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缝心》的开篇，作者写道：“这世间不能没有国王先生，他就是美本身——这种美不只是形体面庞这样肤浅的美，而是从灵魂深处渗透出来的美感——他无时无刻不在美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先生竟渐渐代替了我热爱的艺术。不论艺术是多么被世人称颂，多么伟大，多么抽象，在我的心里，他的名字，就等同于艺术。”
如果故事这样发展下去，“我”的国王先生，会成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是爱、美、神的中介，崇高之物的世俗显像。更有可能的是，小说中会生成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所说的“欲望三角”，主体、客体和介体三者构成小说的能量场。国王先生是欲望的介体，“我”之爱国王先生，是爱艺术，或者艺术的社会化以及由此折射的幽微人性。这样，“我”会进入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的序列，她们斩断现世安稳的根基，自觉不自觉地引火上身，迎向强烈、灼热的命运。
女性主体的成长
但显然，《时间缝心》的主人公，不是基拉尔所谓的“虚荣人”——她对嫉妒、攀附和外部世界毫无兴趣，也不需要向他者挪借欲望。尽管小说主要的人物关系，也可以概之为三角（△）——叙述人“我”为中心，国王和哥哥分居两侧，但主人公的欲望始终是直线式的，由主体直达客体。只是由于时间和引力的变化，线条弯曲时而或成弧。虽然欲望曲线的延伸，是小说贯穿性的线索，但“我”始终是不想走出家门的娜拉，只是因为“缘分”的意外闯入，心间出现了一道裂缝，留待时间的修补。
是的，时间。如果恰如书名，小说就是一个“时间缝心”的故事——时间是缝补内心的裁缝和医生，那么在主题学的意义上，它可以归为女性主体的成长：是成长史和编年史，也是回忆录和忏悔录。但《时间缝心》所提出的，实际是时间体验的难题。即使不说女主人公拒绝成长，她的成长也是向内生长，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精神活动。
沉浸式书写
通常成长小说常见的内外联动——即以内心生活映射社会生活，进而自我与社会（自我体验中的社会）一同成长，在这部小说中几无影踪。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缝心》是罕有的，不带任何时间性和外部性的女性成长故事。我将这种写作形式，称作沉浸式书写——主人公、作者，及作者期待中的阅读体验，都是深度沉浸式的。显而易见的是，女主人公浸润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小楼一统，无论春秋。而作者跟主人公做了同一件事，完全沉浸身到心灵，沉浸到感觉和情绪中。她在自己的讲述中沉醉，就像主人公在爱琴海、韩国烟、Realm红酒、画室的炉火和幻想中沉醉。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沉醉者总是时间的不感症者，他们的时间体验，与醒觉者决然不同。从大学毕业至人到中年，在女主人公的心理感觉中，实是十年如同一日，即使以友人满含善意的目光打量，也是如此：“恩禾是个聪慧体贴的女孩子，她知晓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读了四年大学，却没上过一天班，这有些不可思议。他人眼中的幸福生活，也许，在某些人看来，只是毫无价值的虚度时光。”
女主人公以“月亮”和“太阳”，分别喻指填满她十余年人生的两个男人。而在恩禾等旁观者看来，她的十年一觉，不过是日东月西，是一夕之间可以完成的选择；她的心灵的转变，或者说缝合——即抵达小说末句“月色很美，可月光很冷；而太阳，永远是热的”的认识，并非来自时间累积的理性经验，而是带有神秘力量的“突转”和“发现”。“突转”对于月亮（国王先生），“发现”对于太阳（哥哥）。“突转”是痊愈，是情感高烧的平息，精神官能症的纾解；“发现”则源于疾病，“直到窥见他将要转身的背影，我终于在剧痛和大病中明白了，我在爱他”。疾病的隐喻性转换，意味着客体——主体投射对象的变化。然而这是欲望曲线的变换，而不是欲望模式的变换。
近乎非虚构的粗粝质感
古里果素以文笔华丽著称，但《时间缝心》最引人注意的文字风貌，是字里行间偶尔显露的，近乎非虚构的粗粝质感。特殊的主观时间体验，涂改了常规时间的深度与厚度模式，一天、一年、十年、二十年，物理时间的跨度不再是由此及彼的桥梁，而是一面略有弧度的镜子，镜中是“我”曾经的样子。
文论史的语境中，以自我的形象为轴心，沟通诗与画、作家与画家，乃至将文学写作比之于自画像，产生过诸多富有启发的讨论。在美术领域，伦勃朗的自画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西美尔在《伦勃朗：一篇艺术哲学论文》中分析说：“提香、撒托、查万尼和波克林都留下了一些自画像，在其中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捕捉住自己不变的特质。但是，在伦勃朗的自画像中，正如整个生活流入那如同一幅图画那样呈现的每一时刻，它也进一步流入下一幅绘画……它永远不是所是，而总是生成。”在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意义上，现代读者更能欣赏镜中自我的参差多态，就像道连·格雷那般，美少年容颜不改，承受其罪恶的画像日日变得丑陋。当道连终于不堪忍受，挥剑砍向画像之时，他的面容瞬间苍老，画像却崭新如初。自我与画像（镜像）的背道而驰，隐含的正是艺术的本质性问题，即自我与人物、文学与生活、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隔问题。在生活的世界里，倾诉与剖白是勇敢的；在小说的世界里，倾诉与剖白也是勇敢的，但是嘲讽与奚落，或许更为勇敢。众所周知，福楼拜一方面声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另一方面又自诩是第一个有能力取笑他的男女主人公的小说家。
朗西埃在《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艾玛·包法利》中，细致探讨了福楼拜和其他小说家，是如何与其人物划清界限的。经由这种界限，小说家可以让人物精神分裂，自己却能审判、杀死抑或治疗他的人物，从而让自己保持健康，让文学保持健康。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朗西埃借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浪》中的人物罗达，提出了一种写作者的疗愈模式：“从‘个人的存在的疯狂’中逃离，让自己的认知范围越来越广，直到容纳整个世界。她幻想‘我们可以吹一个特别大的气泡，大到够太阳在里边升起落下；我们可以把蓝色的白昼和漆黑的午夜一起偷到手里，然后马上就从这逃走’。罗达的想象正是福楼拜笔下的魔鬼让圣安东尼去做的：打破主体性对自身的限制，投身于客观生活的此间中。”
古里果吹起了一个泡泡，这个泡泡还可以更大——只要她愿意考虑，杀死自己的主人公，杀死镜子中昨天的我。因为归根结底，《时间缝心》及其所关乎的，是女性个体如何与自己的命运相遇，继而在风暴退去之后，生成一个崭新的自我。
在《时间缝心》的开篇，作者写道：“这世间不能没有国王先生，他就是美本身——这种美不只是形体面庞这样肤浅的美，而是从灵魂深处渗透出来的美感——他无时无刻不在美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先生竟渐渐代替了我热爱的艺术。不论艺术是多么被世人称颂，多么伟大，多么抽象，在我的心里，他的名字，就等同于艺术。”
如果故事这样发展下去，“我”的国王先生，会成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是爱、美、神的中介，崇高之物的世俗显像。更有可能的是，小说中会生成勒内·基拉尔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所说的“欲望三角”，主体、客体和介体三者构成小说的能量场。国王先生是欲望的介体，“我”之爱国王先生，是爱艺术，或者艺术的社会化以及由此折射的幽微人性。这样，“我”会进入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的序列，她们斩断现世安稳的根基，自觉不自觉地引火上身，迎向强烈、灼热的命运。
女性主体的成长
但显然，《时间缝心》的主人公，不是基拉尔所谓的“虚荣人”——她对嫉妒、攀附和外部世界毫无兴趣，也不需要向他者挪借欲望。尽管小说主要的人物关系，也可以概之为三角（△）——叙述人“我”为中心，国王和哥哥分居两侧，但主人公的欲望始终是直线式的，由主体直达客体。只是由于时间和引力的变化，线条弯曲时而或成弧。虽然欲望曲线的延伸，是小说贯穿性的线索，但“我”始终是不想走出家门的娜拉，只是因为“缘分”的意外闯入，心间出现了一道裂缝，留待时间的修补。
是的，时间。如果恰如书名，小说就是一个“时间缝心”的故事——时间是缝补内心的裁缝和医生，那么在主题学的意义上，它可以归为女性主体的成长：是成长史和编年史，也是回忆录和忏悔录。但《时间缝心》所提出的，实际是时间体验的难题。即使不说女主人公拒绝成长，她的成长也是向内生长，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精神活动。
沉浸式书写
通常成长小说常见的内外联动——即以内心生活映射社会生活，进而自我与社会（自我体验中的社会）一同成长，在这部小说中几无影踪。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缝心》是罕有的，不带任何时间性和外部性的女性成长故事。我将这种写作形式，称作沉浸式书写——主人公、作者，及作者期待中的阅读体验，都是深度沉浸式的。显而易见的是，女主人公浸润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小楼一统，无论春秋。而作者跟主人公做了同一件事，完全沉浸身到心灵，沉浸到感觉和情绪中。她在自己的讲述中沉醉，就像主人公在爱琴海、韩国烟、Realm红酒、画室的炉火和幻想中沉醉。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沉醉者总是时间的不感症者，他们的时间体验，与醒觉者决然不同。从大学毕业至人到中年，在女主人公的心理感觉中，实是十年如同一日，即使以友人满含善意的目光打量，也是如此：“恩禾是个聪慧体贴的女孩子，她知晓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读了四年大学，却没上过一天班，这有些不可思议。他人眼中的幸福生活，也许，在某些人看来，只是毫无价值的虚度时光。”
女主人公以“月亮”和“太阳”，分别喻指填满她十余年人生的两个男人。而在恩禾等旁观者看来，她的十年一觉，不过是日东月西，是一夕之间可以完成的选择；她的心灵的转变，或者说缝合——即抵达小说末句“月色很美，可月光很冷；而太阳，永远是热的”的认识，并非来自时间累积的理性经验，而是带有神秘力量的“突转”和“发现”。“突转”对于月亮（国王先生），“发现”对于太阳（哥哥）。“突转”是痊愈，是情感高烧的平息，精神官能症的纾解；“发现”则源于疾病，“直到窥见他将要转身的背影，我终于在剧痛和大病中明白了，我在爱他”。疾病的隐喻性转换，意味着客体——主体投射对象的变化。然而这是欲望曲线的变换，而不是欲望模式的变换。
近乎非虚构的粗粝质感
古里果素以文笔华丽著称，但《时间缝心》最引人注意的文字风貌，是字里行间偶尔显露的，近乎非虚构的粗粝质感。特殊的主观时间体验，涂改了常规时间的深度与厚度模式，一天、一年、十年、二十年，物理时间的跨度不再是由此及彼的桥梁，而是一面略有弧度的镜子，镜中是“我”曾经的样子。
文论史的语境中，以自我的形象为轴心，沟通诗与画、作家与画家，乃至将文学写作比之于自画像，产生过诸多富有启发的讨论。在美术领域，伦勃朗的自画像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西美尔在《伦勃朗：一篇艺术哲学论文》中分析说：“提香、撒托、查万尼和波克林都留下了一些自画像，在其中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捕捉住自己不变的特质。但是，在伦勃朗的自画像中，正如整个生活流入那如同一幅图画那样呈现的每一时刻，它也进一步流入下一幅绘画……它永远不是所是，而总是生成。”在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意义上，现代读者更能欣赏镜中自我的参差多态，就像道连·格雷那般，美少年容颜不改，承受其罪恶的画像日日变得丑陋。当道连终于不堪忍受，挥剑砍向画像之时，他的面容瞬间苍老，画像却崭新如初。自我与画像（镜像）的背道而驰，隐含的正是艺术的本质性问题，即自我与人物、文学与生活、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隔问题。在生活的世界里，倾诉与剖白是勇敢的；在小说的世界里，倾诉与剖白也是勇敢的，但是嘲讽与奚落，或许更为勇敢。众所周知，福楼拜一方面声称“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另一方面又自诩是第一个有能力取笑他的男女主人公的小说家。
朗西埃在《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艾玛·包法利》中，细致探讨了福楼拜和其他小说家，是如何与其人物划清界限的。经由这种界限，小说家可以让人物精神分裂，自己却能审判、杀死抑或治疗他的人物，从而让自己保持健康，让文学保持健康。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朗西埃借弗吉尼亚·伍尔夫《海浪》中的人物罗达，提出了一种写作者的疗愈模式：“从‘个人的存在的疯狂’中逃离，让自己的认知范围越来越广，直到容纳整个世界。她幻想‘我们可以吹一个特别大的气泡，大到够太阳在里边升起落下；我们可以把蓝色的白昼和漆黑的午夜一起偷到手里，然后马上就从这逃走’。罗达的想象正是福楼拜笔下的魔鬼让圣安东尼去做的：打破主体性对自身的限制，投身于客观生活的此间中。”
古里果吹起了一个泡泡，这个泡泡还可以更大——只要她愿意考虑，杀死自己的主人公，杀死镜子中昨天的我。因为归根结底，《时间缝心》及其所关乎的，是女性个体如何与自己的命运相遇，继而在风暴退去之后，生成一个崭新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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