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候，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最初看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如今的翻译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里的关键是，“轻”在生命之中，抑或它就是生命？生命中的“轻”已经让人无法承受，那生命就不要“轻”了。
我不是因为昆德拉的故事或表述而喜欢上他的，而是因为他帮我澄清了心头的某些困扰。以往生活中的经验和片段的感觉、思考，不知该如何表达的，是昆德拉帮我表达出来，使我了然自己的困扰所在。所以，我遇到昆德拉，是一种偶然。
读到《生活在别处》，亦复如是。
诗是人的一种本能
其实，这篇文章第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但实情是，我读大学时遇到昆德拉，但已经忘记具体的时间了。我是历史学者，应该说实话。然而，被我放弃的那一句听起来好像更文艺、更有诗意些，所以我有些不舍得。
诗意在哪儿？大学四年，是不是太长了？“大一暑假”不然。诗意如同革命，瞬间发生，毫无预兆，“啪”地就来了。所以，《生活在别处》的开篇，诗人的母亲一直在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怀上诗人的？”“怀上诗人”是件大事，具有历史意义，得找一个确定的“时候”。在某个时间点上，世界开始了，“啪”的一声，从此一切不同，不需要含混、暧昧、拖延、期期艾艾。
所以——“大学时候，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这是历史。
“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这是诗。
因为专业积习，所以我选择了更准确的表达；但那个诗意的表述始终在我脑子里跳，想跳到纸面。这大概是因为，诗是人的一种本能。昆德拉说：“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历史并不是。所以，我刚上大学时，当时的老师说：世上有年轻的诗人，而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
一个年轻人，只要在那里站着、坐着、躺着，随意地、专注地，他就可能是个诗人，可历史不是人的本能。要成为好的历史学家，人得挣扎。因为历史会把人拖进困惑里——天一样大、水一样深的困惑里，把人淹没了。所以，从上大学到上研究生，我在困惑里撞来撞去，想撞见一条路。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困惑在何处，又怎么会找到答案？
根据随手写在扉页的记录，我的《生活在别处》是1995年3月在复旦大学南区书亭买的。那时候我研究生二年级都快结束了，人不年轻，诗已远去。然而，它还是帮我在困惑中扯开一条裂缝，让我看清自己挣扎的是什么，把它从我身上挪开，打量它、端详它、思索它。
昆德拉这本书讨论的是“抒情时代”：“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它亘古如斯，无法消除：“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这本书写了一个年轻诗人的一生。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死去了。诗人名叫雅罗米尔，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他爱春天”和“他被春天所爱”：他和春天不分彼此，相互爱着对方。可是，雅罗米尔的春天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春天。在生活和历史的世界里，春天是一个季节，它离开了还会回来，像冬天一样（雅罗米尔就死在冬天），永远轮回。可是在雅罗米尔的世界里——在诗和抒情的世界里，春天只有一次，“啪”地一下来到，身后没有冬天。
作者借助雅罗米尔的一生，讨论、分析“抒情”的意义和影响。每一次分析都是一次分离：离开“诗”的世界，回到“史”的世界。实际上，我被这本书感动，是因为我自己那时还刚好扯着青年的尾巴梢，也是因为人类也刚刚经历了一个“抒情时代”，余烬犹温。《生活在别处》不但帮助我打理自己的青春，也帮我回看历史。
抒情和革命之间住着梦
书的第一页有我当年用铅笔写的批注：诗、青春与革命。这是我对它主题的概括。诗和青春有天然的关系，但它为何遇到革命？这当然得力于历史的撮合：雅罗米尔生在二战之前的捷克，而随着战争结束，在捷克，革命成为落在每个人头上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卷入革命是一场意外。可是，这本书的主题让我相信，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原因就在诗人自己：他爱春天并被春天所爱，而春天必然入夏。春天和夏天都是抒情的季节，可又根本不同。
雅罗米尔这个名字来自他的母亲。她出身资产阶级，对她来说，抒情就只是春天，它“使人联想到翅膀和自由地飞翔”。就像布拉格郊外的溪谷，“到处都是裂罅、岩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可是它们隶属“广阔的自然”，是有诗意的裂罅、岩石；犹如她的怀孕，是对资产阶级“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的反抗”。这是反抗，但它是“浪漫的反抗”，于是就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的生活轨道太远或太久——它构成了这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对革命而言，抒情是夏天，是火焰，是艳阳高照、电闪雷鸣，没有暧昧含蓄，只有黑白分明。诗人处在一个成年人统治的“不相容的世界”里，“犹如沧海之一粟”，所以他满怀“焦虑（或愤怒）”，他需要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都是这样热烈的一元论者，绝对的使者”；而年轻的革命者（他们的愤怒胜过焦虑）要坚持从一个单一的观念里锻造出一个绝对的新世界，因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这就是为什么诗、青春要和革命待在一起。有两种抒情，从一种走向另一种，只是不经意间的事，自然而流畅，有逻辑上的必然——虽然在事实上并不必然。然而，在抒情的世界里，事实抗不过逻辑。
而逻辑抗不过感觉。
昆德拉两次提到焦虑和愤怒，两次顺序不同，重点在革命者的愤怒——愤怒激发行动。愤怒当然也从焦虑转化而来，但焦虑是个体的，愤怒则将能量投向社会。如果和另一种个体性的情感——困惑比一下，焦虑和愤怒的亲密性就更加清晰。困惑来自不确定感，它要寻找确定性，其能量目标始终指向自我；焦虑的主体则带着一种掌握了真理的隐微感觉，重要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实现真理：只有不公消失，焦虑才会抚平。
在抒情和革命之间住着梦。在梦里，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全凭自己驱使（在这一点上，它和诗是一样的）。雅罗米尔有一个化身，生活在他的脑海里，名叫泽维尔。泽维尔的生活是由梦构成的，从一个梦滑入另一个梦，没有任何障碍。他在梦中而活，靠做梦而活。
这就是“生活在别处”，意味着生活不在这里。于是，你在当下（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除了“别处”，人生别无约束——而“别处”，从逻辑上说，又不可能真的约束你。
然而正是在“别处”，在梦中，抒情和革命，两张面孔合而为一。
这不是昆德拉的虚构。在马克西姆·古列耶夫为布罗茨基所写的传记中，我们读到：“艺术家（作为创造者）在否定和排斥一种制度及其法则的同时，也必定在制定自己的规则，并试图将自己周围的一切——家庭、孩子、亲戚、朋友——纳入这种制度（大体上是强制性的）。”这里有“两种专制——政治及创作上的专制的冲突”，而“当这种冲突发展到顶峰时，艺术家（由于客观原因）无法与政权进行势均力敌的论战”，只能“和他周围的人展开辩论”。
诗人败诉。但诗人不会安于失败。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把自己当作炸药包投出去，和他反对的力量同归于尽。另一条是构建并维持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王国，王国内的其他力量从此要么服从，要么消逝。
诗人死了。诗人在恍惚间，在看到泽维尔说“是的，我要背弃你”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他和泽维尔“迥然不同”，泽维尔“是他的仇敌”。就这样，在结尾，革命和诗人分手了：诗人死去，革命则走进下一个梦，投入新的“冒险”。
所以，如今我想在第一页上写的三个词后添加两个词：背叛和死亡。这两组词，前一组三个都是明亮的，后一组两个是晦暗的。然而，这“晦暗”也正来自这“光亮”：它们紧密纠缠，难解难分。所以，这问题很难有明晰的答案。然而，我们也许可以把它们整个地从我们身上挪开，放在桌子对面，打量、端详、思索。
问题也不在“别处”
故事快结束而未结束的时候，《生活在别处》把笔墨从年轻诗人身上荡开，写了一个中年男人：他因为“和资本主义英国的关系太深”而得不到当局信任，小心避世，却又深通世故。他懂得放松，喜欢寻欢作乐，又明白怎样保护自己，也不伤害别人。他也在“冒险”（如同泽维尔），可是在“冒险”中又维持着“一定的宁静和秩序”。他和雅罗米尔不无相似：昆德拉说，他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气质”，并且“很久以来就觉得自己处在生活之外”，还有，他也在背叛：背弃了历史以及它富有戏剧性的表演，背弃了他自己的命运。可是他和雅罗米尔不同：他是中年，雅罗米尔是青年；他的抒情是“田园诗”的、温情脉脉，雅罗米尔的抒情狂飙突进；他背弃的是历史和自我，雅罗米尔背弃的是恋人；他有“经验”，雅罗米尔有“词语”。这个中年男人“处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不也是“生活在别处”？那是另一种“生活在别处”。
但是，可以猜一猜：这是否意味着，问题不在生活，也不在“别处”——倘若“别处”在生活之中（生活中一定有“别处”的），而不等于生活，那它并非必然带来悲剧；但如果生活和“别处”合一了，不是“别处”在生活之中，而是生活由“别处”界定，那才是悲剧。
这就如同雅罗米尔一直在寻找的“我”——寻找“我”，是雅罗米尔人生悲剧的根源。我如今知道，任何“我”都是在和不同的“我”的碰撞中建立起来、获得承认的。我吾我以及人之我。所以，问题不在于寻找“我”，问题在于，雅罗米尔不知道“我”存在于和“人之我”的相“及”之中。他不能容忍杂质（异己之己），他要的是一个绝对的“我”。不存在。
那么，昆德拉在这里检讨的“抒情”呢？他究竟怎么看？他最讨厌的“媚俗”呢？我们应该怎么看？“媚俗是所有政治家的美学理想。”昆德拉说。然而，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是可以坦然地“把孩子抱起来，亲孩子的脸蛋”的，对不对？
作者：王东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大学时候，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最初看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如今的翻译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里的关键是，“轻”在生命之中，抑或它就是生命？生命中的“轻”已经让人无法承受，那生命就不要“轻”了。
我不是因为昆德拉的故事或表述而喜欢上他的，而是因为他帮我澄清了心头的某些困扰。以往生活中的经验和片段的感觉、思考，不知该如何表达的，是昆德拉帮我表达出来，使我了然自己的困扰所在。所以，我遇到昆德拉，是一种偶然。
读到《生活在别处》，亦复如是。
诗是人的一种本能
其实，这篇文章第一句话，我本来想写：“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但实情是，我读大学时遇到昆德拉，但已经忘记具体的时间了。我是历史学者，应该说实话。然而，被我放弃的那一句听起来好像更文艺、更有诗意些，所以我有些不舍得。
诗意在哪儿？大学四年，是不是太长了？“大一暑假”不然。诗意如同革命，瞬间发生，毫无预兆，“啪”地就来了。所以，《生活在别处》的开篇，诗人的母亲一直在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怀上诗人的？”“怀上诗人”是件大事，具有历史意义，得找一个确定的“时候”。在某个时间点上，世界开始了，“啪”的一声，从此一切不同，不需要含混、暧昧、拖延、期期艾艾。
所以——“大学时候，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这是历史。
“大一那年暑假，我遇到了米兰·昆德拉。”这是诗。
因为专业积习，所以我选择了更准确的表达；但那个诗意的表述始终在我脑子里跳，想跳到纸面。这大概是因为，诗是人的一种本能。昆德拉说：“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历史并不是。所以，我刚上大学时，当时的老师说：世上有年轻的诗人，而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
一个年轻人，只要在那里站着、坐着、躺着，随意地、专注地，他就可能是个诗人，可历史不是人的本能。要成为好的历史学家，人得挣扎。因为历史会把人拖进困惑里——天一样大、水一样深的困惑里，把人淹没了。所以，从上大学到上研究生，我在困惑里撞来撞去，想撞见一条路。可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困惑在何处，又怎么会找到答案？
根据随手写在扉页的记录，我的《生活在别处》是1995年3月在复旦大学南区书亭买的。那时候我研究生二年级都快结束了，人不年轻，诗已远去。然而，它还是帮我在困惑中扯开一条裂缝，让我看清自己挣扎的是什么，把它从我身上挪开，打量它、端详它、思索它。
昆德拉这本书讨论的是“抒情时代”：“抒情时代就是青春。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它亘古如斯，无法消除：“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
这本书写了一个年轻诗人的一生。因为他年纪轻轻就死去了。诗人名叫雅罗米尔，在捷克语中的意思是“他爱春天”和“他被春天所爱”：他和春天不分彼此，相互爱着对方。可是，雅罗米尔的春天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春天。在生活和历史的世界里，春天是一个季节，它离开了还会回来，像冬天一样（雅罗米尔就死在冬天），永远轮回。可是在雅罗米尔的世界里——在诗和抒情的世界里，春天只有一次，“啪”地一下来到，身后没有冬天。
作者借助雅罗米尔的一生，讨论、分析“抒情”的意义和影响。每一次分析都是一次分离：离开“诗”的世界，回到“史”的世界。实际上，我被这本书感动，是因为我自己那时还刚好扯着青年的尾巴梢，也是因为人类也刚刚经历了一个“抒情时代”，余烬犹温。《生活在别处》不但帮助我打理自己的青春，也帮我回看历史。
抒情和革命之间住着梦
书的第一页有我当年用铅笔写的批注：诗、青春与革命。这是我对它主题的概括。诗和青春有天然的关系，但它为何遇到革命？这当然得力于历史的撮合：雅罗米尔生在二战之前的捷克，而随着战争结束，在捷克，革命成为落在每个人头上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卷入革命是一场意外。可是，这本书的主题让我相信，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原因就在诗人自己：他爱春天并被春天所爱，而春天必然入夏。春天和夏天都是抒情的季节，可又根本不同。
雅罗米尔这个名字来自他的母亲。她出身资产阶级，对她来说，抒情就只是春天，它“使人联想到翅膀和自由地飞翔”。就像布拉格郊外的溪谷，“到处都是裂罅、岩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可是它们隶属“广阔的自然”，是有诗意的裂罅、岩石；犹如她的怀孕，是对资产阶级“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的反抗”。这是反抗，但它是“浪漫的反抗”，于是就不可能脱离资产阶级的生活轨道太远或太久——它构成了这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对革命而言，抒情是夏天，是火焰，是艳阳高照、电闪雷鸣，没有暧昧含蓄，只有黑白分明。诗人处在一个成年人统治的“不相容的世界”里，“犹如沧海之一粟”，所以他满怀“焦虑（或愤怒）”，他需要认可。“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都是这样热烈的一元论者，绝对的使者”；而年轻的革命者（他们的愤怒胜过焦虑）要坚持从一个单一的观念里锻造出一个绝对的新世界，因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这就是为什么诗、青春要和革命待在一起。有两种抒情，从一种走向另一种，只是不经意间的事，自然而流畅，有逻辑上的必然——虽然在事实上并不必然。然而，在抒情的世界里，事实抗不过逻辑。
而逻辑抗不过感觉。
昆德拉两次提到焦虑和愤怒，两次顺序不同，重点在革命者的愤怒——愤怒激发行动。愤怒当然也从焦虑转化而来，但焦虑是个体的，愤怒则将能量投向社会。如果和另一种个体性的情感——困惑比一下，焦虑和愤怒的亲密性就更加清晰。困惑来自不确定感，它要寻找确定性，其能量目标始终指向自我；焦虑的主体则带着一种掌握了真理的隐微感觉，重要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实现真理：只有不公消失，焦虑才会抚平。
在抒情和革命之间住着梦。在梦里，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全凭自己驱使（在这一点上，它和诗是一样的）。雅罗米尔有一个化身，生活在他的脑海里，名叫泽维尔。泽维尔的生活是由梦构成的，从一个梦滑入另一个梦，没有任何障碍。他在梦中而活，靠做梦而活。
这就是“生活在别处”，意味着生活不在这里。于是，你在当下（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因为除了“别处”，人生别无约束——而“别处”，从逻辑上说，又不可能真的约束你。
然而正是在“别处”，在梦中，抒情和革命，两张面孔合而为一。
这不是昆德拉的虚构。在马克西姆·古列耶夫为布罗茨基所写的传记中，我们读到：“艺术家（作为创造者）在否定和排斥一种制度及其法则的同时，也必定在制定自己的规则，并试图将自己周围的一切——家庭、孩子、亲戚、朋友——纳入这种制度（大体上是强制性的）。”这里有“两种专制——政治及创作上的专制的冲突”，而“当这种冲突发展到顶峰时，艺术家（由于客观原因）无法与政权进行势均力敌的论战”，只能“和他周围的人展开辩论”。
诗人败诉。但诗人不会安于失败。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把自己当作炸药包投出去，和他反对的力量同归于尽。另一条是构建并维持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王国，王国内的其他力量从此要么服从，要么消逝。
诗人死了。诗人在恍惚间，在看到泽维尔说“是的，我要背弃你”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他和泽维尔“迥然不同”，泽维尔“是他的仇敌”。就这样，在结尾，革命和诗人分手了：诗人死去，革命则走进下一个梦，投入新的“冒险”。
所以，如今我想在第一页上写的三个词后添加两个词：背叛和死亡。这两组词，前一组三个都是明亮的，后一组两个是晦暗的。然而，这“晦暗”也正来自这“光亮”：它们紧密纠缠，难解难分。所以，这问题很难有明晰的答案。然而，我们也许可以把它们整个地从我们身上挪开，放在桌子对面，打量、端详、思索。
问题也不在“别处”
故事快结束而未结束的时候，《生活在别处》把笔墨从年轻诗人身上荡开，写了一个中年男人：他因为“和资本主义英国的关系太深”而得不到当局信任，小心避世，却又深通世故。他懂得放松，喜欢寻欢作乐，又明白怎样保护自己，也不伤害别人。他也在“冒险”（如同泽维尔），可是在“冒险”中又维持着“一定的宁静和秩序”。他和雅罗米尔不无相似：昆德拉说，他有一种“田园诗般的气质”，并且“很久以来就觉得自己处在生活之外”，还有，他也在背叛：背弃了历史以及它富有戏剧性的表演，背弃了他自己的命运。可是他和雅罗米尔不同：他是中年，雅罗米尔是青年；他的抒情是“田园诗”的、温情脉脉，雅罗米尔的抒情狂飙突进；他背弃的是历史和自我，雅罗米尔背弃的是恋人；他有“经验”，雅罗米尔有“词语”。这个中年男人“处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不也是“生活在别处”？那是另一种“生活在别处”。
但是，可以猜一猜：这是否意味着，问题不在生活，也不在“别处”——倘若“别处”在生活之中（生活中一定有“别处”的），而不等于生活，那它并非必然带来悲剧；但如果生活和“别处”合一了，不是“别处”在生活之中，而是生活由“别处”界定，那才是悲剧。
这就如同雅罗米尔一直在寻找的“我”——寻找“我”，是雅罗米尔人生悲剧的根源。我如今知道，任何“我”都是在和不同的“我”的碰撞中建立起来、获得承认的。我吾我以及人之我。所以，问题不在于寻找“我”，问题在于，雅罗米尔不知道“我”存在于和“人之我”的相“及”之中。他不能容忍杂质（异己之己），他要的是一个绝对的“我”。不存在。
那么，昆德拉在这里检讨的“抒情”呢？他究竟怎么看？他最讨厌的“媚俗”呢？我们应该怎么看？“媚俗是所有政治家的美学理想。”昆德拉说。然而，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是可以坦然地“把孩子抱起来，亲孩子的脸蛋”的，对不对？
作者：王东杰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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