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米勒的《伟大的虚构》一书宣称，“在二十世纪的众多虚构世界中，托尔金在《霍比特人》和《魔戒》里刻画的中洲世界或许是最知名且最有影响力的”。2003年，BBC的Big Read主办的“最受欢迎的小说”评选中，托尔金的《魔戒》甚至力压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荣登榜首。这当然不是说托尔金就好过奥斯汀，但至少说明，托尔金的“中洲世界”绝非局限于类型文学的“次创造”（这里借用托尔金的术语，但不同于他自己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止于阅读这位“现代奇幻文学之父”的作品，还想进入其人生，那么通过汉弗莱·卡彭特的《托尔金传》，我们将会认识一个更复杂的托尔金、一个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尔金。
语言与神话
也许，有两个托尔金。一个是奇幻作家的托尔金，还有一个是语文学家的托尔金。“语文学”的古希腊语含义是“爱语言”（对应于“哲学”的“爱智慧”）。而“中洲世界”的诞生，正是源于这种对语言的热爱。不同于其他奇幻作家（比如J.K.罗琳），托尔金不仅是“讲故事的人”，还是“语言发明者”。
托尔金幼年丧父，由母亲开蒙。小时候随母亲学拉丁语时，托尔金就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大约七岁时，在读了大量骑士和龙的传奇故事之后，他自己写了一篇关于龙的故事。后来他回忆说：“我母亲对那条龙不置一词，但她指出，人们不说‘绿大龙’，而说‘大绿龙’。我那时候就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也一样。事实上我记得这也许意义重大，此后很多年我都不曾再写什么故事，而是转向了语言研究”。托尔金很小就开始玩“发明语言”的游戏，进入牛津大学研习古语之后，更是成了一种专业癖好。托尔金发现，语言的发明复杂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创造相关的“历史”，让语言在其中发展起来。“神话”的诞生基于它所从属的语言；与此同时，一门活的语言，也离不开代代相传的“神话”。托尔金的“中洲世界”与“精灵语”就是这样相互发明出来的。
批评家布鲁姆认为，在“奇幻与科幻小说”领域，勒古恩（“地海传奇”系列的作者）作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典范”，比托尔金更“优秀”；“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奇幻小说提升到高雅文学的高度，这方面勒古恩的贡献多于托尔金”。这显然是偏颇之辞。因为没什么是比“创造语言”更高雅的文学行为了。实际上连勒古恩本人都说，“如果我是出版商，我会更愿意拥有J.R.R.托尔金而不是J.K.罗琳”。因为，比起“霍格沃茨”的魔法，“中洲世界”更伟大的魔法是“语言”。同是奇幻作家，勒古恩显然认同托尔金的“语言-神话”创造观：“当创造语言走到某种极致时便意味着创造神话，其中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神话体系、某种世界观，甚至某种新的道德。”
著名诗人奥登曾说过，在自己读过的小说中，《魔戒》给他“带来的快乐最多”，这显然是一种语言的快乐。多年后他还记得托尔金用原汁原味的盎格鲁-撒克逊语为学生诵读《贝奥武甫》的动人情景，盛赞那是“甘道夫之声”，并赋诗赞颂：“英雄在死后才会不朽/语言亦复如此/而一首用贝奥武甫的语言写出的叙事诗也会被人传唱/对年轻人来说，或许/没有怪物和血腥杀戮可资谈论/会觉得脸上无光，而对那些已学会希望的人们来说/无法领略它的美才是一种耻辱：我们中许多人都会感激/J.R.R.托尔金，作为一个诗人/他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作为学者，托尔金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促成牛津英语系“语言派”和“文学派”的融合。“一战”以来，在托尔金执教的牛津大学英语系，一直存在“语言派”和“文学派”的对立，前者注重语言，专研盎格鲁-撒克逊语之类古语，而后者注重文学，尤其是弥尔顿、莎士比亚以来的现代文学。托尔金属“语言派”，而好友C.S.刘易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则是“文学派”。刘易斯后来回忆说，“跟托尔金的友谊，标志着两个古老偏见的崩溃。我刚一踏入俗世，就有人（偷偷）警告，切莫信赖天主教徒；我刚进入英语系，就有人（明白）警告，切莫信赖语文学家。托尔金身兼二者”。托尔金不仅成功地将刘易斯“化敌为友”，而且说服他共同推动了英语系教学大纲的修订，实现了“牛津英语系‘语言派’和‘文学派’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关系”。在托尔金去世前一年，牛津大学授予这位语文学家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显然是对他在融合语言与文学（神话）方面贡献的最好肯定。
英格兰与日耳曼
就像《霍比特人》中的比尔博·巴金斯，托尔金的身世也有两个背景。托尔金母系这边是英格兰米德兰兹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家族，保守而高傲；而父系这边则是日耳曼移民，务实而进取。这种对比，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德的对战，而在托尔金的语言-神话世界里有着更复杂的呈现。
托尔金是“一战”亲历者。对这场事后被证明是人类史上代价最惨重、被称作“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托尔金既不像英国文人中年轻一代（如萨松、格雷夫斯）那样热情好战，也不像年长一代（如罗素）那样明显反战。他是被迫参战的，虽然他更愿留在牛津完成学业。但托尔金又是幸运的，因为自己的语文学专业，他以“信号兵”身份参战，得以远离最危险的前线，又因为罹患“战壕热”，长期在后方医院休养，最终躲过战争死神。他的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中学时就认识的出于对古代语言和文学共同兴趣而结社（“茶社和巴罗社团”，简称T.C.B.S.）的四个小伙伴，除了托尔金，全都死于“一战”。
战争当然是惨烈的，但“一战”与“二战”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更多地笼罩在神话和语言之下。比如著名的“蒙斯天使”：在蒙斯战役中，英军盛传是一支天使部队阻击了德军。还有另外一种“神话”。约翰·加恩的《托尔金与世界大战》曾说过，“一战”是“一场历史上参战士兵文学修养最高的战争”。托尔金与他的T.C.B.S.伙伴经常在战火纷飞中仍然诗文往来，而托尔金更是在战壕里忙里偷闲编自己的“精灵语词典”、构思神话故事。有一次战斗结束后，英军俘虏了多名德军士兵，会说德语的托尔金，给一位被俘的德国军官拿来饮水时，这个人却乘机纠正他德语的发音错误。
当然，战争也让托尔金对英德之间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曾说过，《魔戒》中的山姆·甘姆吉象征着那些“一战”中最平凡朴实的英国士兵，“那些在1914年战争中我了解到的二等兵和勤务兵，我承认他们比我自己要出色得多”。“霍比特人就是英国乡村的民众……普遍想象力有限，但不缺少勇气和潜在的力量”；“我们能存活下来，有赖于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对抗强大的命运”。而“二战”，对托尔金而言意味着另一种战斗。1938年，德国一家出版社想出版《霍比特人》，在给托尔金的信中询问他是否有雅利安血统，这让托尔金大为光火。后来他写道，“在这场战争中，那个讨厌的矮个蠢材阿道夫·希特勒无比卑劣地毁坏、败坏、滥用高贵的北方精神，我私底下痛恨得五内俱焚。北方精神对欧洲卓有贡献，我一直深深热爱，试图展现它的正道之光。”在这种精神下，创作于“二战”期间的《魔戒》，毫无疑问影射了历史现实。就像奥登说的，“故事里的角色和事件，就算表面上再怎么不像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为我们所知的唯一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镜鉴”。而勒古恩说得更为明确，“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当前时刻，最核心的道德困境是使用或不使用毁灭性力量。这种选择最令人信服地在最纯粹的幻想家那里以虚构的形式呈现出来。托尔金于1937年开始创作《魔戒》，十年之后得以完成。这些年间，弗罗多收回了自己试图染指力量之戒的手，但那些陷入战争的国家却没有”。
现实与仙境
虽然《魔戒》与“二战”有着某种影射关系，托尔金试图从纳粹那里夺回对“北方精神”的定义，但是没有谁比托尔金更反感“寓言”这种文体。他一方面强调“中洲就是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强调“浪漫传奇必须至少有对另一个（幻想）世界的暗示，读者必须能听到精灵吹出的号角声”。站在“现实”与“仙境”之间的托尔金，希望人类不必为了“现实”而牺牲“仙境”。
1939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举办的安德鲁·朗格纪念讲座上，托尔金发表了名为《论仙境奇谭》（On Fairy-stories）的演讲。他强调“一个写故事的人也是个成功的‘次创造者’。他创造了一个次生世界，读者的思想可以进入其中”；从虚构的“仙境奇谭”中，读者获得“返璞”、“隐遁”和“慰藉”。托尔金反对那种以“逃避现实”来指责“仙境奇谭”的庸见，认为“逃避”有用且并不可耻：“在滥用者喜欢称之为‘真实生活’（Real Life）的地方，‘逃避’显然常常是实用的，甚至可能是英勇的”；“仙境奇谭的读者或作者甚至不必为‘逃避’古风而感到羞耻：除了喜欢龙，还喜欢马、城堡、帆船、弓和箭；不单喜欢精灵，还有骑士、国王和牧师”。
“仙境奇谭为人们提供了某种隐遁。那是一些古老的保护，或是一些原初的野心和渴慕（触及幻想的根源），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满足和安慰。”说到底，人类需要一个语言虚构出来的梦幻世界，寄托着人类亘古至今的梦想。这个小小的语言世界，如果从托尔金一生回顾，那么在那最初的源头，人们会看到，一个小男孩跟着母亲咿呀学语时的动人景象。
劳拉·米勒的《伟大的虚构》一书宣称，“在二十世纪的众多虚构世界中，托尔金在《霍比特人》和《魔戒》里刻画的中洲世界或许是最知名且最有影响力的”。2003年，BBC的Big Read主办的“最受欢迎的小说”评选中，托尔金的《魔戒》甚至力压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荣登榜首。这当然不是说托尔金就好过奥斯汀，但至少说明，托尔金的“中洲世界”绝非局限于类型文学的“次创造”（这里借用托尔金的术语，但不同于他自己的理解）。如果我们不止于阅读这位“现代奇幻文学之父”的作品，还想进入其人生，那么通过汉弗莱·卡彭特的《托尔金传》，我们将会认识一个更复杂的托尔金、一个处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托尔金。
语言与神话
也许，有两个托尔金。一个是奇幻作家的托尔金，还有一个是语文学家的托尔金。“语文学”的古希腊语含义是“爱语言”（对应于“哲学”的“爱智慧”）。而“中洲世界”的诞生，正是源于这种对语言的热爱。不同于其他奇幻作家（比如J.K.罗琳），托尔金不仅是“讲故事的人”，还是“语言发明者”。
托尔金幼年丧父，由母亲开蒙。小时候随母亲学拉丁语时，托尔金就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大约七岁时，在读了大量骑士和龙的传奇故事之后，他自己写了一篇关于龙的故事。后来他回忆说：“我母亲对那条龙不置一词，但她指出，人们不说‘绿大龙’，而说‘大绿龙’。我那时候就想知道为什么，现在也一样。事实上我记得这也许意义重大，此后很多年我都不曾再写什么故事，而是转向了语言研究”。托尔金很小就开始玩“发明语言”的游戏，进入牛津大学研习古语之后，更是成了一种专业癖好。托尔金发现，语言的发明复杂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创造相关的“历史”，让语言在其中发展起来。“神话”的诞生基于它所从属的语言；与此同时，一门活的语言，也离不开代代相传的“神话”。托尔金的“中洲世界”与“精灵语”就是这样相互发明出来的。
批评家布鲁姆认为，在“奇幻与科幻小说”领域，勒古恩（“地海传奇”系列的作者）作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典范”，比托尔金更“优秀”；“在我们这个时代将奇幻小说提升到高雅文学的高度，这方面勒古恩的贡献多于托尔金”。这显然是偏颇之辞。因为没什么是比“创造语言”更高雅的文学行为了。实际上连勒古恩本人都说，“如果我是出版商，我会更愿意拥有J.R.R.托尔金而不是J.K.罗琳”。因为，比起“霍格沃茨”的魔法，“中洲世界”更伟大的魔法是“语言”。同是奇幻作家，勒古恩显然认同托尔金的“语言-神话”创造观：“当创造语言走到某种极致时便意味着创造神话，其中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神话体系、某种世界观，甚至某种新的道德。”
著名诗人奥登曾说过，在自己读过的小说中，《魔戒》给他“带来的快乐最多”，这显然是一种语言的快乐。多年后他还记得托尔金用原汁原味的盎格鲁-撒克逊语为学生诵读《贝奥武甫》的动人情景，盛赞那是“甘道夫之声”，并赋诗赞颂：“英雄在死后才会不朽/语言亦复如此/而一首用贝奥武甫的语言写出的叙事诗也会被人传唱/对年轻人来说，或许/没有怪物和血腥杀戮可资谈论/会觉得脸上无光，而对那些已学会希望的人们来说/无法领略它的美才是一种耻辱：我们中许多人都会感激/J.R.R.托尔金，作为一个诗人/他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作为学者，托尔金也“做了件了不起的事”，那就是促成牛津英语系“语言派”和“文学派”的融合。“一战”以来，在托尔金执教的牛津大学英语系，一直存在“语言派”和“文学派”的对立，前者注重语言，专研盎格鲁-撒克逊语之类古语，而后者注重文学，尤其是弥尔顿、莎士比亚以来的现代文学。托尔金属“语言派”，而好友C.S.刘易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则是“文学派”。刘易斯后来回忆说，“跟托尔金的友谊，标志着两个古老偏见的崩溃。我刚一踏入俗世，就有人（偷偷）警告，切莫信赖天主教徒；我刚进入英语系，就有人（明白）警告，切莫信赖语文学家。托尔金身兼二者”。托尔金不仅成功地将刘易斯“化敌为友”，而且说服他共同推动了英语系教学大纲的修订，实现了“牛津英语系‘语言派’和‘文学派’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关系”。在托尔金去世前一年，牛津大学授予这位语文学家名誉文学博士学位，显然是对他在融合语言与文学（神话）方面贡献的最好肯定。
英格兰与日耳曼
就像《霍比特人》中的比尔博·巴金斯，托尔金的身世也有两个背景。托尔金母系这边是英格兰米德兰兹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家族，保守而高傲；而父系这边则是日耳曼移民，务实而进取。这种对比，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德的对战，而在托尔金的语言-神话世界里有着更复杂的呈现。
托尔金是“一战”亲历者。对这场事后被证明是人类史上代价最惨重、被称作“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托尔金既不像英国文人中年轻一代（如萨松、格雷夫斯）那样热情好战，也不像年长一代（如罗素）那样明显反战。他是被迫参战的，虽然他更愿留在牛津完成学业。但托尔金又是幸运的，因为自己的语文学专业，他以“信号兵”身份参战，得以远离最危险的前线，又因为罹患“战壕热”，长期在后方医院休养，最终躲过战争死神。他的朋友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中学时就认识的出于对古代语言和文学共同兴趣而结社（“茶社和巴罗社团”，简称T.C.B.S.）的四个小伙伴，除了托尔金，全都死于“一战”。
战争当然是惨烈的，但“一战”与“二战”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更多地笼罩在神话和语言之下。比如著名的“蒙斯天使”：在蒙斯战役中，英军盛传是一支天使部队阻击了德军。还有另外一种“神话”。约翰·加恩的《托尔金与世界大战》曾说过，“一战”是“一场历史上参战士兵文学修养最高的战争”。托尔金与他的T.C.B.S.伙伴经常在战火纷飞中仍然诗文往来，而托尔金更是在战壕里忙里偷闲编自己的“精灵语词典”、构思神话故事。有一次战斗结束后，英军俘虏了多名德军士兵，会说德语的托尔金，给一位被俘的德国军官拿来饮水时，这个人却乘机纠正他德语的发音错误。
当然，战争也让托尔金对英德之间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曾说过，《魔戒》中的山姆·甘姆吉象征着那些“一战”中最平凡朴实的英国士兵，“那些在1914年战争中我了解到的二等兵和勤务兵，我承认他们比我自己要出色得多”。“霍比特人就是英国乡村的民众……普遍想象力有限，但不缺少勇气和潜在的力量”；“我们能存活下来，有赖于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们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对抗强大的命运”。而“二战”，对托尔金而言意味着另一种战斗。1938年，德国一家出版社想出版《霍比特人》，在给托尔金的信中询问他是否有雅利安血统，这让托尔金大为光火。后来他写道，“在这场战争中，那个讨厌的矮个蠢材阿道夫·希特勒无比卑劣地毁坏、败坏、滥用高贵的北方精神，我私底下痛恨得五内俱焚。北方精神对欧洲卓有贡献，我一直深深热爱，试图展现它的正道之光。”在这种精神下，创作于“二战”期间的《魔戒》，毫无疑问影射了历史现实。就像奥登说的，“故事里的角色和事件，就算表面上再怎么不像我们生活的世界，还是为我们所知的唯一的世界，为我们提供了镜鉴”。而勒古恩说得更为明确，“在我们的时代，尤其是在当前时刻，最核心的道德困境是使用或不使用毁灭性力量。这种选择最令人信服地在最纯粹的幻想家那里以虚构的形式呈现出来。托尔金于1937年开始创作《魔戒》，十年之后得以完成。这些年间，弗罗多收回了自己试图染指力量之戒的手，但那些陷入战争的国家却没有”。
现实与仙境
虽然《魔戒》与“二战”有着某种影射关系，托尔金试图从纳粹那里夺回对“北方精神”的定义，但是没有谁比托尔金更反感“寓言”这种文体。他一方面强调“中洲就是我们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强调“浪漫传奇必须至少有对另一个（幻想）世界的暗示，读者必须能听到精灵吹出的号角声”。站在“现实”与“仙境”之间的托尔金，希望人类不必为了“现实”而牺牲“仙境”。
1939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举办的安德鲁·朗格纪念讲座上，托尔金发表了名为《论仙境奇谭》（On Fairy-stories）的演讲。他强调“一个写故事的人也是个成功的‘次创造者’。他创造了一个次生世界，读者的思想可以进入其中”；从虚构的“仙境奇谭”中，读者获得“返璞”、“隐遁”和“慰藉”。托尔金反对那种以“逃避现实”来指责“仙境奇谭”的庸见，认为“逃避”有用且并不可耻：“在滥用者喜欢称之为‘真实生活’（Real Life）的地方，‘逃避’显然常常是实用的，甚至可能是英勇的”；“仙境奇谭的读者或作者甚至不必为‘逃避’古风而感到羞耻：除了喜欢龙，还喜欢马、城堡、帆船、弓和箭；不单喜欢精灵，还有骑士、国王和牧师”。
“仙境奇谭为人们提供了某种隐遁。那是一些古老的保护，或是一些原初的野心和渴慕（触及幻想的根源），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满足和安慰。”说到底，人类需要一个语言虚构出来的梦幻世界，寄托着人类亘古至今的梦想。这个小小的语言世界，如果从托尔金一生回顾，那么在那最初的源头，人们会看到，一个小男孩跟着母亲咿呀学语时的动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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