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年度重磅特展——“看·见殷商”展览将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启幕，汇集全国28家文博单位338件（套）珍贵文物。
展览涵盖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青州苏埠屯、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等遗址出土的商代代表性文物，按照“有册有典”“青铜高峰”“居中衍大”“式范后世”4个部分，全景式呈现殷商文明的绚丽画卷。
谈起此次展览，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高红清表示，起初只打算做殷墟展，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才有了现在这么多的参展单位。身为河南安阳人的他，谈起殷墟文化兴致盎然：“大量商代遗址的年代断定是根据殷墟来做的，可以说，殷墟考古在考古界有着标杆作用。”
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是鸮尊、亚丑钺两对兄弟首次“合体”。高红清说，在选品时会考虑一些好玩、奇特的文物，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展览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小专题，展示《哪吒2》电影文物原型。
他说，这次借展单位很多，众多“镇馆之宝”能凑在一起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去看看，看了之后能对这个朝代产生兴趣，不说喜欢它，而是关注它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
策展人高红清在给本展的讲解员进行展线讲解。记者 浦峰 摄
殷墟考古在考古界有标杆作用
新京报：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的第二个展览。从三星堆到殷商，从策展角度看，这一系列的展览有何考虑？
高红清：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中华文明起源”都是受关注的话题，我们想结合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演进通过展览展示给大家。去年，我们做了三星堆展，希望通过三星堆这样自带流量的展览，把城市副中心展览场地的人气带起来，这也是把三星堆展作为系列展首展的原因。
三星堆展结束之后，我们开始考虑接下来的展览做什么。大家知道，夏商周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奠定了此后中华文明一些基本的文化基因。夏代的考古成果也很丰富，但缺乏一些文字的佐证，而殷墟恰好为夏商周文明的构建提供了基础。
20世纪初期，在学术界有一个“疑古思潮”，说我国“东周以上无信史”，但随着1899年甲骨文被发掘出来，包括王国维等一批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发现甲骨文记载的先王先公的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可信，说明对于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不能随意去否定。
新京报：目前，殷墟考古已近百年，取得了哪些成果？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高红清：甲骨文被发现后，起初人们并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著名学者罗振玉首次确认甲骨来自殷墟。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团对殷墟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到新中国成立前，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
殷墟是有明确记载的商代后期的都城。考古学主要依靠地层学，即下面一层埋葬的器物比上面一层埋葬的器物年代要久远一些。有的学者根据地层学把殷墟分为3期或者4期，配合考古发掘，把殷墟分析的标准器物都找出来了。在山东、陕西、湖北、北京地区，我们发现大量商代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断定，也是根据殷墟来做的，可以说，殷墟考古对于考古界起到了标杆作用。
1949年之后，殷墟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在殷墟范围北边还发现了洹北商城。现在，殷墟主要由王陵遗址、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组成。此外，殷墟还有很多作坊区，呈现聚族而居的状态，这些信息在文献中没有太多记载，考古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殷商文化的认识。
5月14日，高红清查看布展情况。记者 浦峰 摄
借展文物超320件，展现殷墟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联系
新京报：与去年的三星堆展览相比，“看·见殷商”特展在布展方式、展陈规模上有何升级？借展文物是如何考虑的？
高红清：和上次展览相比，这次借展文物更多，上次是260多件，这次我们从其他博物馆借了320余件，加上首博的十几件文物，共展出338件（套）文物，数量要比之前多七八十件。
提到商代，我们首先会想到“青铜文化”。夏商周是青铜时代，而商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达到了顶峰。青铜器并不单纯是一件器物、工具，尤其在中华文明的范围内，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结构。
青铜器广泛应用于祭祀和军事方面。比如，人类定居之后，不同文化向外扩张，在与其他文化交往过程中难免产生冲突。人们就把青铜器铸造——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到武器制作中。另外，青铜器对生产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制陶、玉器加工等。
最早人们以为“商不过长江”，但随着湖北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以及湖南殷商文物的发现，还有三星堆出土器物与中原出土器物的某些相似性，有学者认为，南方存在一条“尊罍之路”。尊、罍两种器物在南方出土的青铜器里都有，且与中原器物的器型比较接近，可能是通过河南、湖北、江西、湖南等线路传过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文化的联系。
比如，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比妇好墓出土的还要多，而且具有当地特色，这次我们借到了双面神人青铜头像、青铜头盔、不带刀鞘长约67厘米的青龙刀。我们还从信阳博物馆借了一批息族的青铜器，从盘龙城借了商代青铜器，大家可以去看它们之间文化的联系。当然，关于新干大洋洲与盘龙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学者还在研究。
湖南地区也出土过很多精美的青铜器，比如四羊方尊、象尊、彘尊、青铜卣。典型的器物是青铜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打击乐器，而且相对其他地方出土的铙，体积普遍很大，最重的超过100公斤。
我们还借到了汨罗市出土的商兽面纹扁体筒形觥和商兽面纹青铜贯耳壶，都是“国宝级”文物。觥是酒器的一种，但它长得和中原地区出土的觥不一样。出土的时候，壶正好在觥肚子里。至于为什么只有这一件觥和壶，不得而知，缺乏相应的信息去解读。最早看图片的时候，看不出来好看，后来我去盘龙城借文物的时候，正好看到它们在展厅展出，实物非常漂亮。不过，这件器物7月初才会展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后面我们还放了一个小彩蛋，放了三星堆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鹰形铃。在商文化西边，陕西省汉中市的城固县和洋县出土了600多件青铜器，有兽面、人面面具，我们这次也借了，还有青铜小鸟，和三星堆的青铜鸟一样，说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和城固县的青铜鸟是有联系的。而且，城固县的青铜人面具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青铜猴面有点像，至于文化是怎么传过去的，目前还没有太多解释。
北京出土的商代文物不太多，但刘家河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与殷墟文化及更北边的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器物的器型与湖北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器物也有相似性。也就是说，青铜器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及权力密切相关。商代的文化，通过青铜器技术得到扩散传播，通过各地和而不同的文化进行了文化整合。
本次展览许多博物馆借出“重宝”。记者 浦峰 摄
新京报：如何理解商代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高红清：首先是商对周的影响，周批判性地继承了商代的文化，比如殷人好酒，需要用酒来烘托祭祀的氛围，周代的人就意识到，喝酒容易误事，就劝大家不要喝酒。周代的礼乐文化也从商代演化而来，商代的人存在以青铜觚和青铜爵为组合表达身份的体系，身份越高，成套的觚和爵越多。另外，只有高等级的墓葬里，才会有鼓、青铜铙等乐器。
商代的甲骨文作为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对现代汉字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性贡献。甲骨文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祭祀物品，用来占卜。目前，甲骨文单字数量共发现4000多个，但三分之二的文字还没有被解释出来。从甲骨文到金文、隶书、楷书、简体字，一些常见字的演化过程，让人们认识到汉字其实和甲骨文之间存在传承关系。
将展出众多《哪吒2》电影文物原型
新京报：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是鸮尊、亚丑钺两对兄弟首次“合体”，能否介绍一下它们的重要性？
高红清：通过这次展览，我们想把分散在不同收藏单位的文物聚在一起，让大家去欣赏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鸮尊、亚丑钺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实际上，这次借展文物中有很多一级品，比如息父辛鼎、崇阳铜鼓，都是很珍贵的文物。
说到鸮尊，《诗经》里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人认为商人的祖先是燕子，也有人认为是其他鸟类，总之鸟和商人的始祖传说联系在一起，对商人有特别的意义。至于为什么猫头鹰进入了商人的视野，变成了一种文化象征，还待我们进一步发掘。考古发掘既丰富了历史信息，也带给我们很多疑问。
亚丑钺是“显眼包”，能够拉近文物与观众的距离，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也会考虑一些好玩、奇特的文物，往往这类器物都是孤品，比如我们借的三星堆的“太空人”，酷似小猪佩奇的殷墟博物馆的陶猪等。为什么奇特的文物是单独存在的、当时做器物的人是怎么想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京报：在此次参展展品中，有一些文物出现在了电影《哪吒2》中，都是哪些文物？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它们？
高红清：《哪吒》电影里敖光用的刀，原型就是商代的玉刀，这次我们借来了。还有天元鼎，大鼎浑圆的造型源自战国铜敦。
结界兽的武器也是有原型的，战国时期的虎纹耳形铜钺，和城固县出土的弯形器结合起来，就是结界兽的武器。结界兽本身也是三星堆的金面具和青铜鸟首结合起来。
哪吒过生日的时候，有个人拿着青铜铙奏乐，这个青铜铙就是商代的，尤其是殷墟出土的，才能拿得动。电影里用的酒器就是青铜觚，也就是殷商时期的青铜觚。通过这些器物，我们出了个小专题，也想启发大家，对于传统文化要活学活用，同时也拉近文物和观众的距离。
新京报：除了选取电影原型文物，在展览设计上有什么亮点？
高红清：这次展览的布置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现代，主色调不是传统的青铜色，而是玫瑰红，希望突破观众固有的印象，有点新鲜感。在展厅的入口，“见殷商”用了甲骨文的设计，还配备了电子屏幕，一些展览中的话将历史与现代的“梗”做了结合，通过演示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墓葬是怎么营造的。现场还有VR体验和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可以根据兴趣自行探索。
文物的摆放方向都会让借展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行确认。记者 浦峰 摄
聚集各地“镇馆之宝”实属不易
新京报：此次展览中的文物，并非都贯穿于整个展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高红清：这一次借展单位很多，能凑在一起很不容易。其实各个遗址点都有一些特别精美的器物出土，好多都是孤品，同类的只有一件，是各馆的“镇馆之宝”，所以借起来相当困难，也在跟对方反复商量。比如，崇阳铜鼓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协调下，最终成功借展一个月；河南省博物馆的鸮尊，也是我们反复沟通，一点点增加展期；牛尊就摆在殷墟博物馆《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的中心位置，铜手形器是该展览的第一件文物，也不可能长期借过来。
这次展览能够办成，也很感谢各方的支持，大家都在找一个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新京报：通过这个展览，你希望观众看到哪些东西？
高红清：做一个离我们这么久远的文化期的展览，最大的困难是怎么让大家喜欢它，所以我们提出三句话，一是欣赏文物，这么多文化孤品、精品聚在一起，难得一见；二是看一个朝代，通过文物，抓住朝代的主要特征；三是品一个文明阶段，品那个时代的技术，还有他们创造的文字。
新京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的展览，下一步有什么设想？
高红清：下一步可能会让大家投票，我们会列几个选题，比如敦煌壁画、兵马俑、马王堆，让公众去选，哪个呼声最高，我们就积极去做策划。
5月19日，年度重磅特展——“看·见殷商”展览将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启幕，汇集全国28家文博单位338件（套）珍贵文物。
展览涵盖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青州苏埠屯、湖北黄陂盘龙城、江西新干大洋洲等遗址出土的商代代表性文物，按照“有册有典”“青铜高峰”“居中衍大”“式范后世”4个部分，全景式呈现殷商文明的绚丽画卷。
谈起此次展览，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高红清表示，起初只打算做殷墟展，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才有了现在这么多的参展单位。身为河南安阳人的他，谈起殷墟文化兴致盎然：“大量商代遗址的年代断定是根据殷墟来做的，可以说，殷墟考古在考古界有着标杆作用。”
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是鸮尊、亚丑钺两对兄弟首次“合体”。高红清说，在选品时会考虑一些好玩、奇特的文物，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展览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小专题，展示《哪吒2》电影文物原型。
他说，这次借展单位很多，众多“镇馆之宝”能凑在一起很不容易。“希望大家去看看，看了之后能对这个朝代产生兴趣，不说喜欢它，而是关注它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展。”
策展人高红清在给本展的讲解员进行展线讲解。记者 浦峰 摄
殷墟考古在考古界有标杆作用
新京报：本次展览是首都博物馆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的第二个展览。从三星堆到殷商，从策展角度看，这一系列的展览有何考虑？
高红清：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社会上，“中华文明起源”都是受关注的话题，我们想结合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演进通过展览展示给大家。去年，我们做了三星堆展，希望通过三星堆这样自带流量的展览，把城市副中心展览场地的人气带起来，这也是把三星堆展作为系列展首展的原因。
三星堆展结束之后，我们开始考虑接下来的展览做什么。大家知道，夏商周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奠定了此后中华文明一些基本的文化基因。夏代的考古成果也很丰富，但缺乏一些文字的佐证，而殷墟恰好为夏商周文明的构建提供了基础。
20世纪初期，在学术界有一个“疑古思潮”，说我国“东周以上无信史”，但随着1899年甲骨文被发掘出来，包括王国维等一批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研究，发现甲骨文记载的先王先公的世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可信，说明对于传世文献的记载，我们不能随意去否定。
新京报：目前，殷墟考古已近百年，取得了哪些成果？有怎样的文化意义？
高红清：甲骨文被发现后，起初人们并不知道它从哪里来，著名学者罗振玉首次确认甲骨来自殷墟。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团对殷墟进行了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到新中国成立前，共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
殷墟是有明确记载的商代后期的都城。考古学主要依靠地层学，即下面一层埋葬的器物比上面一层埋葬的器物年代要久远一些。有的学者根据地层学把殷墟分为3期或者4期，配合考古发掘，把殷墟分析的标准器物都找出来了。在山东、陕西、湖北、北京地区，我们发现大量商代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断定，也是根据殷墟来做的，可以说，殷墟考古对于考古界起到了标杆作用。
1949年之后，殷墟也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在殷墟范围北边还发现了洹北商城。现在，殷墟主要由王陵遗址、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组成。此外，殷墟还有很多作坊区，呈现聚族而居的状态，这些信息在文献中没有太多记载，考古发现丰富了我们对殷商文化的认识。
5月14日，高红清查看布展情况。记者 浦峰 摄
借展文物超320件，展现殷墟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联系
新京报：与去年的三星堆展览相比，“看·见殷商”特展在布展方式、展陈规模上有何升级？借展文物是如何考虑的？
高红清：和上次展览相比，这次借展文物更多，上次是260多件，这次我们从其他博物馆借了320余件，加上首博的十几件文物，共展出338件（套）文物，数量要比之前多七八十件。
提到商代，我们首先会想到“青铜文化”。夏商周是青铜时代，而商代的青铜器铸造技艺达到了顶峰。青铜器并不单纯是一件器物、工具，尤其在中华文明的范围内，更代表了一种社会结构。
青铜器广泛应用于祭祀和军事方面。比如，人类定居之后，不同文化向外扩张，在与其他文化交往过程中难免产生冲突。人们就把青铜器铸造——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运用到武器制作中。另外，青铜器对生产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制陶、玉器加工等。
最早人们以为“商不过长江”，但随着湖北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以及湖南殷商文物的发现，还有三星堆出土器物与中原出土器物的某些相似性，有学者认为，南方存在一条“尊罍之路”。尊、罍两种器物在南方出土的青铜器里都有，且与中原器物的器型比较接近，可能是通过河南、湖北、江西、湖南等线路传过去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文化的联系。
比如，在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比妇好墓出土的还要多，而且具有当地特色，这次我们借到了双面神人青铜头像、青铜头盔、不带刀鞘长约67厘米的青龙刀。我们还从信阳博物馆借了一批息族的青铜器，从盘龙城借了商代青铜器，大家可以去看它们之间文化的联系。当然，关于新干大洋洲与盘龙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学者还在研究。
湖南地区也出土过很多精美的青铜器，比如四羊方尊、象尊、彘尊、青铜卣。典型的器物是青铜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打击乐器，而且相对其他地方出土的铙，体积普遍很大，最重的超过100公斤。
我们还借到了汨罗市出土的商兽面纹扁体筒形觥和商兽面纹青铜贯耳壶，都是“国宝级”文物。觥是酒器的一种，但它长得和中原地区出土的觥不一样。出土的时候，壶正好在觥肚子里。至于为什么只有这一件觥和壶，不得而知，缺乏相应的信息去解读。最早看图片的时候，看不出来好看，后来我去盘龙城借文物的时候，正好看到它们在展厅展出，实物非常漂亮。不过，这件器物7月初才会展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后面我们还放了一个小彩蛋，放了三星堆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青铜鹰形铃。在商文化西边，陕西省汉中市的城固县和洋县出土了600多件青铜器，有兽面、人面面具，我们这次也借了，还有青铜小鸟，和三星堆的青铜鸟一样，说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鸟和城固县的青铜鸟是有联系的。而且，城固县的青铜人面具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青铜猴面有点像，至于文化是怎么传过去的，目前还没有太多解释。
北京出土的商代文物不太多，但刘家河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青铜器，与殷墟文化及更北边的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一些器物的器型与湖北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器物也有相似性。也就是说，青铜器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及权力密切相关。商代的文化，通过青铜器技术得到扩散传播，通过各地和而不同的文化进行了文化整合。
本次展览许多博物馆借出“重宝”。记者 浦峰 摄
新京报：如何理解商代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高红清：首先是商对周的影响，周批判性地继承了商代的文化，比如殷人好酒，需要用酒来烘托祭祀的氛围，周代的人就意识到，喝酒容易误事，就劝大家不要喝酒。周代的礼乐文化也从商代演化而来，商代的人存在以青铜觚和青铜爵为组合表达身份的体系，身份越高，成套的觚和爵越多。另外，只有高等级的墓葬里，才会有鼓、青铜铙等乐器。
商代的甲骨文作为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体系，对现代汉字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奠基性贡献。甲骨文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祭祀物品，用来占卜。目前，甲骨文单字数量共发现4000多个，但三分之二的文字还没有被解释出来。从甲骨文到金文、隶书、楷书、简体字，一些常见字的演化过程，让人们认识到汉字其实和甲骨文之间存在传承关系。
将展出众多《哪吒2》电影文物原型
新京报：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是鸮尊、亚丑钺两对兄弟首次“合体”，能否介绍一下它们的重要性？
高红清：通过这次展览，我们想把分散在不同收藏单位的文物聚在一起，让大家去欣赏它们，从这个角度来说，鸮尊、亚丑钺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实际上，这次借展文物中有很多一级品，比如息父辛鼎、崇阳铜鼓，都是很珍贵的文物。
说到鸮尊，《诗经》里写：“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有人认为商人的祖先是燕子，也有人认为是其他鸟类，总之鸟和商人的始祖传说联系在一起，对商人有特别的意义。至于为什么猫头鹰进入了商人的视野，变成了一种文化象征，还待我们进一步发掘。考古发掘既丰富了历史信息，也带给我们很多疑问。
亚丑钺是“显眼包”，能够拉近文物与观众的距离，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也会考虑一些好玩、奇特的文物，往往这类器物都是孤品，比如我们借的三星堆的“太空人”，酷似小猪佩奇的殷墟博物馆的陶猪等。为什么奇特的文物是单独存在的、当时做器物的人是怎么想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京报：在此次参展展品中，有一些文物出现在了电影《哪吒2》中，都是哪些文物？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它们？
高红清：《哪吒》电影里敖光用的刀，原型就是商代的玉刀，这次我们借来了。还有天元鼎，大鼎浑圆的造型源自战国铜敦。
结界兽的武器也是有原型的，战国时期的虎纹耳形铜钺，和城固县出土的弯形器结合起来，就是结界兽的武器。结界兽本身也是三星堆的金面具和青铜鸟首结合起来。
哪吒过生日的时候，有个人拿着青铜铙奏乐，这个青铜铙就是商代的，尤其是殷墟出土的，才能拿得动。电影里用的酒器就是青铜觚，也就是殷商时期的青铜觚。通过这些器物，我们出了个小专题，也想启发大家，对于传统文化要活学活用，同时也拉近文物和观众的距离。
新京报：除了选取电影原型文物，在展览设计上有什么亮点？
高红清：这次展览的布置环境相对来说比较现代，主色调不是传统的青铜色，而是玫瑰红，希望突破观众固有的印象，有点新鲜感。在展厅的入口，“见殷商”用了甲骨文的设计，还配备了电子屏幕，一些展览中的话将历史与现代的“梗”做了结合，通过演示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墓葬是怎么营造的。现场还有VR体验和沉浸式体验空间，观众可以根据兴趣自行探索。
文物的摆放方向都会让借展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进行确认。记者 浦峰 摄
聚集各地“镇馆之宝”实属不易
新京报：此次展览中的文物，并非都贯穿于整个展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高红清：这一次借展单位很多，能凑在一起很不容易。其实各个遗址点都有一些特别精美的器物出土，好多都是孤品，同类的只有一件，是各馆的“镇馆之宝”，所以借起来相当困难，也在跟对方反复商量。比如，崇阳铜鼓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协调下，最终成功借展一个月；河南省博物馆的鸮尊，也是我们反复沟通，一点点增加展期；牛尊就摆在殷墟博物馆《长从何来—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的中心位置，铜手形器是该展览的第一件文物，也不可能长期借过来。
这次展览能够办成，也很感谢各方的支持，大家都在找一个好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新京报：通过这个展览，你希望观众看到哪些东西？
高红清：做一个离我们这么久远的文化期的展览，最大的困难是怎么让大家喜欢它，所以我们提出三句话，一是欣赏文物，这么多文化孤品、精品聚在一起，难得一见；二是看一个朝代，通过文物，抓住朝代的主要特征；三是品一个文明阶段，品那个时代的技术，还有他们创造的文字。
新京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系列的展览，下一步有什么设想？
高红清：下一步可能会让大家投票，我们会列几个选题，比如敦煌壁画、兵马俑、马王堆，让公众去选，哪个呼声最高，我们就积极去做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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