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集：诗词谈艺丛录》一书收录文化奇人张伯驹先生的诗词创作、谈艺杂著等，包括《红毹纪梦诗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丛碧词定稿》《丛碧词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共八种。此次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大量的校订、勘误工作，是目前最为齐备且可靠的张伯驹著作集。
张伯驹先生以时间为经，以品剧演戏为纬，以七言绝句评述，以注补论，汇编形成《红毹纪梦诗注》。纪梦诗注的形式既含学戏、品戏之趣，又藏历史真实之味。正如翁偶虹对《红毹纪梦诗注》评价所言：“以史带艺，以艺补史，互为皈依地以诗概之。概之不足，附之以注。”读者可在阅读过程中想象当时戏曲演出的情形，了解学戏、听曲的体验，回顾旧时表演之琐事、趣闻。这些吟诗唱曲和怀人述己之经历，堪称一部京剧诗史。
纵观《红毹纪梦诗注》可发现，张伯驹先生尤为关注韵律与形式之美，重视评论与记述交相辉映，雅俗通融，叙议兼备。读者阅读这些诗词，可在赏音识韵、以诗论曲中欣赏一代大家之学养与风采，同时感受到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
张伯驹一生作词数千首，颇善写景抒情词、感事抒怀词、思亲寄怀词。其在《鹧鸪天·西湖旅夜》中写道：“二月春寒未放晴，炉香烟细冷云屏。灯花照影愁先觉，湖水摇窗梦不成。一阵阵，一声声，斜风细雨到天明。问人夜睡何曾着，燕子无须唤客醒。”西湖的美，是天堂仙境；湖上的斜风细雨，竟让作者一夜未眠，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全词婉转轻快、明朗清新，给读者一种真言、真景、真情之体验。若写景抒情词让读者见识了张氏那颗纯粹真实的词心，那感事抒怀词则让世人见识了“归来仍是少年”的时代奇迹。
在《定风波》中张氏这样写道：“辽海归来雪满身，相逢容易倍相亲。灯外镜中仍故我，炉火，夜阑灰尽酒犹温。明岁天涯应更远，肠断，春来不是故园春。几点寒梅还倚傍，才放，也难留住出关人。”“仍故我”一词直言自己并未因命运挫折而改变秉性，直率的赤子之心始终保持。
显而易见，纯真依旧是张伯驹先生为人为词的主旋律。而这一点更在思亲寄怀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虞美人》中，张氏“接慧素信，词以寄之”：“野梅做蕊残冬近，归去无音信。北风摇梦客思家，又见雪花飘落似杨花。乡书昨日传鱼素，多少伤心话。枕头斜倚到天明，一夜烛灰成泪泪成冰。”夫妻情深，着实令人艳羡；生死考验，实在叫人泪目。文章之道，重在传真，情真则意切，意切则沁人心脾、豁人耳目。
一花一世界，一事一人生，一人一宇宙，张伯驹先生的词境真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尽显自然之真——“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万物逆旅，尽作如是观”。《丛碧词话》是张伯驹先生的词学论著。对于词的体性认识，其严守“别是一家”之说，强调词在音律、用词、风格、意境等方面与诗的不同，明晰诗词界限，捍卫词的独特性。对于词的内容和结构，其倡导作词“应得古人意，而不死于句下”，明确认为词的章法结构应直接服务于内容，应根据抒情需要选择合适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张伯驹还主张从日常生活、所见景物中觅得灵感，以寻常话语、本色白描为佳，追求词的一种自然神韵。
《张伯驹集：诗词谈艺丛录》一书收录文化奇人张伯驹先生的诗词创作、谈艺杂著等，包括《红毹纪梦诗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丛碧词定稿》《丛碧词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共八种。此次结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大量的校订、勘误工作，是目前最为齐备且可靠的张伯驹著作集。
张伯驹先生以时间为经，以品剧演戏为纬，以七言绝句评述，以注补论，汇编形成《红毹纪梦诗注》。纪梦诗注的形式既含学戏、品戏之趣，又藏历史真实之味。正如翁偶虹对《红毹纪梦诗注》评价所言：“以史带艺，以艺补史，互为皈依地以诗概之。概之不足，附之以注。”读者可在阅读过程中想象当时戏曲演出的情形，了解学戏、听曲的体验，回顾旧时表演之琐事、趣闻。这些吟诗唱曲和怀人述己之经历，堪称一部京剧诗史。
纵观《红毹纪梦诗注》可发现，张伯驹先生尤为关注韵律与形式之美，重视评论与记述交相辉映，雅俗通融，叙议兼备。读者阅读这些诗词，可在赏音识韵、以诗论曲中欣赏一代大家之学养与风采，同时感受到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
张伯驹一生作词数千首，颇善写景抒情词、感事抒怀词、思亲寄怀词。其在《鹧鸪天·西湖旅夜》中写道：“二月春寒未放晴，炉香烟细冷云屏。灯花照影愁先觉，湖水摇窗梦不成。一阵阵，一声声，斜风细雨到天明。问人夜睡何曾着，燕子无须唤客醒。”西湖的美，是天堂仙境；湖上的斜风细雨，竟让作者一夜未眠，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全词婉转轻快、明朗清新，给读者一种真言、真景、真情之体验。若写景抒情词让读者见识了张氏那颗纯粹真实的词心，那感事抒怀词则让世人见识了“归来仍是少年”的时代奇迹。
在《定风波》中张氏这样写道：“辽海归来雪满身，相逢容易倍相亲。灯外镜中仍故我，炉火，夜阑灰尽酒犹温。明岁天涯应更远，肠断，春来不是故园春。几点寒梅还倚傍，才放，也难留住出关人。”“仍故我”一词直言自己并未因命运挫折而改变秉性，直率的赤子之心始终保持。
显而易见，纯真依旧是张伯驹先生为人为词的主旋律。而这一点更在思亲寄怀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虞美人》中，张氏“接慧素信，词以寄之”：“野梅做蕊残冬近，归去无音信。北风摇梦客思家，又见雪花飘落似杨花。乡书昨日传鱼素，多少伤心话。枕头斜倚到天明，一夜烛灰成泪泪成冰。”夫妻情深，着实令人艳羡；生死考验，实在叫人泪目。文章之道，重在传真，情真则意切，意切则沁人心脾、豁人耳目。
一花一世界，一事一人生，一人一宇宙，张伯驹先生的词境真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尽显自然之真——“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游中，无分尔我，何问主客，以是为词，随其自然而已。万物逆旅，尽作如是观”。《丛碧词话》是张伯驹先生的词学论著。对于词的体性认识，其严守“别是一家”之说，强调词在音律、用词、风格、意境等方面与诗的不同，明晰诗词界限，捍卫词的独特性。对于词的内容和结构，其倡导作词“应得古人意，而不死于句下”，明确认为词的章法结构应直接服务于内容，应根据抒情需要选择合适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张伯驹还主张从日常生活、所见景物中觅得灵感，以寻常话语、本色白描为佳，追求词的一种自然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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