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和彼得·霍尔的《文明中的城市》，对于研究城市科学，尤其是研究城市文明、城市文化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两本巨著。
前著发表于1961年，后著发表于1998年，两者的共同点是史诗般的全景叙事，囊括作者所处时代与城市相关的各种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甚至有某些实证主义色彩。所以，将这两本巨著联系起来阅读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城市有无数种发展可能性
芒福德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指出了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城市的基本使命是“储存文化、传播文化、创新文化”。而霍尔最大的贡献是在研究基础上阐述了前人提出的“世界城市”内涵。对于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芒福德是悲观派，认为“异化”的城市如果不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会“消失”；霍尔则是乐观派，认为我们正进入到城市的“下一个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后期，芒福德的城市思想遭到了一大批学者的批评，可以说是“群起而攻之”。《文明中的城市》可以看作是霍尔对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的“批判式致敬”：不仅对芒福德的观点不屑，甚至很不恰当地认为其不是真正的学者，但在图文并茂的写作方式上又无法摆脱其隐形影响。霍尔对芒福德的一大指摘是芒福德认为“大城市注定要消亡”，但其实，读完芒福德的著作，我并没有在他的原著中看到霍尔所说的“消亡论”。芒福德认为要“消失”的城市，是他认为负面的、以“强权”和“控制”为特征、将“人地景观连同丰富人性人格一起碾碎”的“那一种”大城市。用“城市消亡说”来全盘否定芒福德的学说似乎有点“强扣帽子”。
今天的城市是否已经是人类城市的终极形态，或者说是最符合人类理想的形态，下断论还为时过早。判断现在的城市就是城市的黄金时代，正如预言历史的终结，可能也并不可靠。进入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多元凸显，或许城市还有无数种发展可能性。
芒福德把眼光投入遥远的城市起源，认为城市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同样情绪激烈的简·雅各布斯对芒福德的具体城市规划策略也进行了批评。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直接反驳了芒福德的观点，她认为城市本来就应该具有即兴生长的“芭蕾性”。甚至较为平和的凯文·林奇也加入了批评队伍。他认为芒福德等所强调的“有机城市”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城市自己并不成长和变化，也不能繁衍或修复，既不是自治的实体，也不能通过生命循环来运转自己，或成为被感染的机体”。
“有机城市”再一次被挖掘
其实，芒福德的“有机城市”并非指物理形态上的城市，形而下的理解也并不是芒福德批评纽约的真正含义。芒福德因为“城市病”而对大城市过于否定，以及在具体城市规划上的捉襟见肘，很容易使他被看作是一个保守、天真，甚至有些迂腐的学者，因此掩蔽了其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主义色彩。芒福德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城市不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状态的城市，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应该更加富有人性，而不是被战争、剥削、过度的职业分工以及机械“自动化”所损害的城市。
对于能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便捷高效、造福人类的技术，人们很欢迎。但是，如果技术只是带来焦虑，降低人的幸福感，那么，技术发展就需要纠偏，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芒福德认为，物质能量的无序大喷发足以毁灭人类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整个生态体系。因此，当下的重中之重是设想合理的、足够的渠道去疏导那些超出生命要求和规范的多余能量和超常活力。
从具体的城市规划来说，他的郊区化学说被认为反而可能导致城市蔓延（芒福德晚年甚至住到了他心仪的小镇上），但这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即便放到现实层面上，芒福德的“有机城市”以及他所崇尚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也有相当价值。规模控制城镇的概念实际上在当下的都市实践中也是具有操作性的（如上海发力“五个新城”建设），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有不同方式的实践。
联合国确立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网络信息技术更新带来的远程办公，经历价值再发现的东方“山水城市”，新冷战和战争风险可能导致的逆全球化思潮，近在身旁的流失的城市工作岗位，焦虑、内卷、拥挤、长距离通勤、环境污染、不幸福感等现代“城市病”，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慢生活的向往、宠物友好、情绪价值需求激增，都可能导致一部分人选择芒福德心目中的城市，使芒福德学说的价值再一次被挖掘。
“全球城市”激发“软实力”
与芒福德从城市的起源开始论述不同，霍尔从西方文明的起点雅典开始他的城市案例叙事。他似乎要和芒福德“较劲”，将芒福德作为一个要推倒的参照对象来建构自己的系统学说，全书从文化熔炉、创意环境、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等维度纵横论述城市。
无疑，霍尔的观点比芒福德主要以人文为核心的思路更开阔，学科跨度也更大，著作中对经济和技术的论述更详细。霍尔最闻名于世的成就，是定义“世界城市”，这使他成为“全球城市”概念的先驱。两者有相同之处，都指具有国际影响力、功能复合性、在等级体系中处于顶流的超大城市，不同之处在于提出的理论背景、核心功能、空间逻辑、衡量标准和学术视角有所差异。“世界城市”相对于“全球城市”略显传统，仍然强调工业化背景下城市的中心边缘、总部集聚、贸易传统、控制功能、规模效应和“硬实力”，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交互作用给城市带来的深刻影响；“全球城市”则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产生，更强调全球连接性、空间流动性、扁平化网络、高端服务业、多中心协同和包含文化创新活力的“软实力”。
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中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有了更多的分析，并有许多成功的预言。
当然，由于霍尔当时站在西方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比如，他认为电子购物永远不能传达气味、材质等特征，因此对其发展持有怀疑态度，却被中国风起云涌的网购反证了。再比如，他分析电动汽车是汽车历史初期的产物，其性能同内燃机无法相比，且受限于“电池技术”，在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和智能汽车的背景下，也可能并不尽然。
并非都要变成“巨型城市”
芒福德的立场是充满愤懑地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大城市，霍尔的立场则是冷静分析20世纪下半叶的大城市并为其辩护。
有一点，芒福德和霍尔倒是取得了共识。芒福德认为，人类交往范围越广，参与者越众，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永久性的聚会中心，便于人们突破阶层界限和行业壁垒，随时随地面对面交流沟通。霍尔也认为网络时代，距离虽然“消失”，但“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创新性活动依旧会增长”。事实上，人们选择在聚集的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工作机会多、生活丰富、文化多元、消费活跃。但在互联网+高速交通的环境下，人们也可以在有“同城效应”的周边地区和城市远程办公和生活，创新的场域也未必一定发生在大都市中心区。
相反，一些具有“连接性”、呈现“多中心”特征的周边地区和城市，只要通过网络保持饱满的“信息量”和一定的“见面度”，甚至更适宜成为创新的孵化器。比如，因“六小龙”而出挑的杭州、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设在城市边缘的上海青浦金泽，其实都是规划的科技卫星城。正如“全球城市”理论提出者所说，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环境下，重要的是“连接性”。超大型城市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要变成一个巨型城市，没必要也不可能。
说到底，霍尔偏重当代价值的论述，可能也只是阶段性的阐释，芒福德思想所具有的远见性和终极关怀，也可能在人文、生态和可持续的意义上重新闪耀光芒。霍尔在全书“结束语”之前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技术进步是一个矛盾体，既是坏人也是英雄，一方面可能会消灭工作岗位、工厂和整个工业以及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新的经济机遇以及解决城市社会出现的棘手问题，但是使用它的方式将在于我们自己。”
“人性城市”的终极关怀
最近几年，我相继游历考察了苏杭、成渝、宁绍、潮汕、淮扬、昆明、厦门等地和大理、丽江、巫山，以及上海周边一大批江南小镇。从下面这些诗句中可以想象这些城市的山水风貌：“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苏州）；“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青山隐隐水迢迢”“二十四桥明月夜”（扬州）；“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水绕青山山绕城，万家烟火一川明”（大理）。踏足之下，深感除“北上广深”之外的中国城市形态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中必有值得总结梳理的模式和经验。
西方城市文明和东方城市文明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点交汇，正如新近网上用摇滚方式演唱唐诗宋词的“唐宋摇滚”，水乳相交，毫无生硬违和感。东方城市的风骨和美学也一定会在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中，重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生只合扬州死”的当代价值。中国的中小型城市实在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历史基因，依托“在地文化”构建自身城市形态，千万不要照搬超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可惜的是，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破坏历史风貌、到处是水泥森林的均质化倾向。
城市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并非二元对立，我们很容易把超大型城市理解为一套体系和概念，把中小城镇理解为另一套体系和概念，各说各话，各不相让，甚至互相否定。但其实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两个体系会逐渐靠拢和融合，慢慢变成一个体系。集中和离散、趋同和分化，一直都是城市创新发展的两个方向，回环的妙处就在于双向奔赴、互为依存，不会止于一端。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一个超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科技城市和人文城市、建材城市和山水城市、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远端城市和近端城市、悬浮城市和烟火城市、快城市和慢城市相互融合、多元发展的协同式开放城市体系。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是人类城市发展的悲哀。从长远来看，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内心的和谐，一定是霍尔所说“更好的城市”的追求目标，也是芒福德所说“人性城市”的终极关怀。
作者：徐锦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和彼得·霍尔的《文明中的城市》，对于研究城市科学，尤其是研究城市文明、城市文化的学者来说，无疑是无法绕过的两本巨著。
前著发表于1961年，后著发表于1998年，两者的共同点是史诗般的全景叙事，囊括作者所处时代与城市相关的各种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甚至有某些实证主义色彩。所以，将这两本巨著联系起来阅读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城市有无数种发展可能性
芒福德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指出了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孕育之地”，城市的基本使命是“储存文化、传播文化、创新文化”。而霍尔最大的贡献是在研究基础上阐述了前人提出的“世界城市”内涵。对于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芒福德是悲观派，认为“异化”的城市如果不朝着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最终会“消失”；霍尔则是乐观派，认为我们正进入到城市的“下一个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后期，芒福德的城市思想遭到了一大批学者的批评，可以说是“群起而攻之”。《文明中的城市》可以看作是霍尔对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的“批判式致敬”：不仅对芒福德的观点不屑，甚至很不恰当地认为其不是真正的学者，但在图文并茂的写作方式上又无法摆脱其隐形影响。霍尔对芒福德的一大指摘是芒福德认为“大城市注定要消亡”，但其实，读完芒福德的著作，我并没有在他的原著中看到霍尔所说的“消亡论”。芒福德认为要“消失”的城市，是他认为负面的、以“强权”和“控制”为特征、将“人地景观连同丰富人性人格一起碾碎”的“那一种”大城市。用“城市消亡说”来全盘否定芒福德的学说似乎有点“强扣帽子”。
今天的城市是否已经是人类城市的终极形态，或者说是最符合人类理想的形态，下断论还为时过早。判断现在的城市就是城市的黄金时代，正如预言历史的终结，可能也并不可靠。进入不确定性的后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多元凸显，或许城市还有无数种发展可能性。
芒福德把眼光投入遥远的城市起源，认为城市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同样情绪激烈的简·雅各布斯对芒福德的具体城市规划策略也进行了批评。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直接反驳了芒福德的观点，她认为城市本来就应该具有即兴生长的“芭蕾性”。甚至较为平和的凯文·林奇也加入了批评队伍。他认为芒福德等所强调的“有机城市”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城市自己并不成长和变化，也不能繁衍或修复，既不是自治的实体，也不能通过生命循环来运转自己，或成为被感染的机体”。
“有机城市”再一次被挖掘
其实，芒福德的“有机城市”并非指物理形态上的城市，形而下的理解也并不是芒福德批评纽约的真正含义。芒福德因为“城市病”而对大城市过于否定，以及在具体城市规划上的捉襟见肘，很容易使他被看作是一个保守、天真，甚至有些迂腐的学者，因此掩蔽了其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类终极关怀的理想主义色彩。芒福德所经历的资本主义城市不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状态的城市，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应该更加富有人性，而不是被战争、剥削、过度的职业分工以及机械“自动化”所损害的城市。
对于能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便捷高效、造福人类的技术，人们很欢迎。但是，如果技术只是带来焦虑，降低人的幸福感，那么，技术发展就需要纠偏，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芒福德认为，物质能量的无序大喷发足以毁灭人类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整个生态体系。因此，当下的重中之重是设想合理的、足够的渠道去疏导那些超出生命要求和规范的多余能量和超常活力。
从具体的城市规划来说，他的郊区化学说被认为反而可能导致城市蔓延（芒福德晚年甚至住到了他心仪的小镇上），但这只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即便放到现实层面上，芒福德的“有机城市”以及他所崇尚的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也有相当价值。规模控制城镇的概念实际上在当下的都市实践中也是具有操作性的（如上海发力“五个新城”建设），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有不同方式的实践。
联合国确立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网络信息技术更新带来的远程办公，经历价值再发现的东方“山水城市”，新冷战和战争风险可能导致的逆全球化思潮，近在身旁的流失的城市工作岗位，焦虑、内卷、拥挤、长距离通勤、环境污染、不幸福感等现代“城市病”，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慢生活的向往、宠物友好、情绪价值需求激增，都可能导致一部分人选择芒福德心目中的城市，使芒福德学说的价值再一次被挖掘。
“全球城市”激发“软实力”
与芒福德从城市的起源开始论述不同，霍尔从西方文明的起点雅典开始他的城市案例叙事。他似乎要和芒福德“较劲”，将芒福德作为一个要推倒的参照对象来建构自己的系统学说，全书从文化熔炉、创意环境、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等维度纵横论述城市。
无疑，霍尔的观点比芒福德主要以人文为核心的思路更开阔，学科跨度也更大，著作中对经济和技术的论述更详细。霍尔最闻名于世的成就，是定义“世界城市”，这使他成为“全球城市”概念的先驱。两者有相同之处，都指具有国际影响力、功能复合性、在等级体系中处于顶流的超大城市，不同之处在于提出的理论背景、核心功能、空间逻辑、衡量标准和学术视角有所差异。“世界城市”相对于“全球城市”略显传统，仍然强调工业化背景下城市的中心边缘、总部集聚、贸易传统、控制功能、规模效应和“硬实力”，还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和信息技术交互作用给城市带来的深刻影响；“全球城市”则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产生，更强调全球连接性、空间流动性、扁平化网络、高端服务业、多中心协同和包含文化创新活力的“软实力”。
霍尔在《文明中的城市》中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有了更多的分析，并有许多成功的预言。
当然，由于霍尔当时站在西方的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比如，他认为电子购物永远不能传达气味、材质等特征，因此对其发展持有怀疑态度，却被中国风起云涌的网购反证了。再比如，他分析电动汽车是汽车历史初期的产物，其性能同内燃机无法相比，且受限于“电池技术”，在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和智能汽车的背景下，也可能并不尽然。
并非都要变成“巨型城市”
芒福德的立场是充满愤懑地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大城市，霍尔的立场则是冷静分析20世纪下半叶的大城市并为其辩护。
有一点，芒福德和霍尔倒是取得了共识。芒福德认为，人类交往范围越广，参与者越众，就越需要提供更多便捷的永久性的聚会中心，便于人们突破阶层界限和行业壁垒，随时随地面对面交流沟通。霍尔也认为网络时代，距离虽然“消失”，但“需要面对面接触的创新性活动依旧会增长”。事实上，人们选择在聚集的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工作机会多、生活丰富、文化多元、消费活跃。但在互联网+高速交通的环境下，人们也可以在有“同城效应”的周边地区和城市远程办公和生活，创新的场域也未必一定发生在大都市中心区。
相反，一些具有“连接性”、呈现“多中心”特征的周边地区和城市，只要通过网络保持饱满的“信息量”和一定的“见面度”，甚至更适宜成为创新的孵化器。比如，因“六小龙”而出挑的杭州、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设在城市边缘的上海青浦金泽，其实都是规划的科技卫星城。正如“全球城市”理论提出者所说，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环境下，重要的是“连接性”。超大型城市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要变成一个巨型城市，没必要也不可能。
说到底，霍尔偏重当代价值的论述，可能也只是阶段性的阐释，芒福德思想所具有的远见性和终极关怀，也可能在人文、生态和可持续的意义上重新闪耀光芒。霍尔在全书“结束语”之前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技术进步是一个矛盾体，既是坏人也是英雄，一方面可能会消灭工作岗位、工厂和整个工业以及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创造出巨大的新的经济机遇以及解决城市社会出现的棘手问题，但是使用它的方式将在于我们自己。”
“人性城市”的终极关怀
最近几年，我相继游历考察了苏杭、成渝、宁绍、潮汕、淮扬、昆明、厦门等地和大理、丽江、巫山，以及上海周边一大批江南小镇。从下面这些诗句中可以想象这些城市的山水风貌：“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苏州）；“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青山隐隐水迢迢”“二十四桥明月夜”（扬州）；“十里青山半入城”（常熟）；“水绕青山山绕城，万家烟火一川明”（大理）。踏足之下，深感除“北上广深”之外的中国城市形态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其中必有值得总结梳理的模式和经验。
西方城市文明和东方城市文明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点交汇，正如新近网上用摇滚方式演唱唐诗宋词的“唐宋摇滚”，水乳相交，毫无生硬违和感。东方城市的风骨和美学也一定会在未来的中国城市发展中，重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生只合扬州死”的当代价值。中国的中小型城市实在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历史基因，依托“在地文化”构建自身城市形态，千万不要照搬超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可惜的是，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破坏历史风貌、到处是水泥森林的均质化倾向。
城市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并非二元对立，我们很容易把超大型城市理解为一套体系和概念，把中小城镇理解为另一套体系和概念，各说各话，各不相让，甚至互相否定。但其实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两个体系会逐渐靠拢和融合，慢慢变成一个体系。集中和离散、趋同和分化，一直都是城市创新发展的两个方向，回环的妙处就在于双向奔赴、互为依存，不会止于一端。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趋势，一定是一个超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科技城市和人文城市、建材城市和山水城市、实体城市和虚拟城市、远端城市和近端城市、悬浮城市和烟火城市、快城市和慢城市相互融合、多元发展的协同式开放城市体系。如果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是人类城市发展的悲哀。从长远来看，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内心的和谐，一定是霍尔所说“更好的城市”的追求目标，也是芒福德所说“人性城市”的终极关怀。
作者：徐锦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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