙朝名臣、保和殿大学士加户部尚书、太子太师李霨。而他所建造的私家园囿，名曰“李园”。此后，园子又归了居京官员、文学家赵吉士。
赵吉士住进李园后，对其进行了一番修整。这座园子的名称，也被改为“寄园”。那时的寄园景观甚美，加之赵吉士喜好交友，故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到来。康熙十六年（1677年）七夕，赵吉士邀请在京文友雅集寄园，参与者达270人之多，后汇成《寄园诗集》。在寄园居住时，赵吉士以诗文和考据自娱，在此著有《寄园寄所寄》十二卷、《万青阁全集》八卷等，还纂修了《徽州府志》十八卷。这寄园究竟有多美？根据赵吉士好友、清初著名诗人查慎行的描绘：“萦成曲磴叠成冈，高着楼台短着墙。花气清如初过雨，树阴浓爱未经霜。熟游不受园丁拒，放眼从惊客路长。亦有东篱归不得，四年京洛共重阳。”由此可见，园内假山嵯峨，楼台高阁耸立，树叶浓荫掩映，鲜花粉墙衬托，确实是宣南一胜。
只可惜，赵吉士的园居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他是由安徽籍改入浙江杭州，儿子参与科考又占用浙江名额，结果被人上奏弹劾。赵吉士自感有愧于浙人，便将寄园捐作全浙会馆。但赵吉士毕竟是个治世能臣，文采亦佳。后辈的浙江士人们，便在会馆中建“敬贤堂”祀之。
改作全浙会馆之后，此地拥有61.2亩的面积，453间房舍。会馆主体，有主院、跨院各三进，院内有紫藤精舍、戏台、假山等景物。除了主体部分，全浙会馆辖域内，还包括浙寺和妙光阁。全浙会馆总共有不动产23处，所以下斜街的全浙会馆只作为办公之用。部分承担着办公职能的，还有位于南横东街的全浙会馆。
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任监察御史的钱能训在全浙会馆内设立了浙学堂。这也算是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的举措之一。在北伐战争基本结束的1928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千余人在全浙会馆内，为新闻界先驱邵飘萍与林白水举行追悼会。追悼大会所使用的，是全浙会馆的大堂。在厅堂中心位置两侧，悬有一副挽联“以身殉报，一样飘萍身世；为国捐躯，千秋白水文章”。
全浙会馆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此后，由于宣武医院的修建、长椿街的扩展等原因，才使原有建筑逐渐消失。
都土地庙庙市繁盛
就在昔日全浙会馆南侧，曾坐落着京内规模最大的一座土地庙。根据一些史料所述：这座土地庙的前身，是金、元、明时期的“老君堂”。到了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进行扩修，并于寺内立“明神宗老君堂都土地庙御制碑”。及至清代，“老君堂”改称都土地庙。在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中，此地被标注为都土地庙（老君堂）。
根据史料记载，都土地庙内共有土地九亩，庙宇大殿分三层，最后一层便是主殿老君堂。在殿宇之内，供奉着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关帝君、岳飞、土地爷、土地奶奶、神童等。此外，还有“明神宗老君堂都土地庙御制碑”一通，古槐树九株，水井一口。
由于都土地庙的等级较高、规模较大，尤其是得到皇家认可，所以香火繁盛，香客众多。早在元代时，这里便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庙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此地于1930年代后逐渐转为纯商业性的庙市。
都土地庙的庙市，于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开市，是旧时京城五大庙市之一。特别是每年正月十三，尤为热闹，是京城春节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庙市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土地庙被拆除后，庙市也随之消失。
明清时期，都土地庙庙市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少有珍宝古董、名人字画这些上层社会所喜欢的物件，多是平民百姓生活必需的锅碗瓢盆、藤竹木制家具，还有农民需要的中小农具、种子苗木，手工艺人需要的工具、原料等。在这些物品中，有一种商品数量特别多，那就是鸡毛掸子。老北京人打扫卫生，多喜欢用鸡毛掸子。庙市上的鸡毛掸子，短者尺余，高者丈余，各式各样，深受百姓喜爱。当然，更令老市民难忘的，是这里售卖了数百年的鲜花。
以都土地庙为核心的整条下斜街上，售卖鲜花的历史，或比崇文门外花市还要久远。下斜街一带的花市，最早出现于元代。到了明清时期，这里的花市更加繁荣，有着“好花真冠南北城”的说法。
下斜街的花市，就在土地庙山门外，与庙会同期。那时候，自下斜街南行，一直走到右安门外数里，便是京郊著名的花乡“丰台十八村”。每到都土地庙开庙时，丰台十八村的花农们，就会肩挑车载各式鲜花，到庙会上售卖。于是，便留下了这样的歌谣“下斜街畔日逢三，花翁卖花香满篮;花卖匆匆出城去，白盐黄酒一肩担”。
如今，都土地庙建筑与庙会，都已经成为老北京民间记忆的一部分。都土地庙，也在长椿苑公园的组成区域之中。
在原都土地庙旧址南侧，如今矗立着一座历史遗迹的标志碑。此碑高约一米左右，一面写着“唐大悲阁故址”字样，另一面则是对此故址的介绍：“大悲阁始建于唐，辽开泰年间（公元11世纪初）重修，赐名圣恩寺。故址在今下斜街南口外偏东。其附近为辽金时期重要街市，几经兴废，至二十世纪初，已全部无存。” 介绍文字边，还雕刻有千手观音造像。
圣恩寺的名字，也出现在《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中，但其位置，却标注在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推测一下，从广安门内大街路北，一直到如今的标志碑所在地，这圣恩寺的规模，并不算太大。这盛唐时代幽州城内的三层高阁，供奉的是观世音造像。给高阁题写“大悲之阁”匾额的，据说是隋唐时期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虞世南。
此外，根据记载，辽开泰年间，某日，幽州城区天降骤雨，辽圣宗耶律隆绪“飞驾来临”，在寺中避雨。当他见到电闪雷鸣、风疾雨骤的景色后，顿生感慨，遂赐名“圣恩寺”，并重修寺庙。在此之前，辽太宗就曾到过大悲阁，并迁白衣观音像于木叶山，尊为家神。而辽代佛教的兴盛，据说就是从辽太宗自大悲阁迁观音像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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