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考古学打破传统考古学线性考量“物”的桎梏，从而产生了重要的分野——“人”成为研究重点，而非人工遗物。在考古者看来，古物中带有古人的信息，而且需要被后人知道，于是他们试图在古人与今人间架设“媒介”。“透物见人”，成了考古学的核心要义：从静态的物资特征到动态的人类行为，这一步在学科的渐进过程中，无疑是具有飞跃性意义的。
因为“人”这个关键因素的存在，若干“死”的文物遗存具有了骨架、血肉、情绪甚至灵魂。考古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赋予古物以新的生命，还屡屡在古时和今日、古物和今人之间扮演“架桥者”的角色，又以专业之心和敬业之魂，悄然间化为“桥”本身。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
理解记录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古环节。美国考古者路易斯·宾福德认为，考古出土的资料类似于一门有待翻译的语言，考古者要对其进行解码。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被业界人士称为“考古式的侦探工作”。这也是上个世纪强调自己动手、自己走路去寻找真凭实据的以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语所”的学人，让我们顿生感喟和敬意的缘由所在（《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究天人之际”，考古材料不会说话，但考古者需要在了解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使其“说话”或帮其“发声”。
从研究对象来说，考古作家布赖恩·费根在《考古学入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中多次提出，考古者以过去的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之一，便是作为人类生存迹象的重要标识物的实物资料即文化遗存。当代考古学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是将人置于历史研究的核心，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考古学理论的分化也体现了人们对“人”这一重要角色认知的进步：与单向度地理解文化变迁、忽视人性的“过程考古学”不同，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后过程考古学”开始考虑人类行为的完整性，认为应该把人类意识、宗教与信仰、象征主义和符号研究的发展及表达作为考古学的一部分看待。“后过程考古学”强调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从而创设“背景关联法”，致力于把高精度的考古材料和当地的物质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追求“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境界的北宋金石学家们，也是去掉了过往人们赋予古物的神性光环，只是将其视为古人精神文化的遗留，通过研究、观摩、鉴赏来继承其中包含的精神文化。士大夫“把古物当成人本身，面对古物的时候，就仿佛面对他们敬重的先人”。如同历史学家用文献复原历史，考古者们通过过去的物质遗存重建和还原祖先们的行为，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现场。比如，云冈石窟的考古者能从佛像腋下、手臂等不易发现的落刀之处，看出当年开凿工匠的细致或敷衍。如第18窟主尊造像置于胸前的左手，细观会见手指间如鸭鹅蹼趾般的缦网纤维，竟是工匠们为还原“手足缦相”的刻意为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彭明浩甚至认为，应该把这些古代的营建还原成人的东西去看，不要神化成“观像坐禅”那样的教条并渲染其艺术性；相反，因为这些石窟是“人的作品”，必然有人的遗憾和缺陷，反而更添加了艺术性。
“透物见人”，击穿物料，见的是人性和理解。
与天地同久，见古今人心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考古不再像以往那样圈囿在有限的专业圈子，“公众考古”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考古学形式。陈胜前先生在论及“公众考古”时所说，考古是属于诗和远方的，当你的手触摸到三万多年前的火塘遗迹，当你坐在八千多年前的房址中央，当你走进一千年前的古城遗址，你的心里想不产生诗意都很难。所以，考古可以被看作一种方法、一种态度或是一种情趣，更要撩众人之兴。
正如《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一书（蒯乐昊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24年）中所述，云冈石窟是人的信仰、人的工程，是具名者和无名者共同缔造和讲述的人的故事、人的事业。恰是人的温度和悲欢，让这座伟大的石窟穿越历史呈现出今天的面貌；也是人的努力和持守，决定了它在未来可能呈现的模样。比如，观赏云冈石窟室，当代观看者们在导游的导引下，将第17窟交脚弥勒与拓跋晃以身护法最后在政治斗争中黯然早逝的故事结合起来时，也能从雄健的菩萨塑像上看到“佛—人”的跨接，感受到一些人间悲欢。
“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录文附校注中所出现的“与天地而同久”，反映了云冈石窟开凿者孜孜念念的雄心。考古者是把一系列的证据串联起来，从前人的思想、行为、施工的痕迹中，回溯出一个施工的过程。更进一步说，当年那些能够近距离端详摩挲佛陀脸庞、一凿一斧刻出佛国世界的工匠和今天站在同一位置用先进的VR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的科研人员，仿佛进行着跨越时空的握手和对话。就连文物保护人员都十分“人化”这些无言的石窟，他们秉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尽量让沉默的文物自己开口“说话”，说清楚自己哪里有“疼痛”。无怪乎陈丹青曾点评，每一个考古者观看古物，就是“观看我的一生”（《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透物见人”，穿透物像，见的是烟火和人心。
一别两地同风雨，我望明月月望你
由于考古学讲究“透物见人”，因此，陈胜前提出，能够打动人的还是人本身，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个人体验更可能让大家产生共鸣（《考古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并且，发掘者本身的体验，“都进入到考古材料之中”。同时，其在探讨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时，首先就强调目前的“透物见人”离完整复原古代社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所以，需要坚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转向”（《探索考古：作为人文的考古学》，陈胜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学者萧易重走8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在川康的古建筑调查路线，集纳见闻，形成《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当年，营造学社调查的730多处川康古建筑、古遗址毁损于各种时代的变迁洪流，如今留下来的已不足一半。齐东方先生在《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中华书局，2021年）中感慨道，现实与历史相差遥远，却未必毫无联系，张骞、玄奘、马可·波罗走过的路，我们可以重走，并产生与先贤心灵沟通的感觉。梁思成们当年参加考古，作为事件本身，也已成历史。
艺术学者郑岩回忆大学时参加西安大明宫太液池的试掘，在考古现场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受，看到环廊的遗迹，感觉似乎一转身，就可以遇到当年在这里漫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后来，他送一批文物去台湾展出，像一位母亲照顾未满月的婴儿一样全程小心翼翼——的确，考古者是与历史最近的人，他们能让历史有了人气、温度，他们又和古人天人合一、相遇神交：“那些文物被我们从地下唤醒以后，就和我们处在同一个空间，看得见，摸得着，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一块泥巴，生长为一件器物，其背后有一双富有创造力的手，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活生生的人。诗比历史真实，艺术离人心更近”，考古者是和古人能实现空中握手、心灵交融的“魔术师”。所以，带着这份虔诚，郑岩和擅长画画的女儿采取了“父亲出文字、女儿出绘画”的合作模式，对若干件文物进行了解读，“激活文物内在的生命力，发现那些可以在今天继续生长的东西”（《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父亲，通过和女儿的第一次合作，“看到她努力做事，看到她的成长，我很高兴”。那些动不动五六千岁的文物，连同亲子血缘，在爸爸的文字中、女儿的画笔下，“继续生长”，这与《文物修复研究：文物医院的理念与实践》（沈军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1年）中所提出来的“文物医院”理念不谋而合：无论是物理层面的修复，还是精神层面的传承，皆是施展了“重生技”，使文物“延年益寿”。
虽然石窟难免被风化的命运，好在有宿白先生这样的大家一直致力于从云冈石窟的考察中发现文明内在的动力以及文明的进程，“为未来留下历史的底本”，他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云冈，也是“圆满的归程”。他允许弟子杭侃在自己学术的根基上推陈出新，提出新观点，而杭侃的弟子彭明浩，又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在三代学人的接棒下，学术源流绵绵不断。学生时代在云冈调研的杭侃曾看到常惠先生60年前手书标注的数字，再过了30年后，他竟然作为守护者和主政官再次回到云冈，并偶遇了常惠先生的孙女——“一条隐秘的命运之线，把这些不同时代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云冈联系了起来。”
在考古界，人和人，产生了动人的叠影。掩卷沉思，感动不由得油然而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考古学的终极使命。中华优秀文化的赓续，靠的是代代家风家传，中国文博人的接力守护，让中国故事精彩纷呈，让中华大地熠熠生辉。
“透物见人”，穿过岁月，见的是文脉和人情。
现代考古学打破传统考古学线性考量“物”的桎梏，从而产生了重要的分野——“人”成为研究重点，而非人工遗物。在考古者看来，古物中带有古人的信息，而且需要被后人知道，于是他们试图在古人与今人间架设“媒介”。“透物见人”，成了考古学的核心要义：从静态的物资特征到动态的人类行为，这一步在学科的渐进过程中，无疑是具有飞跃性意义的。
因为“人”这个关键因素的存在，若干“死”的文物遗存具有了骨架、血肉、情绪甚至灵魂。考古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赋予古物以新的生命，还屡屡在古时和今日、古物和今人之间扮演“架桥者”的角色，又以专业之心和敬业之魂，悄然间化为“桥”本身。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
理解记录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古环节。美国考古者路易斯·宾福德认为，考古出土的资料类似于一门有待翻译的语言，考古者要对其进行解码。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被业界人士称为“考古式的侦探工作”。这也是上个世纪强调自己动手、自己走路去寻找真凭实据的以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语所”的学人，让我们顿生感喟和敬意的缘由所在（《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1928—194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究天人之际”，考古材料不会说话，但考古者需要在了解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使其“说话”或帮其“发声”。
从研究对象来说，考古作家布赖恩·费根在《考古学入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中多次提出，考古者以过去的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之一，便是作为人类生存迹象的重要标识物的实物资料即文化遗存。当代考古学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是将人置于历史研究的核心，强调个体在历史中的作用，考古学理论的分化也体现了人们对“人”这一重要角色认知的进步：与单向度地理解文化变迁、忽视人性的“过程考古学”不同，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后过程考古学”开始考虑人类行为的完整性，认为应该把人类意识、宗教与信仰、象征主义和符号研究的发展及表达作为考古学的一部分看待。“后过程考古学”强调文化背景的重要性，从而创设“背景关联法”，致力于把高精度的考古材料和当地的物质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考古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追求“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境界的北宋金石学家们，也是去掉了过往人们赋予古物的神性光环，只是将其视为古人精神文化的遗留，通过研究、观摩、鉴赏来继承其中包含的精神文化。士大夫“把古物当成人本身，面对古物的时候，就仿佛面对他们敬重的先人”。如同历史学家用文献复原历史，考古者们通过过去的物质遗存重建和还原祖先们的行为，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现场。比如，云冈石窟的考古者能从佛像腋下、手臂等不易发现的落刀之处，看出当年开凿工匠的细致或敷衍。如第18窟主尊造像置于胸前的左手，细观会见手指间如鸭鹅蹼趾般的缦网纤维，竟是工匠们为还原“手足缦相”的刻意为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彭明浩甚至认为，应该把这些古代的营建还原成人的东西去看，不要神化成“观像坐禅”那样的教条并渲染其艺术性；相反，因为这些石窟是“人的作品”，必然有人的遗憾和缺陷，反而更添加了艺术性。
“透物见人”，击穿物料，见的是人性和理解。
与天地同久，见古今人心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考古不再像以往那样圈囿在有限的专业圈子，“公众考古”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考古学形式。陈胜前先生在论及“公众考古”时所说，考古是属于诗和远方的，当你的手触摸到三万多年前的火塘遗迹，当你坐在八千多年前的房址中央，当你走进一千年前的古城遗址，你的心里想不产生诗意都很难。所以，考古可以被看作一种方法、一种态度或是一种情趣，更要撩众人之兴。
正如《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一书（蒯乐昊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24年）中所述，云冈石窟是人的信仰、人的工程，是具名者和无名者共同缔造和讲述的人的故事、人的事业。恰是人的温度和悲欢，让这座伟大的石窟穿越历史呈现出今天的面貌；也是人的努力和持守，决定了它在未来可能呈现的模样。比如，观赏云冈石窟室，当代观看者们在导游的导引下，将第17窟交脚弥勒与拓跋晃以身护法最后在政治斗争中黯然早逝的故事结合起来时，也能从雄健的菩萨塑像上看到“佛—人”的跨接，感受到一些人间悲欢。
“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宿白先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录文附校注中所出现的“与天地而同久”，反映了云冈石窟开凿者孜孜念念的雄心。考古者是把一系列的证据串联起来，从前人的思想、行为、施工的痕迹中，回溯出一个施工的过程。更进一步说，当年那些能够近距离端详摩挲佛陀脸庞、一凿一斧刻出佛国世界的工匠和今天站在同一位置用先进的VR设备进行数据采集的科研人员，仿佛进行着跨越时空的握手和对话。就连文物保护人员都十分“人化”这些无言的石窟，他们秉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尽量让沉默的文物自己开口“说话”，说清楚自己哪里有“疼痛”。无怪乎陈丹青曾点评，每一个考古者观看古物，就是“观看我的一生”（《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透物见人”，穿透物像，见的是烟火和人心。
一别两地同风雨，我望明月月望你
由于考古学讲究“透物见人”，因此，陈胜前提出，能够打动人的还是人本身，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个人体验更可能让大家产生共鸣（《考古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并且，发掘者本身的体验，“都进入到考古材料之中”。同时，其在探讨中国考古学的未来时，首先就强调目前的“透物见人”离完整复原古代社会的目标还相差甚远，所以，需要坚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转向”（《探索考古：作为人文的考古学》，陈胜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学者萧易重走8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在川康的古建筑调查路线，集纳见闻，形成《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当年，营造学社调查的730多处川康古建筑、古遗址毁损于各种时代的变迁洪流，如今留下来的已不足一半。齐东方先生在《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中华书局，2021年）中感慨道，现实与历史相差遥远，却未必毫无联系，张骞、玄奘、马可·波罗走过的路，我们可以重走，并产生与先贤心灵沟通的感觉。梁思成们当年参加考古，作为事件本身，也已成历史。
艺术学者郑岩回忆大学时参加西安大明宫太液池的试掘，在考古现场有着“一种莫可名状”的感受，看到环廊的遗迹，感觉似乎一转身，就可以遇到当年在这里漫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后来，他送一批文物去台湾展出，像一位母亲照顾未满月的婴儿一样全程小心翼翼——的确，考古者是与历史最近的人，他们能让历史有了人气、温度，他们又和古人天人合一、相遇神交：“那些文物被我们从地下唤醒以后，就和我们处在同一个空间，看得见，摸得着，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一块泥巴，生长为一件器物，其背后有一双富有创造力的手，有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活生生的人。诗比历史真实，艺术离人心更近”，考古者是和古人能实现空中握手、心灵交融的“魔术师”。所以，带着这份虔诚，郑岩和擅长画画的女儿采取了“父亲出文字、女儿出绘画”的合作模式，对若干件文物进行了解读，“激活文物内在的生命力，发现那些可以在今天继续生长的东西”（《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父亲，通过和女儿的第一次合作，“看到她努力做事，看到她的成长，我很高兴”。那些动不动五六千岁的文物，连同亲子血缘，在爸爸的文字中、女儿的画笔下，“继续生长”，这与《文物修复研究：文物医院的理念与实践》（沈军著，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1年）中所提出来的“文物医院”理念不谋而合：无论是物理层面的修复，还是精神层面的传承，皆是施展了“重生技”，使文物“延年益寿”。
虽然石窟难免被风化的命运，好在有宿白先生这样的大家一直致力于从云冈石窟的考察中发现文明内在的动力以及文明的进程，“为未来留下历史的底本”，他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云冈，也是“圆满的归程”。他允许弟子杭侃在自己学术的根基上推陈出新，提出新观点，而杭侃的弟子彭明浩，又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在三代学人的接棒下，学术源流绵绵不断。学生时代在云冈调研的杭侃曾看到常惠先生60年前手书标注的数字，再过了30年后，他竟然作为守护者和主政官再次回到云冈，并偶遇了常惠先生的孙女——“一条隐秘的命运之线，把这些不同时代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云冈联系了起来。”
在考古界，人和人，产生了动人的叠影。掩卷沉思，感动不由得油然而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考古学的终极使命。中华优秀文化的赓续，靠的是代代家风家传，中国文博人的接力守护，让中国故事精彩纷呈，让中华大地熠熠生辉。
“透物见人”，穿过岁月，见的是文脉和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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