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考，考生和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考些什么题目了。如今高考的科目、题型、题量、难度等已经很规范。在古代，由国家组织的高等考试，题目会是什么样子呢？
汉代：以面试为主，考查诵与说
汉代，武帝听取大儒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的呼吁，在丞相公孙弘等人的操持下，在长安设立了“太学”。这可以视为我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渊薮。
考入太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由主管文化教育的太常，从首都附近的百姓子弟中直接选拔，录取后作为正式学生，称为“博士弟子”；二是地方官员将本地的优秀学生，层层向上推荐，录取后作为别录学生，称为“如弟子”。开始时，两类学生招收的人数都非常少，前者定额50人，后者也不过数十人，两者相加，每届录取不会超过百人。竞争因此相当激烈，入学考试也非常严格。
首先是“资格审查”，对年龄、相貌、品行、学识等方面都有限制。博士弟子要求“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如弟子的要求更全面，需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
接下来是入学考试，采取的是面试的方式，而非笔试。《汉书·儒林传》为我们留下了一次珍贵的面试过程：两名考生“抠衣登堂，颂礼甚严”，恭恭敬敬地走入考场，仪表、礼仪都很得体，挣得了印象分。主持考试的考官——博士，出了两类题目：一是“诵”，即经文背诵，这属于基础知识范畴，是为了考查学生对经典的掌握情况；二是“说”，即议题论说，给出一个题目，让考生加以分析并给出对策，这是考查应用能力，看候选者们是否能借助所学，灵活处理现实问题。这两名考生回答得头头是道，以致引起了考官的怀疑：难道是试题泄露了？后来得知他们两个的指导老师很有才学，这才认可了他们的成绩，录取他们进了太学。
隋唐：科目多，考试内容不同
我国的科举考试在隋代发端，在唐代成型，国家自此有了制度化的人才选拔体系。科举考试，某种程度上可看作现代的高考。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很多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学、算学等，很像现在高中学生的选科，比如“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物理+政治+生物”等组合。
考试内容，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差别，同一科目在不同时期也略有调整。一般来说，秀才，考“方略策”五道，即根据命题，写治国方略五篇。批改时，按照文辞、逻辑是否通畅计分，最后得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个等次的，通过考试。
明经，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帖经”，即将经文的前后两端盖住（唐时书籍为一长卷，不分页），只露出一竖行。然后裁一张纸条，贴住这一竖行的三至六个字。考生根据上下文，写出贴住的字。口试阶段，“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其中，大义，即考官读一段经文，考生引经据典，回答它的义理；时务策，类似方略策，考官提出治国中遇到的问题，考生分析问题，并给出解决办法。
进士，是科举中最被看重的科目。考试可分为三场，第一场帖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目的是“明先王之旨趣”；第二场试杂文两道，唐时的杂文，指诗、赋；第三场，考时务策五条。
其他，如史科，则“问大义百条、策三道”；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也就是考查法律、诏令共十条，全部都会的为甲第，会八道的为乙第。
填空题、简答题、作文题 最常见
综合来看，有三类题目经常出现：
第一类是填空题，即帖经。这类题目考查记忆力，看似简单，但涉及的经书很多。必考的有《论语》《孝经》，选考的还进一步分为大经、中经、小经，其中，大经有《礼记》《左传》，中经有《诗》《周礼》《仪礼》，小经有《易》《尚书》《公羊》《穀梁》等，要背下来可不容易。
考官还会故意增加难度，一是选择生僻的段落让考生填写：“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惑之。”二是“倒拔”，露出来的这一行，前半部是注解、没有正文，后半部只余一两个字，让人摸不着头脑；三是只露出一句话的中间部分，而且贴住的字前后都是“之乎者也”这样的虚词，难以推断。
考试实行淘汰制，帖经是首场，这一关通不过，剩下的场次连考试资格也没有。帖经因此成了很多考生的噩梦，甚至“有白首举场者”。唐代萧颖士在《送族弟旭帖经下第东归序》中就感叹，自己的族弟文章、学识俱佳：“工文足以标绝唱，深识足以剖群疑。”但就是因为帖经不及格而下第，这种机械的考试方式简直是“笼鹫鸳、绊腾黄”。
后来礼部只得降低帖经的难度，一是“考试者尽帖平文”，不考边边角角之处；二是“相类之处，并不须帖”，相似度大的段落，不列入出题范围；三是“每帖前后，各出一行”，也就是由露一行改为露三行。
第二类是简答题，即大义。大义可以口试问答，称“口义”，不过因为没有文字记录，事后无从复核，所以后来也采取笔试的方式，称为墨义：“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可见，墨义允许以口语体作答，不需要咬文嚼字的文言。
简答题有明确的评分标准，批卷人按照标准对每道题给出不同等次。其中，“通”，是能够引用原文的注疏作答，并能对辞句加以润色；“不”，是不明白题目所指，或者断章取义，乱解释一通；“粗”，介于两者之间，是能够引用部分注疏，但不能清楚解释涵义。
第三类是作文题，即“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官，“策”就是考查准官员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试中会出哪些策论类题目呢？
《文苑英华》收录了唐代不少科举策问题目，其中贞观元年（627）有：“问：棘津登辅，不因阶于尺木；莘郊作相，岂凭资于累迁……今圣上务切悬旌，心摇启繇……无蔽尔辞，切陈其致。”题干长100余字，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选拔人才，应该不拘一格，绝不能论资排辈；二是当今皇帝（唐太宗）求贤若渴；三是对考生提出了希望：敞开心扉，放心大胆地说出你的看法。在现代人看来，光是读懂题目，就已经不容易了。考生上官仪，却用300余字的骈体文，既工整、又有理有据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物，莫不理符灵应……谨对。”
科举考诗赋 促成唐诗灿烂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考杂文两首，一般是诗、赋各一。它就像一根威力无比的指挥棒，引导学子们竞相投身诗赋的创作中。
应试诗与普通诗歌不一样，在题材、体裁、押韵上都有严格的限制。题材必须是赞扬歌颂的，不能怨天尤人；体裁要求是五言律诗，共八句四十字；所押韵脚也已规定好，不允许自己选择。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方便打分，但客观上也限制了考生的发挥。像李白那种纵横恣意、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诗歌，拿到进士考场上，是得不到高分的。
流传下来的科举应试诗有不少，如《终南望余雪》《小苑春望宫池柳色》《御沟新柳》《柳陌听早莺》《原隰荑绿柳》《白云起封中》《行不由径》等。比较有名的，要算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吴兴考生钱起到京师应进士试。试卷发下来，看到“湘灵鼓瑟”四字，他不禁狂喜。原来，他之前寄居在一处客舍中，在月明之夜，于室内踱步吟诗。正在苦思之时，突然听到院内传来一个声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真乃佳句啊！钱起连忙披衣来到庭院中，四下张望，却一个人影也寻不见。回到室内，他将这联诗抄于纸上，并牢记在心。考进士这一年，果然用上了。考官读后也很赞赏，放他顺利中第。与他同届高中的庄若讷、魏璀、陈季、王邕等人也都有同题诗留存，但都不如钱诗传神。
赋，也是科举考试的大头。和诗相比，赋的句数、字数更多，谋篇布局也更难，更考验一个人的文学功底。应试赋也有体裁限制，篇幅要在300字上下，必需押指定的韵。如唐代滕迈、杨发两人的《庆云抱日赋》都以“云日辉映，精彩相耀”为韵。其他题目，如玄宗开元年间考过的《籍田赋》《旗赋》《丹甑赋》《止水赋》《北斗城赋》等，都遵循这种要求。
皇帝也关心科举诗赋，有时还要过把出题瘾。长庆元年（821），有人反映当年科举中有人作弊，唐穆宗与元稹、李绅核实后，即要求王起、白居易等重新考试。为了慎重起见，这一次，皇帝自己出了题目，赋是《孤竹管赋》、诗是《鸟散余花落》。结果在新题目面前，有十人没有过关。大和八年（834），唐文宗因为担心“文格浮薄”，为了改良文风，亲自为进士考生们出诗、赋的题目。这位皇帝命题人还挺自信，觉得自己的题目导向性很好，比往年略胜一筹。
宋元明清：由诗赋而八股
宋诗虽然不如唐诗辉煌，但成就仍超其他朝代，这与科举的导向是分不开的。宋代的科举考试，以“进士得人为盛”。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虽然不时变化，但总体上重视诗赋。宋哲宗时，设立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科。诗赋进士的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经义，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出简答题四道；第二场考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考论一道；第四场考策两道。当时的考生普遍攻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中进士的田锡，977年参加府试，留下《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以“焕乎人文，化成天下”为韵）；次年参加礼部考试，留有《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以“皇猷昭宣，礼乐备举”为韵）；接下来又参加殿试，写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以“功德双美，威震寰海”为韵）。三首赋送他上了进士榜。
明代，诗、赋退出科举考场，八股文逐渐统治江湖。当时的科举考试分为三场，初场是经义，其中《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如洪武十八年会试：“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考生黄子澄用300多字作答，八股味浓厚；二场是应用文写作，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是政论文写作，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这时，八股文的字数，早期在300字左右，后期在500至600字之间，多了少了都不合规。学生们的主要精力在学习时文（八股文）的写作，写诗做赋只能作为业余爱好，不被社会提倡。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科举制度，只是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会试第二场的“表文”改为五言八韵诗一首。但诗歌的题目偏实用，已经没有了唐宋时的生活化，如《王道荡荡》《王道平平》《无逸图，得勤字》《循名责实》《立中生正，得精字》等等，水平自然也不如唐宋。
面对高考，考生和家长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考些什么题目了。如今高考的科目、题型、题量、难度等已经很规范。在古代，由国家组织的高等考试，题目会是什么样子呢？
汉代：以面试为主，考查诵与说
汉代，武帝听取大儒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的呼吁，在丞相公孙弘等人的操持下，在长安设立了“太学”。这可以视为我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渊薮。
考入太学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由主管文化教育的太常，从首都附近的百姓子弟中直接选拔，录取后作为正式学生，称为“博士弟子”；二是地方官员将本地的优秀学生，层层向上推荐，录取后作为别录学生，称为“如弟子”。开始时，两类学生招收的人数都非常少，前者定额50人，后者也不过数十人，两者相加，每届录取不会超过百人。竞争因此相当激烈，入学考试也非常严格。
首先是“资格审查”，对年龄、相貌、品行、学识等方面都有限制。博士弟子要求“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如弟子的要求更全面，需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
接下来是入学考试，采取的是面试的方式，而非笔试。《汉书·儒林传》为我们留下了一次珍贵的面试过程：两名考生“抠衣登堂，颂礼甚严”，恭恭敬敬地走入考场，仪表、礼仪都很得体，挣得了印象分。主持考试的考官——博士，出了两类题目：一是“诵”，即经文背诵，这属于基础知识范畴，是为了考查学生对经典的掌握情况；二是“说”，即议题论说，给出一个题目，让考生加以分析并给出对策，这是考查应用能力，看候选者们是否能借助所学，灵活处理现实问题。这两名考生回答得头头是道，以致引起了考官的怀疑：难道是试题泄露了？后来得知他们两个的指导老师很有才学，这才认可了他们的成绩，录取他们进了太学。
隋唐：科目多，考试内容不同
我国的科举考试在隋代发端，在唐代成型，国家自此有了制度化的人才选拔体系。科举考试，某种程度上可看作现代的高考。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很多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学、算学等，很像现在高中学生的选科，比如“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地理”“物理+政治+生物”等组合。
考试内容，因科目不同而有所差别，同一科目在不同时期也略有调整。一般来说，秀才，考“方略策”五道，即根据命题，写治国方略五篇。批改时，按照文辞、逻辑是否通畅计分，最后得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个等次的，通过考试。
明经，分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帖经”，即将经文的前后两端盖住（唐时书籍为一长卷，不分页），只露出一竖行。然后裁一张纸条，贴住这一竖行的三至六个字。考生根据上下文，写出贴住的字。口试阶段，“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其中，大义，即考官读一段经文，考生引经据典，回答它的义理；时务策，类似方略策，考官提出治国中遇到的问题，考生分析问题，并给出解决办法。
进士，是科举中最被看重的科目。考试可分为三场，第一场帖经，“进士举人，先试帖经，并略问大义”，目的是“明先王之旨趣”；第二场试杂文两道，唐时的杂文，指诗、赋；第三场，考时务策五条。
其他，如史科，则“问大义百条、策三道”；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也就是考查法律、诏令共十条，全部都会的为甲第，会八道的为乙第。
填空题、简答题、作文题 最常见
综合来看，有三类题目经常出现：
第一类是填空题，即帖经。这类题目考查记忆力，看似简单，但涉及的经书很多。必考的有《论语》《孝经》，选考的还进一步分为大经、中经、小经，其中，大经有《礼记》《左传》，中经有《诗》《周礼》《仪礼》，小经有《易》《尚书》《公羊》《穀梁》等，要背下来可不容易。
考官还会故意增加难度，一是选择生僻的段落让考生填写：“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惑之。”二是“倒拔”，露出来的这一行，前半部是注解、没有正文，后半部只余一两个字，让人摸不着头脑；三是只露出一句话的中间部分，而且贴住的字前后都是“之乎者也”这样的虚词，难以推断。
考试实行淘汰制，帖经是首场，这一关通不过，剩下的场次连考试资格也没有。帖经因此成了很多考生的噩梦，甚至“有白首举场者”。唐代萧颖士在《送族弟旭帖经下第东归序》中就感叹，自己的族弟文章、学识俱佳：“工文足以标绝唱，深识足以剖群疑。”但就是因为帖经不及格而下第，这种机械的考试方式简直是“笼鹫鸳、绊腾黄”。
后来礼部只得降低帖经的难度，一是“考试者尽帖平文”，不考边边角角之处；二是“相类之处，并不须帖”，相似度大的段落，不列入出题范围；三是“每帖前后，各出一行”，也就是由露一行改为露三行。
第二类是简答题，即大义。大义可以口试问答，称“口义”，不过因为没有文字记录，事后无从复核，所以后来也采取笔试的方式，称为墨义：“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可见，墨义允许以口语体作答，不需要咬文嚼字的文言。
简答题有明确的评分标准，批卷人按照标准对每道题给出不同等次。其中，“通”，是能够引用原文的注疏作答，并能对辞句加以润色；“不”，是不明白题目所指，或者断章取义，乱解释一通；“粗”，介于两者之间，是能够引用部分注疏，但不能清楚解释涵义。
第三类是作文题，即“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官，“策”就是考查准官员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考试中会出哪些策论类题目呢？
《文苑英华》收录了唐代不少科举策问题目，其中贞观元年（627）有：“问：棘津登辅，不因阶于尺木；莘郊作相，岂凭资于累迁……今圣上务切悬旌，心摇启繇……无蔽尔辞，切陈其致。”题干长100余字，可分为三部分，一是选拔人才，应该不拘一格，绝不能论资排辈；二是当今皇帝（唐太宗）求贤若渴；三是对考生提出了希望：敞开心扉，放心大胆地说出你的看法。在现代人看来，光是读懂题目，就已经不容易了。考生上官仪，却用300余字的骈体文，既工整、又有理有据地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既藏器以须时，亦虚襟而待物，莫不理符灵应……谨对。”
科举考诗赋 促成唐诗灿烂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考杂文两首，一般是诗、赋各一。它就像一根威力无比的指挥棒，引导学子们竞相投身诗赋的创作中。
应试诗与普通诗歌不一样，在题材、体裁、押韵上都有严格的限制。题材必须是赞扬歌颂的，不能怨天尤人；体裁要求是五言律诗，共八句四十字；所押韵脚也已规定好，不允许自己选择。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方便打分，但客观上也限制了考生的发挥。像李白那种纵横恣意、杜甫那种忧国忧民的诗歌，拿到进士考场上，是得不到高分的。
流传下来的科举应试诗有不少，如《终南望余雪》《小苑春望宫池柳色》《御沟新柳》《柳陌听早莺》《原隰荑绿柳》《白云起封中》《行不由径》等。比较有名的，要算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吴兴考生钱起到京师应进士试。试卷发下来，看到“湘灵鼓瑟”四字，他不禁狂喜。原来，他之前寄居在一处客舍中，在月明之夜，于室内踱步吟诗。正在苦思之时，突然听到院内传来一个声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真乃佳句啊！钱起连忙披衣来到庭院中，四下张望，却一个人影也寻不见。回到室内，他将这联诗抄于纸上，并牢记在心。考进士这一年，果然用上了。考官读后也很赞赏，放他顺利中第。与他同届高中的庄若讷、魏璀、陈季、王邕等人也都有同题诗留存，但都不如钱诗传神。
赋，也是科举考试的大头。和诗相比，赋的句数、字数更多，谋篇布局也更难，更考验一个人的文学功底。应试赋也有体裁限制，篇幅要在300字上下，必需押指定的韵。如唐代滕迈、杨发两人的《庆云抱日赋》都以“云日辉映，精彩相耀”为韵。其他题目，如玄宗开元年间考过的《籍田赋》《旗赋》《丹甑赋》《止水赋》《北斗城赋》等，都遵循这种要求。
皇帝也关心科举诗赋，有时还要过把出题瘾。长庆元年（821），有人反映当年科举中有人作弊，唐穆宗与元稹、李绅核实后，即要求王起、白居易等重新考试。为了慎重起见，这一次，皇帝自己出了题目，赋是《孤竹管赋》、诗是《鸟散余花落》。结果在新题目面前，有十人没有过关。大和八年（834），唐文宗因为担心“文格浮薄”，为了改良文风，亲自为进士考生们出诗、赋的题目。这位皇帝命题人还挺自信，觉得自己的题目导向性很好，比往年略胜一筹。
宋元明清：由诗赋而八股
宋诗虽然不如唐诗辉煌，但成就仍超其他朝代，这与科举的导向是分不开的。宋代的科举考试，以“进士得人为盛”。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虽然不时变化，但总体上重视诗赋。宋哲宗时，设立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科。诗赋进士的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经义，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中，出简答题四道；第二场考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考论一道；第四场考策两道。当时的考生普遍攻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中进士的田锡，977年参加府试，留下《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以“焕乎人文，化成天下”为韵）；次年参加礼部考试，留有《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以“皇猷昭宣，礼乐备举”为韵）；接下来又参加殿试，写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以“功德双美，威震寰海”为韵）。三首赋送他上了进士榜。
明代，诗、赋退出科举考场，八股文逐渐统治江湖。当时的科举考试分为三场，初场是经义，其中《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如洪武十八年会试：“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考生黄子澄用300多字作答，八股味浓厚；二场是应用文写作，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是政论文写作，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这时，八股文的字数，早期在300字左右，后期在500至600字之间，多了少了都不合规。学生们的主要精力在学习时文（八股文）的写作，写诗做赋只能作为业余爱好，不被社会提倡。
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科举制度，只是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会试第二场的“表文”改为五言八韵诗一首。但诗歌的题目偏实用，已经没有了唐宋时的生活化，如《王道荡荡》《王道平平》《无逸图，得勤字》《循名责实》《立中生正，得精字》等等，水平自然也不如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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