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为江苏高邮人，与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是同乡。位于大运河畔的高邮因驿站而得名，它还是久负盛名的咸鸭蛋的产地。汪曾祺就写过一篇著名的《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有人曾请汪曾祺排列高邮名人的先后顺序，汪先生谦虚而又不失幽默地把自己排在了鸭蛋的后面：“秦观第一，鸭蛋第二，我第三。”
沈从文高足 闻一多爱徒
都说大学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汪曾祺是个例外，他是真正的由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一位名作家。他自己曾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当然这也得归因于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教他写作的沈从文，是沈从文让他知道了“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汪曾祺在读中学时就是沈从文的超级“粉丝”，抗战避难时都没忘记带上一本《沈从文小说选》。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参加考试，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沈从文先生。他不但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还是其得意高足。沈从文在中文系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全都选了。“贴着人物写”便是汪曾祺在课上习得的令他受益无穷的写作“诀窍”。有一次沈先生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打出了120分的史上最高分，甚至说他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汪曾祺自称“颇具歪才，善于胡诌”，大学期间深受闻一多先生的喜爱。闻先生的名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以及把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相联系的讲授方式令他记忆深刻。而他最感得意的一件事是当“枪手”的经历：在闻先生的唐诗课上，他替一位低年级同学代写读书报告，其中对李贺诗歌颇具创见的评价——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受到闻先生激赏，说是“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跳”到画框里的老同学
汪曾祺其实是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因此到八十年代的写作属于“春来老树发新枝”，自然出手不凡。当他接连发表《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带有散文诗性质的小说时，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被视为文笔老到、风格独具的老作家，尽管汪曾祺自己心态很年轻，他也不愿意被冠以“老”的名号。
1986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出现“井喷”现象的一次集中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评论家以及来自海外的汉学家纷纷到会，大家情绪高昂，气氛异常热烈。汪曾祺自然是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了各种活动，在会议间隙还即兴创作了不少画作题赠给文友们——这也是他在写作之外最喜爱的一种抒情方式。
我是代表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去参加会议的，准备向海外报道此次研讨会的盛况。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我的老师乐黛云、谢冕先生以及陈丹晨、吴泰昌、季红真等众多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评论家们，兴奋之余我们这些系友便相约在会后一起合影留念。
会议一结束，系友们说说笑笑来到会场门口的巨幅海报前准备拍照。就在摄影者即将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一刻，在一旁留意着我们言行的汪曾祺先生突然“跳”到了画框中，说了声：“我也是北大的！”那神情就像个活泼的顽童。我们这时才发觉在无意间把汪曾祺先生给“遗漏”了：对啊，他可是西南联大出身啊！我们这些后辈自然是热烈欢迎这个带点调皮的“老同学”的加入。我连忙上前请汪先生站到中间位置，汪先生笑着轻声说：“不用，不用。”他不想影响大家已经排好的队列。只见他紧走几步，一侧身站到了他的“小老乡”黄蓓佳的身旁。于是，这张充满了欢乐气氛的北大中文系系友“上海会”便诞生了。
冲进屋里的“下蛋鸡”
由于居住条件的限制，汪曾祺先生一开始没有自己的书房，当他构思好了作品，往往没有一张桌子可以让他落笔。他的女儿曾经记过一件趣事，说有时候她上夜班刚睡起来，汪先生就急急忙忙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就写。家里人笑他说，那情形就像一只老母鸡，憋好了一个蛋，却没有窝来下。而等他“下完了蛋”，情形又如何呢？汪先生自己有个描述：
“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这真称得上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作家自画像了。
“自报家门”的小说家
汪曾祺的小说属于少而精的类型，笔墨俭省，但旨趣深远，回味悠长。他的作品一经《中国文学》英、法文版译介，便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大淖记事》发表于1981年4月号的《北京文学》，我们英文版的译载日期为1981年10月。从中文定稿到翻译出版、送到海外读者手中，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这在当年绝对可称神速，自然这也得力于编辑与翻译们对他的作品共同的喜爱与推举。
1988年，我们的熊猫丛书准备翻译出版汪曾祺的作品集，其中英文版书名定为《晚饭后的故事》，法文版的书名为《受戒》。两个文版的书名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考虑到英语国家的读者较为喜欢平实客观的叙事风格，而法语国家的读者偏爱情感细腻的描绘。英国的学者在为此书做推介时直截了当地称汪曾祺为“另一个沈从文”；而法国的译者则指出《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这样贴切细致的阅读感受让汪先生大呼意外，因为连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外文版作品集的序言通常都比较简短，汪先生却别出心裁，把它变成了一篇洋洋洒洒长达7000字的文章！他借用京剧中角色出台时常用的“自报家门”的手法，把自己的家学与师承、作品背景及创作风格交代得极为清晰明了，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顺利进入小说情境做了周到妥帖的铺垫。虽然从字数上说大大超出了范围，但我们杂志社却意外收获了一篇精彩的“作家小传”。记得他的这篇序言寄达时，我们主任特意打印出来让编辑们先睹为快，大家兴奋地争相传阅，吟味不已。这样热烈的“文学场景”在我们编辑部是不多见的，足见汪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1999年，我主编了一套英汉对照版的当代作家作品系列（共20册），把通过《中国文学》的译介走向海外的汪曾祺等作家全部囊括在内，以此表达我们的敬意。
“抟弄”语言的高手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对于语言有着高度的自觉。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映照出的是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他的小说之所以能牢牢“吸”住读者，令人欲罢不能，就是跟他雅到极致又俗白到家的语言有关。
他曾经把使用语言与“揉面”相比：“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他自己在下笔之前就经常要打腹稿，把语言反复“抟弄”，甚至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他的文字为什么常常显得有“咬劲儿”，韵味十足，令人过目不忘。
由他执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唱词堪称经典：“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这样的句子就是汪曾祺反复“抟弄”“揉熟”的结果。
下面再举几个具有典型汪氏风格的例子：
“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璺”这个词一般用于陶瓷、玻璃等器物上出现的裂纹，此处借指人心的裂痕非常贴切。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端午的鸭蛋》）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晚饭花》）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像这样文白兼具、精准独到的语言是有魔力的。而他在大理书写的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在武夷山写下的诗句“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更是令人击节赞叹，难怪他的好友、同为京派作家的林斤澜称之为“下笔葳蕤，文成葱茏”。
汪曾祺是个通才。这一点可谓得其父亲真传。诗、小说、散文、戏剧，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精彩纷呈自不必说，汪曾祺精通书画，懂医道，喜美食，年轻时还喜欢唱戏、吹笛，用作家贾平凹的话来说，是属于“修炼成老精”的“文狐”级别。身具这样的才情，自然是“心有余闲，涉笔成趣”，写什么都能写得十分讲究。
苏东坡曾在写给他的侄子的一封信中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繁华落尽见真淳。上面的这段话用来概括汪曾祺的文学生涯，也是非常贴切的。
汪曾祺为江苏高邮人，与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是同乡。位于大运河畔的高邮因驿站而得名，它还是久负盛名的咸鸭蛋的产地。汪曾祺就写过一篇著名的《端午的鸭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有人曾请汪曾祺排列高邮名人的先后顺序，汪先生谦虚而又不失幽默地把自己排在了鸭蛋的后面：“秦观第一，鸭蛋第二，我第三。”
沈从文高足 闻一多爱徒
都说大学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汪曾祺是个例外，他是真正的由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一位名作家。他自己曾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当然这也得归因于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教他写作的沈从文，是沈从文让他知道了“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汪曾祺在读中学时就是沈从文的超级“粉丝”，抗战避难时都没忘记带上一本《沈从文小说选》。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参加考试，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沈从文先生。他不但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还是其得意高足。沈从文在中文系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汪曾祺全都选了。“贴着人物写”便是汪曾祺在课上习得的令他受益无穷的写作“诀窍”。有一次沈先生为汪曾祺的课堂习作打出了120分的史上最高分，甚至说他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汪曾祺自称“颇具歪才，善于胡诌”，大学期间深受闻一多先生的喜爱。闻先生的名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以及把晚唐诗与后期印象派的画相联系的讲授方式令他记忆深刻。而他最感得意的一件事是当“枪手”的经历：在闻先生的唐诗课上，他替一位低年级同学代写读书报告，其中对李贺诗歌颇具创见的评价——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受到闻先生激赏，说是“比汪曾祺写得还好”。
“跳”到画框里的老同学
汪曾祺其实是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因此到八十年代的写作属于“春来老树发新枝”，自然出手不凡。当他接连发表《受戒》《异秉》《大淖记事》等带有散文诗性质的小说时，立即引起了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并被视为文笔老到、风格独具的老作家，尽管汪曾祺自己心态很年轻，他也不愿意被冠以“老”的名号。
1986年，在上海召开了一次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出现“井喷”现象的一次集中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评论家以及来自海外的汉学家纷纷到会，大家情绪高昂，气氛异常热烈。汪曾祺自然是以贵宾的身份参加了各种活动，在会议间隙还即兴创作了不少画作题赠给文友们——这也是他在写作之外最喜爱的一种抒情方式。
我是代表英、法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去参加会议的，准备向海外报道此次研讨会的盛况。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我的老师乐黛云、谢冕先生以及陈丹晨、吴泰昌、季红真等众多北大中文系毕业的评论家们，兴奋之余我们这些系友便相约在会后一起合影留念。
会议一结束，系友们说说笑笑来到会场门口的巨幅海报前准备拍照。就在摄影者即将按下相机快门的那一刻，在一旁留意着我们言行的汪曾祺先生突然“跳”到了画框中，说了声：“我也是北大的！”那神情就像个活泼的顽童。我们这时才发觉在无意间把汪曾祺先生给“遗漏”了：对啊，他可是西南联大出身啊！我们这些后辈自然是热烈欢迎这个带点调皮的“老同学”的加入。我连忙上前请汪先生站到中间位置，汪先生笑着轻声说：“不用，不用。”他不想影响大家已经排好的队列。只见他紧走几步，一侧身站到了他的“小老乡”黄蓓佳的身旁。于是，这张充满了欢乐气氛的北大中文系系友“上海会”便诞生了。
冲进屋里的“下蛋鸡”
由于居住条件的限制，汪曾祺先生一开始没有自己的书房，当他构思好了作品，往往没有一张桌子可以让他落笔。他的女儿曾经记过一件趣事，说有时候她上夜班刚睡起来，汪先生就急急忙忙地冲进屋里，铺开稿纸就写。家里人笑他说，那情形就像一只老母鸡，憋好了一个蛋，却没有窝来下。而等他“下完了蛋”，情形又如何呢？汪先生自己有个描述：
“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这真称得上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作家自画像了。
“自报家门”的小说家
汪曾祺的小说属于少而精的类型，笔墨俭省，但旨趣深远，回味悠长。他的作品一经《中国文学》英、法文版译介，便受到了海外读者的欢迎。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大淖记事》发表于1981年4月号的《北京文学》，我们英文版的译载日期为1981年10月。从中文定稿到翻译出版、送到海外读者手中，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这在当年绝对可称神速，自然这也得力于编辑与翻译们对他的作品共同的喜爱与推举。
1988年，我们的熊猫丛书准备翻译出版汪曾祺的作品集，其中英文版书名定为《晚饭后的故事》，法文版的书名为《受戒》。两个文版的书名之所以不同，是因为考虑到英语国家的读者较为喜欢平实客观的叙事风格，而法语国家的读者偏爱情感细腻的描绘。英国的学者在为此书做推介时直截了当地称汪曾祺为“另一个沈从文”；而法国的译者则指出《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这样贴切细致的阅读感受让汪先生大呼意外，因为连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外文版作品集的序言通常都比较简短，汪先生却别出心裁，把它变成了一篇洋洋洒洒长达7000字的文章！他借用京剧中角色出台时常用的“自报家门”的手法，把自己的家学与师承、作品背景及创作风格交代得极为清晰明了，为西方国家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顺利进入小说情境做了周到妥帖的铺垫。虽然从字数上说大大超出了范围，但我们杂志社却意外收获了一篇精彩的“作家小传”。记得他的这篇序言寄达时，我们主任特意打印出来让编辑们先睹为快，大家兴奋地争相传阅，吟味不已。这样热烈的“文学场景”在我们编辑部是不多见的，足见汪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独特魅力。
1999年，我主编了一套英汉对照版的当代作家作品系列（共20册），把通过《中国文学》的译介走向海外的汪曾祺等作家全部囊括在内，以此表达我们的敬意。
“抟弄”语言的高手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对于语言有着高度的自觉。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映照出的是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他的小说之所以能牢牢“吸”住读者，令人欲罢不能，就是跟他雅到极致又俗白到家的语言有关。
他曾经把使用语言与“揉面”相比：“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他自己在下笔之前就经常要打腹稿，把语言反复“抟弄”，甚至是“想得几乎能背下来”才写的，这也就不难解释他的文字为什么常常显得有“咬劲儿”，韵味十足，令人过目不忘。
由他执笔的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阿庆嫂的唱词堪称经典：“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这样的句子就是汪曾祺反复“抟弄”“揉熟”的结果。
下面再举几个具有典型汪氏风格的例子：
“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璺”这个词一般用于陶瓷、玻璃等器物上出现的裂纹，此处借指人心的裂痕非常贴切。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端午的鸭蛋》）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晚饭花》）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像这样文白兼具、精准独到的语言是有魔力的。而他在大理书写的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在武夷山写下的诗句“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更是令人击节赞叹，难怪他的好友、同为京派作家的林斤澜称之为“下笔葳蕤，文成葱茏”。
汪曾祺是个通才。这一点可谓得其父亲真传。诗、小说、散文、戏剧，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精彩纷呈自不必说，汪曾祺精通书画，懂医道，喜美食，年轻时还喜欢唱戏、吹笛，用作家贾平凹的话来说，是属于“修炼成老精”的“文狐”级别。身具这样的才情，自然是“心有余闲，涉笔成趣”，写什么都能写得十分讲究。
苏东坡曾在写给他的侄子的一封信中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繁华落尽见真淳。上面的这段话用来概括汪曾祺的文学生涯，也是非常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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