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参加在山西临汾举办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写下了“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4句诗。这几句诗在考古界流传甚广，其中“燕山龙”是指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雕C形龙；“华山玫瑰”则是指在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中经常出土的彩陶上所绘制的花卉纹样，盛行于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地区。
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际，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从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向北贯穿山西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折向东，直至今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一带，存在一条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北方“龙文化”与中原“华文化”二者之间进行过频繁交往。
彩陶是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如赭石、氧化锰、瓷土等为颜料，描绘出纹饰之后，再经入窑焙烧而形成的一种陶器。中国的彩陶大约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的遗址都位于黄土地带，这或许与黄土地带稳定的农业生活及丰富的陶土资源等有关。
彩陶在仰韶文化时期曾经广泛分布，并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考古学家根据其时代和地域差异，又将这些不同地域特色的彩陶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文化。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的大漩涡纹彩陶等，多种多样的彩陶，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百花齐放。
庙底沟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000年到5500年，以独具特色的“花瓣纹”彩陶为标识，波及范围北抵阴山、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达甘青。考古学家卜工认为，“在偌大的区域里，在众多的文化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图案始终那么统一、那么规范，如同旗帜一般鲜明，使人一望即知其文化属性和功能”，这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考古学家陈星灿称其为“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也较之前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渭河流域的关中，仰韶时代遗址达1300处，其中庙底沟文化遗址占了大部分。聚落的规模也从数万平方米到几十万平方米不等，高陵杨官寨遗址总面积甚至约100万平方米；其中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的周长约1945米，壕宽9米-13米，深2米-4米。挖掘这样规模的环壕，所形成的土方量达11万立方米，考古学家王炜林认为，“这等规模的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这与之前半坡文化姜寨遗址2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晋南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因为农业的发展，社会复杂化加剧，人口的增长导致文化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彩陶的传播。如果以《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作为参照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这个区域基本契合，考古学家孙庆伟直言这是“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一件由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在1977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彩陶盆，是山西发现的最完整的史前彩陶盆之一。器腹外壁绘制了两组红底黑彩的缠枝花瓣纹。这件彩陶盆上的花纹简洁灵动、色彩鲜明，堪称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经典之作。整个器形就宛如一个待放的花蕾，柔和中又蕴含着奔放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那首《怒放的生命》中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纹样的绘制部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在《史前席地起居用陶器的装饰艺术——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中，解释了这些彩陶纹样装饰部位的设计理念：由于那时的人们在应用陶器饮食或盛物时，“常处于坐着或蹲着的姿态，这就引致主要花纹带的布置，选取在人们蹲、坐时视线最集中的部位”。这与苏轼在《私试策问》中谈到“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的情形相符。
然而，这样一个花蕾终究还是枯萎了。
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以灰陶为主的龙山时代。这是一个让我从本科时代就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从直观的视觉效果来说，彩绘可以表达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果从简单到复杂，那么应该是灰陶在前，彩陶在后，然而考古地层学证明彩陶流行的仰韶文化时代要早于色调简单的龙山文化。
对这个问题，我几十年来请教过一些学者，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直到最近读到艺术史家巫鸿新著《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中的一段话：
昔日仰韶文化中心的中原，则被龙山文化的一支所占据，该文化来自东部，以制造带有印纹与凸纹的单色器皿为特征。因此当青铜艺术在这一地区随后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时，青铜器以铸造而非彩绘作为主要装饰方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灰陶取代彩绘红陶，可能更多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那个百花灿烂的时代。
作者：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参加在山西临汾举办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写下了“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4句诗。这几句诗在考古界流传甚广，其中“燕山龙”是指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雕C形龙；“华山玫瑰”则是指在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文化中经常出土的彩陶上所绘制的花卉纹样，盛行于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地区。
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际，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从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向北贯穿山西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折向东，直至今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一带，存在一条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北方“龙文化”与中原“华文化”二者之间进行过频繁交往。
彩陶是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如赭石、氧化锰、瓷土等为颜料，描绘出纹饰之后，再经入窑焙烧而形成的一种陶器。中国的彩陶大约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的遗址都位于黄土地带，这或许与黄土地带稳定的农业生活及丰富的陶土资源等有关。
彩陶在仰韶文化时期曾经广泛分布，并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考古学家根据其时代和地域差异，又将这些不同地域特色的彩陶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文化。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的大漩涡纹彩陶等，多种多样的彩陶，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百花齐放。
庙底沟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000年到5500年，以独具特色的“花瓣纹”彩陶为标识，波及范围北抵阴山、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达甘青。考古学家卜工认为，“在偌大的区域里，在众多的文化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图案始终那么统一、那么规范，如同旗帜一般鲜明，使人一望即知其文化属性和功能”，这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考古学家陈星灿称其为“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也较之前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渭河流域的关中，仰韶时代遗址达1300处，其中庙底沟文化遗址占了大部分。聚落的规模也从数万平方米到几十万平方米不等，高陵杨官寨遗址总面积甚至约100万平方米；其中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的周长约1945米，壕宽9米-13米，深2米-4米。挖掘这样规模的环壕，所形成的土方量达11万立方米，考古学家王炜林认为，“这等规模的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这与之前半坡文化姜寨遗址2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晋南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因为农业的发展，社会复杂化加剧，人口的增长导致文化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彩陶的传播。如果以《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作为参照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这个区域基本契合，考古学家孙庆伟直言这是“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一件由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在1977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彩陶盆，是山西发现的最完整的史前彩陶盆之一。器腹外壁绘制了两组红底黑彩的缠枝花瓣纹。这件彩陶盆上的花纹简洁灵动、色彩鲜明，堪称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经典之作。整个器形就宛如一个待放的花蕾，柔和中又蕴含着奔放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那首《怒放的生命》中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纹样的绘制部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在《史前席地起居用陶器的装饰艺术——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中，解释了这些彩陶纹样装饰部位的设计理念：由于那时的人们在应用陶器饮食或盛物时，“常处于坐着或蹲着的姿态，这就引致主要花纹带的布置，选取在人们蹲、坐时视线最集中的部位”。这与苏轼在《私试策问》中谈到“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的情形相符。
然而，这样一个花蕾终究还是枯萎了。
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以灰陶为主的龙山时代。这是一个让我从本科时代就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从直观的视觉效果来说，彩绘可以表达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果从简单到复杂，那么应该是灰陶在前，彩陶在后，然而考古地层学证明彩陶流行的仰韶文化时代要早于色调简单的龙山文化。
对这个问题，我几十年来请教过一些学者，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直到最近读到艺术史家巫鸿新著《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中的一段话：
昔日仰韶文化中心的中原，则被龙山文化的一支所占据，该文化来自东部，以制造带有印纹与凸纹的单色器皿为特征。因此当青铜艺术在这一地区随后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时，青铜器以铸造而非彩绘作为主要装饰方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灰陶取代彩绘红陶，可能更多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那个百花灿烂的时代。
作者：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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