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丁香花开时，暖暖的春意扑面而来，很多朋友纷纷赶往法源寺，去欣赏、拍摄那儿的丁香花。其实，这座初建于唐太宗时期、完成于武则天时期、后经历代反复建造的法源寺，最初是以海棠花或牡丹花闻名于世。如今，丁香花成为头魁，可知世事变迁，原属平常。
与法源寺百花头魁更替对应的，是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沧桑之后，终以明代布局、明清时代面貌示人的法源寺建筑群。
造像与殿堂大小比例为何有些失调
如今，在这座千年古刹里，只有通过大雄宝殿和藏经阁内的四个莲花柱础，以及残破的史思明造塔碑，才能感受到来自唐代的历史气息。除此以外，您所能见到的，基本上是从各处寺庙迁移而来的不同时期的文物。
比如，在法源寺天王殿前，就矗立着两尊清代风格的青铜狮子。这两只狮子的形象，颇具犬的神韵，而这种造型的狮子多出自清代中叶。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断，青铜狮子是清雍正年间所造，其最初守卫的地点，是紫禁城内的某处宫阙。有学者进一步推测说，这对青铜狮子的“娘家”，应该是位于紫禁城西路、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若真是如此，这对狮子或许见证了清乾隆年间和珅、和琳兄弟的求学经历。
1912年，咸安宫的主体建筑被烧毁。不久之后，民国政府拨款，在原址基础上兴建起放置文物的宝蕴楼。而青铜狮子，则有可能最终落脚于法源寺。
漫步在法源寺中，所见到的第一重殿宇是天王殿。其中心位置是弥勒佛像，背后为韦陀造像，两侧是四大天王造像。根据学者陈未在《北京寺院建筑》一书中的说法，弥勒与韦陀造像皆来自海淀区的大觉寺。据周绍良的《北京法源寺》一文介绍，无论是弥勒造像，还是背后的韦陀及两壁四尊天王，都是青铜所制，勇猛威严，应出自明代名家之手。
然而，这些造像与殿堂的大小比例却显得有些失调。弥勒佛坐像高1.12米，韦陀坐像却高达1.7米，弥勒佛比韦陀明显矮了一大截。笔者前往大觉寺原址调查，发现其天王殿内的弥勒等造像都是新塑的。至于这两尊造像应放置在大觉寺的哪座殿宇中，已经很难说清。
另据学者朱耀廷主编的《北京的佛寺与佛塔》所述，法源寺天王殿内的四大天王应出自西城区大石桥胡同的拈花寺：“由于拈花寺年代久远，已经有些破旧了。寺中原有的诸天及罗汉铜像，分别存放在法源寺和妙应寺内。”笔者曾用了一天时间，在法源寺与妙应寺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实证这两处“诸天”的身量基本一致。
大雄宝殿的三圣造像和悯忠阁的“唐代往事”
离开天王殿，前行不远，登上台阶，便为大雄宝殿。此殿内供奉着一佛两菩萨，即构成华严三圣的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这组三圣造像乃明代所造，工艺水平之上乘，为目前京内所罕见。但三圣的娘家在哪里，却于文献记录中被不经意地抹去了。日前，有朋友在西城区广化寺内同老和尚攀谈。事后她告诉我，据老僧讲，而今法源寺大雄宝殿内的三圣应出自广化寺。在曾经的年月里，广化寺也算是文物仓库，从这里调拨文物给法源寺，并不意外。
除却三圣，法源寺大雄宝殿的两侧还放置着十八尊罗汉。按照资料介绍及罗汉的式样推断，应是清中叶（乾隆年间）的文物。据学者推测，这些罗汉的籍贯是河北承德，应该来自外八庙之一的罗汉堂。当年罗汉堂失火，随后便一蹶不振，庙宇处于荒废之中，安身于此的五百罗汉由此流散，其中的十八尊被移到了法源寺。
大雄宝殿身后，是清代改建的悯忠阁。如今，很多人会站在悯忠阁前南侧的花丛外拍照，也会捎带提及悯忠阁的“唐代往事”。实际上，此悯忠阁早已不是唐代的悯忠“高阁”。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唐中和三年（883），幽州留后李匡舍己俸禄，在重建寺院的过程中，又兴建起一座供奉着巨大观音造像的高阁。据说，这座观音高阁面阔七间，高达三层，中置大悲观音立像，“三层始见其首”。待景福二年（893）建成后，高阁被取名为悯忠阁。按照《春明梦余录》中所载的唐代民谚：“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依照古代建筑史研究者的推断，唐末的悯忠阁大概为五层高阁，体量要大于现存于天津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只可惜，这座高阁只存世50余年，于辽天禄四年（950）遭遇火灾。重建后的悯忠阁由五层改为两层。据学者陈未的判断，彼时的观音阁很可能和独乐寺的观音阁形制接近。然而就是这样一座缩小版的高阁，又在辽末毁于战火。等到明代再建，高阁已经被浓缩到很小的规模。目前，您所能见到的是清代重建的悯忠阁，距离地面已经十分近。
来自法华寺的石香炉和乾隆版渎山大玉海
在悯忠阁赏花，别忘了看看那尊结实的石质香炉。此香炉是由法华寺的住持僧送给法源寺的。
其实，昔日京城内外的法华寺不止一处。位于老崇文区红桥附近的法华寺是约定俗成的南法华寺，王府井大街北段东侧有北法华寺，海淀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西侧还有西法华寺，如今的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亦被称为法华寺。在这些法华寺之中，规模最大、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的，非北法华寺莫属。而且，如今绝大多数清史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袁世凯曾居住在北法华寺内。不久前，我在阅读宗春启先生的“中轴线文化游典·寺庙”篇时，见到了比较系统的谭嗣同与袁世凯活动记录。从这份记录上看，袁世凯居住在北法华寺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至于法源寺内的石质香炉提供者，也被学者们考订是出自北法华寺。真若如此，曾经到访过北法华寺的谭嗣同或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在法源寺停灵。而北法华寺的香炉或许见证了谭嗣同停灵于此的往事。
过了悯忠阁，经过无量殿遗址，一座石质的精美文物，便呈现在您眼前，这便是乾隆版的“渎山大玉海”。
话说，元世祖忽必烈所使用过的“渎山大玉海”原本放置于北海的琼华岛顶部，也就是而今的白塔位置。与后世不同的是，元时的琼华岛顶部曾经矗立着一座广寒殿。依照蒙元民族的习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方显英雄本色。于是，无论在皇宫大内，还是广寒殿堂，都摆放着饮酒大缸。而这“渎山大玉海”，便是见证元代历史的难得文物了。到了明代，尽管广寒殿垮塌，但大玉海仍存。后来，宦官们将此物移至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内。
到乾隆年间，该物件又被眼尖心细、嗜好古物的乾隆帝瞧上，且由真武庙请回。据说，在请回之前，大玉海正被用来腌制咸菜。为了对看庙者有所补偿，乾隆帝命工匠仿制了一尊“大玉海”，留给道士们继续腌菜。当然，仿制的“大玉海”不再为玉质，而是改成石质。近两百年之后，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已然无存，吃腌咸菜的僧道们四散，石玉海亦随之挪窝。而今，这尊石玉海就放置在法源寺的毗卢殿门前不远处。
毗卢殿内的铜铸五方佛与寻常所见有着明显不同
看罢石质大玉海，便是毗卢殿。这座殿宇在明代是后殿，至清代为敬业堂，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供奉着玄奘法师遗骨而被称作舍利殿（正名叫大遍觉堂）。如今，此殿内安放着的是一尊高及屋顶的铜铸五方佛。
根据有关专家测量，该佛像高达4.58米，其与寻常所见的那种一字排开的五方佛有着明显不同。铸像分为上中下三层，除最上层的毗卢遮那佛外，剩下两层形成千佛围绕之势，于是被称为千佛绕毗卢。这尊造像来自西四报子胡同内的隆长寺。由于造像移入，该殿也由大遍觉堂更名为毗卢殿。
毗卢殿门外的东西两侧，分别矗立着一方画像碑。西侧的一座，前刻旃檀佛像，有诸表臣记；后刻达摩像，有李言恭赞。东侧的另座，前刻观音像，后刻关圣像，均刻有“万历己丑八月”字样。这两方画像碑几乎贴在毗卢殿外的两侧墙壁上，所以旃檀佛像与关圣像的一面已无法见到。这两方石碑出自距离法源寺不远的金代古刹圣安寺。有学者推测，两碑原本放置在圣安寺的瑞像亭中。如今，瑞像亭被迁建于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两碑则放在法源寺内。
毗卢殿后，是供奉着三尊明代观音造像的大悲殿。
与前面殿堂相似的，是三尊造像原本并非“一家人”。目前说来，三位同名异款的菩萨来自哪里已难再考证。有学者认为，其中一尊铜制自在观音像乃护国寺遗存。当我前往法源寺“寻宝”时，得知此像已被移到广济寺内的圆通殿。
虽然大悲殿内所供的菩萨不知来历，但大殿身后抱厦内所收藏的一组木制塑像（一主两仆），却于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且亦出自古刹护国寺。就在前不久，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老照片，其所拍摄的就是群像中的主尊，拍摄时间为1939年。据当时对此照片的解读，主尊或是明永乐皇帝的帝师姚广孝，但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尊造像乃是大智法王班丹札释。
班丹札释是藏传佛教的一位重要僧人，亦为拥护明朝统治的著名宗教人士。自永乐帝起，他便被册封为大宝法王。随后，宣德帝、正统帝皆对其加以册封。这尊造像据说塑造于宣德十年（1435）。根据学者陈未的研究，班丹札释造像曾移入故宫博物院，1980年代被调拨至法源寺。除此以外，护国寺主殿内的一尊大佛也被调入妙应寺（即白塔寺）的正殿。
藏经阁内安放着京城仅存的一尊木质大卧佛
法源寺藏经阁的一层殿堂内，安放着京城仅存的一尊木质大卧佛，这也是与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铜质卧佛齐名的佛教文物。跟法源寺内其他的文物一样，这尊卧佛亦属流浪于此的。卧佛从哪里来呢？
据文献记载，北京东花市斜街曾有一座始建于明天顺年间的寺庙，由于镇寺之宝是一躯明代木质大卧佛，所以坊间称其为卧佛寺；又因寺内藏有明正德三年（1509年）的铁钟一口，亦被叫做妙音寺。该庙倾颓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新中国成立前后，该寺的前殿、后殿相继倾斜，中殿内的三尊大佛亦遭毁坏。于是后殿的卧佛被移至中殿，其身后站立的十余弟子则被弃之于殿内一角。
时隔未久，卧佛寺前后殿及两庑被相继拆除。值得庆幸的是，留在中殿内的卧佛被保存了下来。据老辈居民回忆，卧佛能保佑百姓平安，身上有病痛，摸一摸卧佛就会好起来，头疼摸头，脚疼摸脚。
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可当地百姓就信这个。他们经常会到卧佛寺去，玉器厂也表示默许，从不加以阻拦。直到1965年，“有一天，突然开来两辆大卡车，将大卧佛拉走了。记得当时街道两旁站满了人，目送卡车缓缓地向西驶去……”此外，另有当地朋友回忆说，将卧佛搬运走，使用的是人力车。而与大卧佛前后脚运出的，还有一幅《地藏王菩萨与十殿阎罗》的壁画。这幅明代的珍贵画作，如今被安置在智化寺主殿的三世佛背后。1979年，卧佛又被移至法源寺的藏经阁内供奉，一般不对外开放。
每年丁香花开时，暖暖的春意扑面而来，很多朋友纷纷赶往法源寺，去欣赏、拍摄那儿的丁香花。其实，这座初建于唐太宗时期、完成于武则天时期、后经历代反复建造的法源寺，最初是以海棠花或牡丹花闻名于世。如今，丁香花成为头魁，可知世事变迁，原属平常。
与法源寺百花头魁更替对应的，是经历了千余年的岁月沧桑之后，终以明代布局、明清时代面貌示人的法源寺建筑群。
造像与殿堂大小比例为何有些失调
如今，在这座千年古刹里，只有通过大雄宝殿和藏经阁内的四个莲花柱础，以及残破的史思明造塔碑，才能感受到来自唐代的历史气息。除此以外，您所能见到的，基本上是从各处寺庙迁移而来的不同时期的文物。
比如，在法源寺天王殿前，就矗立着两尊清代风格的青铜狮子。这两只狮子的形象，颇具犬的神韵，而这种造型的狮子多出自清代中叶。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断，青铜狮子是清雍正年间所造，其最初守卫的地点，是紫禁城内的某处宫阙。有学者进一步推测说，这对青铜狮子的“娘家”，应该是位于紫禁城西路、武英殿以西的咸安宫。若真是如此，这对狮子或许见证了清乾隆年间和珅、和琳兄弟的求学经历。
1912年，咸安宫的主体建筑被烧毁。不久之后，民国政府拨款，在原址基础上兴建起放置文物的宝蕴楼。而青铜狮子，则有可能最终落脚于法源寺。
漫步在法源寺中，所见到的第一重殿宇是天王殿。其中心位置是弥勒佛像，背后为韦陀造像，两侧是四大天王造像。根据学者陈未在《北京寺院建筑》一书中的说法，弥勒与韦陀造像皆来自海淀区的大觉寺。据周绍良的《北京法源寺》一文介绍，无论是弥勒造像，还是背后的韦陀及两壁四尊天王，都是青铜所制，勇猛威严，应出自明代名家之手。
然而，这些造像与殿堂的大小比例却显得有些失调。弥勒佛坐像高1.12米，韦陀坐像却高达1.7米，弥勒佛比韦陀明显矮了一大截。笔者前往大觉寺原址调查，发现其天王殿内的弥勒等造像都是新塑的。至于这两尊造像应放置在大觉寺的哪座殿宇中，已经很难说清。
另据学者朱耀廷主编的《北京的佛寺与佛塔》所述，法源寺天王殿内的四大天王应出自西城区大石桥胡同的拈花寺：“由于拈花寺年代久远，已经有些破旧了。寺中原有的诸天及罗汉铜像，分别存放在法源寺和妙应寺内。”笔者曾用了一天时间，在法源寺与妙应寺之间来回奔波，最终实证这两处“诸天”的身量基本一致。
大雄宝殿的三圣造像和悯忠阁的“唐代往事”
离开天王殿，前行不远，登上台阶，便为大雄宝殿。此殿内供奉着一佛两菩萨，即构成华严三圣的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这组三圣造像乃明代所造，工艺水平之上乘，为目前京内所罕见。但三圣的娘家在哪里，却于文献记录中被不经意地抹去了。日前，有朋友在西城区广化寺内同老和尚攀谈。事后她告诉我，据老僧讲，而今法源寺大雄宝殿内的三圣应出自广化寺。在曾经的年月里，广化寺也算是文物仓库，从这里调拨文物给法源寺，并不意外。
除却三圣，法源寺大雄宝殿的两侧还放置着十八尊罗汉。按照资料介绍及罗汉的式样推断，应是清中叶（乾隆年间）的文物。据学者推测，这些罗汉的籍贯是河北承德，应该来自外八庙之一的罗汉堂。当年罗汉堂失火，随后便一蹶不振，庙宇处于荒废之中，安身于此的五百罗汉由此流散，其中的十八尊被移到了法源寺。
大雄宝殿身后，是清代改建的悯忠阁。如今，很多人会站在悯忠阁前南侧的花丛外拍照，也会捎带提及悯忠阁的“唐代往事”。实际上，此悯忠阁早已不是唐代的悯忠“高阁”。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唐中和三年（883），幽州留后李匡舍己俸禄，在重建寺院的过程中，又兴建起一座供奉着巨大观音造像的高阁。据说，这座观音高阁面阔七间，高达三层，中置大悲观音立像，“三层始见其首”。待景福二年（893）建成后，高阁被取名为悯忠阁。按照《春明梦余录》中所载的唐代民谚：“悯忠高阁，去天一握。”
依照古代建筑史研究者的推断，唐末的悯忠阁大概为五层高阁，体量要大于现存于天津蓟县的独乐寺观音阁。只可惜，这座高阁只存世50余年，于辽天禄四年（950）遭遇火灾。重建后的悯忠阁由五层改为两层。据学者陈未的判断，彼时的观音阁很可能和独乐寺的观音阁形制接近。然而就是这样一座缩小版的高阁，又在辽末毁于战火。等到明代再建，高阁已经被浓缩到很小的规模。目前，您所能见到的是清代重建的悯忠阁，距离地面已经十分近。
来自法华寺的石香炉和乾隆版渎山大玉海
在悯忠阁赏花，别忘了看看那尊结实的石质香炉。此香炉是由法华寺的住持僧送给法源寺的。
其实，昔日京城内外的法华寺不止一处。位于老崇文区红桥附近的法华寺是约定俗成的南法华寺，王府井大街北段东侧有北法华寺，海淀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西侧还有西法华寺，如今的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亦被称为法华寺。在这些法华寺之中，规模最大、地位最高、名气最大的，非北法华寺莫属。而且，如今绝大多数清史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袁世凯曾居住在北法华寺内。不久前，我在阅读宗春启先生的“中轴线文化游典·寺庙”篇时，见到了比较系统的谭嗣同与袁世凯活动记录。从这份记录上看，袁世凯居住在北法华寺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至于法源寺内的石质香炉提供者，也被学者们考订是出自北法华寺。真若如此，曾经到访过北法华寺的谭嗣同或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在法源寺停灵。而北法华寺的香炉或许见证了谭嗣同停灵于此的往事。
过了悯忠阁，经过无量殿遗址，一座石质的精美文物，便呈现在您眼前，这便是乾隆版的“渎山大玉海”。
话说，元世祖忽必烈所使用过的“渎山大玉海”原本放置于北海的琼华岛顶部，也就是而今的白塔位置。与后世不同的是，元时的琼华岛顶部曾经矗立着一座广寒殿。依照蒙元民族的习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方显英雄本色。于是，无论在皇宫大内，还是广寒殿堂，都摆放着饮酒大缸。而这“渎山大玉海”，便是见证元代历史的难得文物了。到了明代，尽管广寒殿垮塌，但大玉海仍存。后来，宦官们将此物移至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内。
到乾隆年间，该物件又被眼尖心细、嗜好古物的乾隆帝瞧上，且由真武庙请回。据说，在请回之前，大玉海正被用来腌制咸菜。为了对看庙者有所补偿，乾隆帝命工匠仿制了一尊“大玉海”，留给道士们继续腌菜。当然，仿制的“大玉海”不再为玉质，而是改成石质。近两百年之后，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已然无存，吃腌咸菜的僧道们四散，石玉海亦随之挪窝。而今，这尊石玉海就放置在法源寺的毗卢殿门前不远处。
毗卢殿内的铜铸五方佛与寻常所见有着明显不同
看罢石质大玉海，便是毗卢殿。这座殿宇在明代是后殿，至清代为敬业堂，到了民国时期，由于供奉着玄奘法师遗骨而被称作舍利殿（正名叫大遍觉堂）。如今，此殿内安放着的是一尊高及屋顶的铜铸五方佛。
根据有关专家测量，该佛像高达4.58米，其与寻常所见的那种一字排开的五方佛有着明显不同。铸像分为上中下三层，除最上层的毗卢遮那佛外，剩下两层形成千佛围绕之势，于是被称为千佛绕毗卢。这尊造像来自西四报子胡同内的隆长寺。由于造像移入，该殿也由大遍觉堂更名为毗卢殿。
毗卢殿门外的东西两侧，分别矗立着一方画像碑。西侧的一座，前刻旃檀佛像，有诸表臣记；后刻达摩像，有李言恭赞。东侧的另座，前刻观音像，后刻关圣像，均刻有“万历己丑八月”字样。这两方画像碑几乎贴在毗卢殿外的两侧墙壁上，所以旃檀佛像与关圣像的一面已无法见到。这两方石碑出自距离法源寺不远的金代古刹圣安寺。有学者推测，两碑原本放置在圣安寺的瑞像亭中。如今，瑞像亭被迁建于陶然亭公园西门内北山顶，两碑则放在法源寺内。
毗卢殿后，是供奉着三尊明代观音造像的大悲殿。
与前面殿堂相似的，是三尊造像原本并非“一家人”。目前说来，三位同名异款的菩萨来自哪里已难再考证。有学者认为，其中一尊铜制自在观音像乃护国寺遗存。当我前往法源寺“寻宝”时，得知此像已被移到广济寺内的圆通殿。
虽然大悲殿内所供的菩萨不知来历，但大殿身后抱厦内所收藏的一组木制塑像（一主两仆），却于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且亦出自古刹护国寺。就在前不久，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老照片，其所拍摄的就是群像中的主尊，拍摄时间为1939年。据当时对此照片的解读，主尊或是明永乐皇帝的帝师姚广孝，但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尊造像乃是大智法王班丹札释。
班丹札释是藏传佛教的一位重要僧人，亦为拥护明朝统治的著名宗教人士。自永乐帝起，他便被册封为大宝法王。随后，宣德帝、正统帝皆对其加以册封。这尊造像据说塑造于宣德十年（1435）。根据学者陈未的研究，班丹札释造像曾移入故宫博物院，1980年代被调拨至法源寺。除此以外，护国寺主殿内的一尊大佛也被调入妙应寺（即白塔寺）的正殿。
藏经阁内安放着京城仅存的一尊木质大卧佛
法源寺藏经阁的一层殿堂内，安放着京城仅存的一尊木质大卧佛，这也是与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铜质卧佛齐名的佛教文物。跟法源寺内其他的文物一样，这尊卧佛亦属流浪于此的。卧佛从哪里来呢？
据文献记载，北京东花市斜街曾有一座始建于明天顺年间的寺庙，由于镇寺之宝是一躯明代木质大卧佛，所以坊间称其为卧佛寺；又因寺内藏有明正德三年（1509年）的铁钟一口，亦被叫做妙音寺。该庙倾颓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是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
新中国成立前后，该寺的前殿、后殿相继倾斜，中殿内的三尊大佛亦遭毁坏。于是后殿的卧佛被移至中殿，其身后站立的十余弟子则被弃之于殿内一角。
时隔未久，卧佛寺前后殿及两庑被相继拆除。值得庆幸的是，留在中殿内的卧佛被保存了下来。据老辈居民回忆，卧佛能保佑百姓平安，身上有病痛，摸一摸卧佛就会好起来，头疼摸头，脚疼摸脚。
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可当地百姓就信这个。他们经常会到卧佛寺去，玉器厂也表示默许，从不加以阻拦。直到1965年，“有一天，突然开来两辆大卡车，将大卧佛拉走了。记得当时街道两旁站满了人，目送卡车缓缓地向西驶去……”此外，另有当地朋友回忆说，将卧佛搬运走，使用的是人力车。而与大卧佛前后脚运出的，还有一幅《地藏王菩萨与十殿阎罗》的壁画。这幅明代的珍贵画作，如今被安置在智化寺主殿的三世佛背后。1979年，卧佛又被移至法源寺的藏经阁内供奉，一般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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