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术史上，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以场面宏大、用笔细腻的艺术风格而著称。画家张择端全方位地描绘出北宋都城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生活景象，展示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民俗、建筑、市井、手工业、交通工具等，将一个时代的繁华与日常尽收眼底，称得上是一幅极具历史价值的民间风俗长卷。
台湾著名的跨界设计师、第一代民歌手姚任祥，将她最新编著的一部有关台北人文历史的图文书取名为《台北上河图》，正是为了向《清明上河图》致敬，进而借鉴《清明上河图》的创意，以视觉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记录台北筚路蓝缕的建城史，再现台北从古至今的种种变迁，诸如政策、事件、商业、交通、建筑、艺术、文学、娱乐……乃至布帛菽粟、衣食住行。在这条以时间串联起来的轴线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的成长历程——它的面貌，它的精神，它的表情，它的神态；同时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气息，触摸到一座城市的肌理，找寻到一座城市的灵魂，品味到一座城市浓浓的世俗人情味与人间烟火气。而随着年华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在逐渐消失，《台北上河图》则以丰富的图片和文字，留住了台北曾经的沧海桑田，留住了一座城市的雪泥鸿爪。
宏大与微末的编年史
《台北上河图》一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连贯的手绘台北城市街景图，对应不同时期的民生新闻，以记录城市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市井百态与时代嬗变，有点像图片编年史；下册以台北的老照片为线索，重绘历史事件和家族图谱，以不同人物的经历和故事，以个体的视角描述他们对台北的不同印象，有点像断代史和纪传史。
编年史中记录了台北建城史上的诸多个“第一”，比如：1887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开办台湾第一条铁路；1955年，台北警局首度在延平北路设置“红绿灯”；1962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正式开播……其中既有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却也不乏一些当时看似并不起眼的微末小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依然意义重大，后者则象征着时代的进步，同样影响深远。而台北的建城史，正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才终于成就了台北这座城市，成就了台北独特的城市风貌。
事实上，每一座城市的建城史都是不同的，也各有不同的探索历程，台北也并不例外。在台北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比如轰动一时的17岁少女白晓燕被杀案，警方反应迟钝，不良媒体搅局，暴露出彼时的社会治安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是为台湾社会复杂现象的一个综合反映。还有北市中央家禽市场女摊贩为牟利，将水灌入肉鸭增重遭查获；不良药商从美国进口家畜用饲料奶粉，改制成婴幼儿专用奶粉出售；德泰油行老板提炼劣质馊水油贩卖给台北夜市摊商，十年间获利5000万元……如此种种，均反映出当时台北公共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的巨大隐患。
另外，像餐馆女老板爱上有妇之夫，开价30万元要原配让出老公；爱车轮胎不翼而飞，凤飞飞的哥哥报警等等这类琐屑的细节，则无不印证了那句“太阳之下，并无新事”的老话。可见日常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才真正构成了世间百态与人间万象。
台北人的纪传史
与台北建城的编年史相比，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台北建城的断代史和纪传史。毫无疑问，一座城市的记忆，说白了就是一群人的记忆；而一座城市的历史，说白了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的历史。台北的建城史其实是与台北人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不同际遇、与他们的生命和故事分不开的，诚如叶子明所言：“这城市因历史的因缘际会，南北的人文迁集，东西文化融合，交织成一出时代的精彩大戏。”在这座城市历史的因缘际会中，人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在这出时代的精彩大戏中，人则是唯一的主角。也正是因为这样，叶子明才坚执地认为，淡淡细述的素人素描彩绘和浮世绘的庶民素人观点，乃是了解台北世世代代生活形态的进化、商业模式的更迭、百工百业的兴衰、流行文化的演变以及人文价值消长的最佳视角。
清代同治年间，台北依靠茶叶贸易迅速崛起，成为台湾的经济中心。在随后的岁月里，台北先后经历了清领时期、日治时期、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来自大江南北的人们会聚台北，无论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在经济腾飞的年代，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认真地扮演着自己，演绎着自己精彩的人生。
媒体人王伟忠对台北的第一印象，是台北居然有一个“点心世界”，铺子里全是各式各样的精美糕点，这对于来自嘉义乡下的王伟忠来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王伟忠的青春岁月是在台北拉开帷幕的，尽管他一直抱有“南部小孩”的自卑心理，但他后来终究有了“台北男孩样”，他的初恋和失恋都与台北息息相关，而他的心情也从最初的“去台北”，终于转变为“回台北”……
作家季季的写作生涯是在台北的明星咖啡馆开始的。那时的季季经常在午后走进这家白俄开办的咖啡馆，她登上三楼，找一个冷僻的角落坐下，叫上一杯柠檬水，慢慢地喝，慢慢地写，一直写到晚间打烊才下楼。在来明星咖啡馆的路上，季季经常会在“明星西点面包”的骑楼下，看到摆书摊的诗人周梦蝶，他是一个清癯的中年男子，光头，手握书卷，坐在椅子上神色肃穆，垂眉阅读。季季说那是一段奢侈而又幸福的时光，她“一个人守着一张桌子，自由自在想象，无拘无束描摹，每次写完一篇小说走下三楼，心里总是依依不舍，而且快乐又满足”。周梦蝶是一位“逐水草而居”的诗人，而季季则是一位自由写作者，在台北这座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城市里，他们各适其适，各得其所；在这间记载着白俄传奇史的明星咖啡馆里，他们共同见证了台北这座多元杂陈的城市。
一座理想的城市，应该有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应该有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应该有刻满年轮的古老街巷，应该有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歌剧院、咖啡馆、旧书店……大家都在城市中生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生气淋漓，一群人众声喧哗，浓缩了整个人性的组合，如同《清明上河图》中的芸芸众生。这样的城市还应当优容异类、包容叛逆，就像服装设计师吕芳智所说的那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像时尚达人洪伟明所说的那样：“不时尚毋宁死，不够美绝不屈服。”毕竟，时尚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敢穿、敢现、敢忠于自我本色，不曾为了忌惮禁东禁西，乃是台北时尚达人的宣言。
作家张大春最怀念老台北有三轮车、邮筒和铁框玻璃电话亭的时代，他说那部黑得发亮、始终嵌入墙身的木架之上的电话，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象征物，它既是通往神秘世界的渠道，又是去往陌生远方的门径。
出版人詹宏志则将自己比作一个饥渴的吸收者，将台北比作他的“大苹果”，他认为是台北的经济富饶给了他生存所需的收入，是台北的文化富饶给了他心智成长所需的养分。台北从没有排斥过他这个农村来的“小愣子”，台北给他求知的机会，给他工作的机会，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舞台；他在台北娶妻生子，酬酢亲友，寻书觅食，饮茶咖啡，高谈阔论，集会游行，悲欢交集，不知老之将至……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曾经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其实将沙里宁的话反过来说也未尝不可——看到一座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就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抱负。我们在《台北上河图》中看到了台北居民的文化追求，同时看到了台北作为一座城市的抱负。
在中国美术史上，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以场面宏大、用笔细腻的艺术风格而著称。画家张择端全方位地描绘出北宋都城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生活景象，展示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民俗、建筑、市井、手工业、交通工具等，将一个时代的繁华与日常尽收眼底，称得上是一幅极具历史价值的民间风俗长卷。
台湾著名的跨界设计师、第一代民歌手姚任祥，将她最新编著的一部有关台北人文历史的图文书取名为《台北上河图》，正是为了向《清明上河图》致敬，进而借鉴《清明上河图》的创意，以视觉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记录台北筚路蓝缕的建城史，再现台北从古至今的种种变迁，诸如政策、事件、商业、交通、建筑、艺术、文学、娱乐……乃至布帛菽粟、衣食住行。在这条以时间串联起来的轴线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是一座城市的成长历程——它的面貌，它的精神，它的表情，它的神态；同时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气息，触摸到一座城市的肌理，找寻到一座城市的灵魂，品味到一座城市浓浓的世俗人情味与人间烟火气。而随着年华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在逐渐消失，《台北上河图》则以丰富的图片和文字，留住了台北曾经的沧海桑田，留住了一座城市的雪泥鸿爪。
宏大与微末的编年史
《台北上河图》一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连贯的手绘台北城市街景图，对应不同时期的民生新闻，以记录城市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市井百态与时代嬗变，有点像图片编年史；下册以台北的老照片为线索，重绘历史事件和家族图谱，以不同人物的经历和故事，以个体的视角描述他们对台北的不同印象，有点像断代史和纪传史。
编年史中记录了台北建城史上的诸多个“第一”，比如：1887年，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开办台湾第一条铁路；1955年，台北警局首度在延平北路设置“红绿灯”；1962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正式开播……其中既有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却也不乏一些当时看似并不起眼的微末小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依然意义重大，后者则象征着时代的进步，同样影响深远。而台北的建城史，正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才终于成就了台北这座城市，成就了台北独特的城市风貌。
事实上，每一座城市的建城史都是不同的，也各有不同的探索历程，台北也并不例外。在台北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比如轰动一时的17岁少女白晓燕被杀案，警方反应迟钝，不良媒体搅局，暴露出彼时的社会治安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是为台湾社会复杂现象的一个综合反映。还有北市中央家禽市场女摊贩为牟利，将水灌入肉鸭增重遭查获；不良药商从美国进口家畜用饲料奶粉，改制成婴幼儿专用奶粉出售；德泰油行老板提炼劣质馊水油贩卖给台北夜市摊商，十年间获利5000万元……如此种种，均反映出当时台北公共安全卫生方面存在的巨大隐患。
另外，像餐馆女老板爱上有妇之夫，开价30万元要原配让出老公；爱车轮胎不翼而飞，凤飞飞的哥哥报警等等这类琐屑的细节，则无不印证了那句“太阳之下，并无新事”的老话。可见日常生活中的鸡毛蒜皮，才真正构成了世间百态与人间万象。
台北人的纪传史
与台北建城的编年史相比，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台北建城的断代史和纪传史。毫无疑问，一座城市的记忆，说白了就是一群人的记忆；而一座城市的历史，说白了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的历史。台北的建城史其实是与台北人的个人生活、与他们的不同际遇、与他们的生命和故事分不开的，诚如叶子明所言：“这城市因历史的因缘际会，南北的人文迁集，东西文化融合，交织成一出时代的精彩大戏。”在这座城市历史的因缘际会中，人始终处于中心的位置；在这出时代的精彩大戏中，人则是唯一的主角。也正是因为这样，叶子明才坚执地认为，淡淡细述的素人素描彩绘和浮世绘的庶民素人观点，乃是了解台北世世代代生活形态的进化、商业模式的更迭、百工百业的兴衰、流行文化的演变以及人文价值消长的最佳视角。
清代同治年间，台北依靠茶叶贸易迅速崛起，成为台湾的经济中心。在随后的岁月里，台北先后经历了清领时期、日治时期、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来自大江南北的人们会聚台北，无论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还是在经济腾飞的年代，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舞台上认真地扮演着自己，演绎着自己精彩的人生。
媒体人王伟忠对台北的第一印象，是台北居然有一个“点心世界”，铺子里全是各式各样的精美糕点，这对于来自嘉义乡下的王伟忠来说，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王伟忠的青春岁月是在台北拉开帷幕的，尽管他一直抱有“南部小孩”的自卑心理，但他后来终究有了“台北男孩样”，他的初恋和失恋都与台北息息相关，而他的心情也从最初的“去台北”，终于转变为“回台北”……
作家季季的写作生涯是在台北的明星咖啡馆开始的。那时的季季经常在午后走进这家白俄开办的咖啡馆，她登上三楼，找一个冷僻的角落坐下，叫上一杯柠檬水，慢慢地喝，慢慢地写，一直写到晚间打烊才下楼。在来明星咖啡馆的路上，季季经常会在“明星西点面包”的骑楼下，看到摆书摊的诗人周梦蝶，他是一个清癯的中年男子，光头，手握书卷，坐在椅子上神色肃穆，垂眉阅读。季季说那是一段奢侈而又幸福的时光，她“一个人守着一张桌子，自由自在想象，无拘无束描摹，每次写完一篇小说走下三楼，心里总是依依不舍，而且快乐又满足”。周梦蝶是一位“逐水草而居”的诗人，而季季则是一位自由写作者，在台北这座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城市里，他们各适其适，各得其所；在这间记载着白俄传奇史的明星咖啡馆里，他们共同见证了台北这座多元杂陈的城市。
一座理想的城市，应该有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应该有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应该有刻满年轮的古老街巷，应该有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歌剧院、咖啡馆、旧书店……大家都在城市中生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一座城市生气淋漓，一群人众声喧哗，浓缩了整个人性的组合，如同《清明上河图》中的芸芸众生。这样的城市还应当优容异类、包容叛逆，就像服装设计师吕芳智所说的那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就像时尚达人洪伟明所说的那样：“不时尚毋宁死，不够美绝不屈服。”毕竟，时尚也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敢穿、敢现、敢忠于自我本色，不曾为了忌惮禁东禁西，乃是台北时尚达人的宣言。
作家张大春最怀念老台北有三轮车、邮筒和铁框玻璃电话亭的时代，他说那部黑得发亮、始终嵌入墙身的木架之上的电话，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象征物，它既是通往神秘世界的渠道，又是去往陌生远方的门径。
出版人詹宏志则将自己比作一个饥渴的吸收者，将台北比作他的“大苹果”，他认为是台北的经济富饶给了他生存所需的收入，是台北的文化富饶给了他心智成长所需的养分。台北从没有排斥过他这个农村来的“小愣子”，台北给他求知的机会，给他工作的机会，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舞台；他在台北娶妻生子，酬酢亲友，寻书觅食，饮茶咖啡，高谈阔论，集会游行，悲欢交集，不知老之将至……
美国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曾经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其实将沙里宁的话反过来说也未尝不可——看到一座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就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抱负。我们在《台北上河图》中看到了台北居民的文化追求，同时看到了台北作为一座城市的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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