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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一个梁晓声

发布时间: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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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载写作，“活明白”了的作家梁晓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写故事的人。他一笔一画写得极其辛苦，写得满腔赤诚。他的作品，有时家喻户晓，有时成为某个读者唯一的慰藉。

他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同事路文彬说：“每每听到时下作家们在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时，我便会想起梁晓声的散文，它们不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吗？”

梁晓声

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当代著名作家，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为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今夜有暴风雪》《人世间》等作品展现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独到理解。2019年，凭借《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2022年，同名电视剧《人世间》播出，成为“年度大剧”。

只不过是持续做着

梁晓声想写一部可以流传很多年的作品，用它为这人世间的普通人雕刻文学塑像。他甚至想过，假如在70岁前，自己还拿不出这样一部作品，这辈子就白活了。

6年时间，115万字，稿纸上一笔一画，写得指甲变形、颈椎病加重。长篇小说《人世间》于2017年问世，梁晓声于2019年获茅盾文学奖。

其实，梁晓声写得不问辛苦与否、不计荣辱得失，那只是他的活法。

周末周刊：在人世间，写作是梁晓声的活法。从1982年的成名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开始，您已写了40余载。漫长的文学征途中，让您始终坚持的力量是什么？

梁晓声：亲爱的同志，我知道人们最希望得到的答案是和一种信念有关的。但其实我只不过是持续做着，做着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差不多是唯一能做得让自己有点满意的事情。

周末周刊：只不过是持续做着？

梁晓声：整个人类社会中，凡是从事一种工作或者一种爱好又持续很长时间的那些人，都是在做着。一个几十年坚持写作的人和一个几十年坚持理发的人，没有太本质的区别。

当然这样说还不够全面。确实有这样一种情况，理发师不太会认为理发有和社会生活、和时代相关的责任感在内。而一些作家对文学和创作抱有一种理想，所以不断地记录历史，不断地研究社会。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以上的那一代作家可能更理想化，相信自己的作品会对社会生活带来有益的影响，这是一种动力。

周末周刊：理想照进了写作。

梁晓声：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注入一点诗意，诗意就包含这种理想。仅仅靠著书生活这种动力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尤其年纪大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可以不写了，因此必然会在写作中注入一些自己的希望。而我所希望的恐怕还是，我的作品或者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温暖了一些人的心。

周末周刊：《人世间》正是您这个“希望”的最佳代言，它使人看到“人生悲凉，但总有让我们留恋的美好在”。

梁晓声：我的作品大抵都是这样。因为，文学是有价值的，作家要找到它的价值。有人会把文学的价值推得很高蹈，和一种神圣的使命结合在一起，而在我看来，第一文学是有价值的，第二这个价值定义在非同寻常的方面——就是尚有人读文学作品，这个过程给了自己一些支持、一些希望、一些克服难度的信心。

周末周刊：您自己就非常看重读书这件事，认为“假如还有一件事能让人生变得不寻常起来，那大概率只有读书这件事”。

梁晓声：是的，文学影响过我，相信也会影响别人。

在社会生活中，到处有生活的希望、生活向好的改变，我们看到人性这样的自觉，同时也会看到丑陋的一面。我可以用自己的作品来尝试，那些曾经温暖过我的人和事，能不能温暖别人。

我不会说我的作品里有哲学、有关于人类命运和人为什么活着这样的终极命题。对这样的作品，我基本也敬而远之。这就涉及文学的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要重新学会说普通话，普通话就是实际的、有诚意的、不装深刻的。

写好人的故事

2022年，《人世间》被成功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反响热烈。

年逾古稀的梁晓声，因此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有媒体这样报道：“梁晓声的笔与他的眼一样，总愿意带着温暖与善意进入人间，于微处提炼真实复杂的人性，在席卷个体的时代罅隙里，也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周末周刊：世人知晓作家梁晓声，却未必会知晓理发师梁晓声，毕竟，对于作家这个职业，人们持有一份特别的期许。

梁晓声：一方面是期许，另一方面是好奇。还有就是，作家这个职业到今天依然和名利关系密切、和热闹关系密切。我们发现，不热闹，名利会小；热闹的时候，名利可能会大，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氛围。

作家不过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一种存在，我越来越感觉作家不应该受到太多关注。时至当下，文学已经完成了启蒙的使命，文学作家和文学出版就应该回到自己原本的那个位置上。作家不要过分迷恋于自己曾经的功能或某种想象、迷恋于热闹。那是作家自己还没有活明白。

周末周刊：作家怎样算是活明白了？

梁晓声：在当下，莫言那句话是对的，“所有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这并不意味着贬低作家的身份和文学的功能，因为故事是重要的，我们的生活那么需要故事。动物的世界是不需要故事的，而人类的社会从来是需要故事的。关键问题仅仅是，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

周末周刊：您讲什么样的故事？

梁晓声：从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向导》开始，我一直在写好人的故事。我回顾自己的创作，不论短篇、中篇、长篇，当我头脑中没有形成一些好人的时候，我就不能下笔。

首先，我定义的好人不是老好人。其次，不管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我知道这样的人都是存在的。因为，我读书时就是受书中这样的好青年、好人影响的。我是工人家庭的孩子，也经历过很多事，但不管在什么样的年代，我做人都是有温度的，那就是书给我的影响。书这样影响了我，也可能影响别人。

周末周刊：所以，您始终认为书写平凡和善良是作家本能的悲悯。

梁晓声：关于平凡和善良，我说一个上海的故事。傅雷夫妇去世后骨灰无人认领，一个陌生女孩出于正义，自称傅雷夫妇的“干女儿”，把骨灰认领和保存了下来。我听了这事，内心有一种极大的震动，肃然起敬。我认为这标志着人性所能达到的高度。现实生活提供了这样的例子，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这会使我感到温暖，感到自己没有真的生活在水泥森林和丛林法则中。人性善，友爱，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不断提供这个，不断重复这个，是文学的功能之一。但我们现在谈到文学的功能往往就是批判，这是不全面的，要知道文学全部的意义并不是这样的。

别装深刻了

青年时代，每次回哈尔滨梁晓声都近乡情怯。那个大杂院里的家，没有地板，没有像样的窗子，他不知道如何带给蜗居于斯的父母幸福的生活。

“现在，我终于活到了一个程度，可以从一个有暖气的屋子走到另一个有暖气的屋子。在这种生活到来前，我没想过可以住上在屋里洗澡上厕所的房子。现在，幸福的生活大概也就如此而已。霜鬓萧萧的梁晓声说。”

——2012年，《梁晓声：乡愿与斗士》（《南方人物周刊》一文）记录了彼时的梁晓声与他的心声。

周末周刊：您和您家人的故事都被您糅进了文字里，这些文字所裸露的“人世间”那么粗粝而真实，不遮蔽，不粉饰。如此坦荡的底气从何而来？

梁晓声：就像我在《我对创作的思考》中写的：“我的弟弟妹妹、中学同学、知青朋友大抵身处底层，命运可想而知。我与他们是休戚与共的关系，用小说、散文、杂文表现他们的命运情况遂成我的创作自觉。”比如，当我写父亲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意识，我所认识的许多父亲都是这样的，通过写我自己的父亲也就写了人世间许多的父亲。我写母亲、写兄长，也会想到人世间很多的母亲、兄长。

周末周刊：您四弟曾说：“我的二哥梁晓声能成为作家，贫穷的功劳是第一位的。”此话寻常，却道尽一切。

梁晓声：首先，我认为贫穷不是苦难；灾难、战争、不公平才是。其次，贫穷的生活使我养成了一种承受力——心理上的承受力。我下乡前的那种清贫生活和知青生活，使我增长了承受的能力。而那个时候，就是文学给了我慰藉。

文学要关注他人。文学带给我的一种启发是什么呢？有时我们会身陷悲伤、愁闷，但由于读过许多文学作品，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唯一不幸的那个人。

说到底，我们需要文学，不是因为它使我们痛苦、使我们认为自己遇到的绝望是无法自拔的。好的文学，一定会在你绝望的时候让你猛醒。同样，当我们成功或一夜成名的时候，多读一些书，立刻就会明白做人不要过于轻飘。年龄越大，我对自身的反思会越多一点。别装深刻了，所有装的过程就是不深刻的。

周末周刊：别装深刻了？

梁晓声：谁比谁不深刻？一个作家拿起笔来想象，说我这篇小说好像闪电一样，划过人类的灵魂。有病！因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内在逻辑也就那么几条。

周末周刊：您写作早，成名也早，这带来的利与弊是什么？

梁晓声：基本没有坏处。我的父母为此高兴，甚至这对我的弟弟、妹妹可以说是一种庇护。

周末周刊：您没有轻飘起来？

梁晓声：你看我的履历，我一直是作家。我的书桌上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我母亲的，一张是我已过世的四弟的。写作的时候，我有时就看着两个亲人，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好好写作。

母亲和四弟以前会和我讨论写作的事。我发表一个作品，四弟会读给母亲听，他们会有他们的看法。四弟打一个电话过来，说什么作品我看了，我认为怎么样。这个时候，即使作品没被转载、没被关注，我听到他的看法，就挺好的。这都是文学带给我的愉快。

一朵浪花而已

那年，梁晓声收到一个大学生读者的来信。信里称他临近毕业，大病一场，只能回山东农村老家休养，而祖籍山东的作家梁晓声的小说是他唯一的慰藉。

梁晓声给他寄去了自己的新作，还寄去了自己的4幅字。因为颈椎病需戴着颈托、将稿纸放在支架上才能写作的他，为读者一口气写了4幅字。

他对读者说：“你生活这么苦，先不说励志的话了，我的话不起这个作用。你把这几幅字拿去卖了，能卖多少是多少，改善一点生活。”

梁晓声很看重温度两个字，为人和写作都是。他认为真正值得书写的，是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汇聚成巨浪的他者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当然是读者耳熟能详的梁晓声小说《人世间》《今夜有暴风雪》《父父子子》等，也是他生活中所遇见的那些温暖故事。关注更广泛的人世间的故事，礼赞哪怕是一闪而过的温暖，构成了他创作的基调。

周末周刊：“我们扯着母亲褪色的衣襟长大成人。在贫困中她尽了一位母亲最大的责任……”您对母亲的书写，满是感恩。

梁晓声：我是先写了《父亲》，这篇小说还获了全国优秀小说奖。我们哈尔滨一位老作家，叫林予，他知道《父亲》获奖之后，特意到北京我家，说：我向你提一个建议，你应该写写你的母亲，要不然连我林予都觉得对你母亲是不公正的。

林予是我认识的第一位作家，连同他的夫人后来都成了我们全家的亲人。家中遇到了难事，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去将你林予老师请来，我要与他商议！这就是特殊年代一个作家和一个光字片家庭的关系。

我不但有几篇文章谈到了他，《父父子子》中有一位北大荒作家，我直接用了林予的名字。书中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家庭的一位好朋友在我的作品中存在。而读者看到这样一位作家，会不会也觉得很温暖？

有的时候，文学也是我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我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是《感激》，回忆邻居们对我家这样那样的帮助。我把他们真实的名字都写了下来，由此也感恩生活，在那种困难的时期，有那么多好人出现在我的家庭和我周围，这是一种幸运。

周末周刊：也因此，您被文学界视为“平民的代言人”，您如何看待这个标签？

梁晓声：所有的标签，只不过是标签而已。

我有过最可笑的一个标签。有一本书出版的时候，腰封上印过“中国当代最文明的作家”的标签。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前辈作家陈荒煤把我叫到旁边和我说：请教一下，什么叫最文明的作家？你书上印的这个话，我没听说过。那是老前辈在轻轻地敲打我。所以你就把这个标签当成一个标签，你不在意它，不去谈它，慢慢地这个标签就淡化了。

但是，我的目光确实更多地看平民、看普通劳动者，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更敏感。有的作家对于丑恶极为敏感，不能忍受，会揭露、鞭笞丑陋。而我也关注真善美之存在，哪怕点点滴滴像萤火虫闪了一下，就立刻知道真善美在哪里。我的创作也要像蜜蜂一样去捕捉这些。

周末周刊：正如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评论所说：“梁晓声对艰难人生的礼赞，实际上是对生活真善美的礼赞，因为我们在他有着艰难人生的人物身上，看不到私欲和卑污的灵魂。”于艰难之中酿造真善美，文字始终带有温度，是您写作的一个信仰？

梁晓声：是这样的。温暖社会，软化人心，是文学有史以来的存在本能。古今中外，好的文学大抵具有这种品质。当然，文学是多种多样的，好的文学各不相同。《阿Q正传》《死魂灵》没有温度，但都是经典。我青年时受西方启蒙文学影响甚深，它们大抵具有温度和对社会、对他人的关切，我的文学营养如此，所以后来形成的理念如此：客观的人世间一向善恶并存。

世界改变了很多，文学也是。但有些东西一直未变，不论对文学还是对世界。并且，所幸未变。底层人间的一个真相就是——因其为底层，所以更怕人心之冷。人们需要抱团取暖，否则生活更加艰难。乡里乡亲、远亲不如近邻、发小关系，都是温度的概括。就像《感激》一文表述了我与底层关系密切，我是感受着那种温度成长的。《人世间》写的就是普通人的真善美，在悲欢聚散中看见生活的真谛。

文学作品之所以高于生活，不是把生活粉饰之后高于生活，而是把人性的真善美所能达到的高度呈现出来，文学高于生活最终是高在这里。只是这样的作品需要作家用眼、用心去关注。

周末周刊：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修晓林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他看到您书桌旁有成捆成包您刚出版的小说集。他说：“你还不拆包？赶快签字送人呐。时间长了就不是新书了。”而您这样回答：“面对雨果、霍桑、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著作，我觉得自己是小矮子，我总觉得自己的集子怎么好意思往书架上放？”到今天，您的“怎么好意思”有没有被自己的文字渐渐稀释？

梁晓声：修晓林是一位很好的编辑，前一阵子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事情一忙，没能沉静下来，不知道怎么表达，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表达。就在这里表达一下我对他的纪念。

至于那个“怎么好意思”，我这几十年的写作，就是我在努力让它变得稀薄一点。但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不要想象自己是一个人物，不要想象自己的作品有多么了不得，我们可以把文学看成一条动态的河流，你就是在一个时期内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