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季媛媛 闫硕
对于生物医药市场而言，真正的创新宛如一场马拉松，考验的是耐力与体系的完善。
历经七八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创新药企已在“1到N”的马拉松中彰显了其速度与韧性。BD（商务拓展）交易的持续井喷，不仅是这一阶段性胜利的显著标志，更是产业升级跃迁的关键动力。近期，行业报告指出，中国创新者与美国在开发上的差距已从过去的10年缩短至3.7年。依托成本和速度优势，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在“1到N”创新领域能够维持可观的回报率。中国生物科技的全球认可度显著提升，最直观地体现在对外授权活动的迅猛增长上。2025年上半年，中国药企达成72起海外授权交易，同比增长38%，交易总金额高达608亿美元，已大幅超越2024年全年的519亿美元。
然而，当License-out（对外授权）的捷报频传成为常态，当资本市场对交易金额的惊叹逐渐回归理性，中国创新药产业终将直面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已知领域之外，开辟全新的疆域？如何从全球创新的“优秀执行者”蜕变为“核心定义者”？
带着这些疑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了丹麓资本管理合伙人兼北京总经理许谦，围绕创投在创新药生态中的角色定位、BD交易热潮背后的深层逻辑，以及如何在短期现金流与长期市场控制权之间实现平衡策略等现实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在许谦看来，当前这场“1到N”的加速跑——所积累的资本、人才、经验与信心，正悄然为攀登“0到1”的险峰奠定坚实基础。当中国药企在BD交易中从被动“跟随”走向主动“定义”合作条款之际，距离真正定义未来疾病治疗方案的星辰彼岸，或许已不再遥远。
当资本回归理性，创新终将回归本质。中国生物科技的故事，在“1到N”的基石上，正缓缓揭开“0到1”的新篇章。
从“跟随者”转向全球“1到N”创新
《21世纪》：最近，有研报指出，中国生物科技正从“跟随者”转向全球“1到N”创新的关键贡献者。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在这一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显著的迹象或表现可以明确地指示出这一转型已经达到了其核心的阶段或水平？
许谦：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是 “1 到 N” 式创新的重要贡献主体。自 2015 年起，中国创新药开始步入规范发展阶段，审评政策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真正全面推进不过七八年时间。应当明确，从源头靶点的发现直至产品最终推出，即便耗时十年，亦可视为进展迅速。因此，在真正的从 “0 到 1” 创新层面，中国还没有创新药能宣称已取得成功。然而，就从 1 到 N 的创新而言，尽管靶点可能并非由中国原创发现，但中国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色。例如，靶点被发现后，中国在药品推进速度方面较快，能成为首个上市的药物。在这一波发展浪潮中，在靶点发现等领域，中国药企实现了从跟踪到定义的转变。
这一转变的核心标志为国内涌现出一批相关企业。百济神州和诺诚健华可作为从 “1 到 N” 创新重要贡献主体的典型代表。
若需明确核心标志，创新成果的海外授权可作为一项标志性现象。此现象更易形成行业共识，海外跨国公司愿意投入上亿美元的首付款，乃至数十亿美元开展交易，以认可相关成果，这种情形在行业内易获广泛认同。
不过，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技术平台的创新相较于单一靶点的发现与改进更为关键。近期，石药集团授权阿斯利康，获取了1.1亿美元的预付款、16.2亿美元的潜在研发里程碑付款以及最高36亿美元的潜在销售里程碑付款，总潜在交易金额超过50亿美元。这是一个由人工智能（AI）引擎驱动的高效药物发现平台，极具代表性。
当下，人工智能热度居高不下，将人工智能与创新相结合，阿斯利康来华购买由人工智能引擎驱动的高效药物发现平台，这是对中国药企全球竞争力的高度肯定。
《21世纪》：中国与全球创新差距从10年缩短至3.7年，您认为，这种“加速度”背后的关键驱动因素是什么？
许谦：可概括为三大因素。其一为政策扶持。自2015年起，中国医药审评工作开始与国际标准同步。从2015年的“722”药物临床数据自查核查，到后续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与国际新药审评的衔接，这些均体现出显著的政策优势，即政策层面给予的有效支持。
其二为资本投入。2018年，香港联合交易所颁布港股18A规则；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布标准五，这两项举措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医疗健康与生物科技领域。在政策扶持下，创新药行业明显获利，但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是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三为海外人才回归，具体体现为海外科学家与跨国药企高管回国创业，这也是行业加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政策扶持还是资本投入，最终都需依靠行业内的专业人才与团队来实现其价值。
创新药发展亟待持续增强动力
《21世纪》：政策红利所带来的长期扶持与优惠措施、资本投入所形成的稳定资金链与持续投资动力、人才回流所引发的智力资源汇聚与创新活力释放……在这些众多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能够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对创新药领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许谦：支持政策实施之后，切实营造出了一种创新生态环境。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就得益于长期的政策支持。
资本投入同样具备可持续性。2021年起，无论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生物医药领域的投资在投资金额和项目数量两方面均达到了一个峰值。之后，国际上投资的金额和数量有所下降，而且国内下降幅度相对更为显著。但如果纵向看国内资金投入，与2015年之前相比，投资金额仍然是大幅增长。特别是在IPO上市渠道不畅情况下，业界开展BD授权合作（License - out）。据医药魔方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创新药企业通过项目BD获得的首付款总额达210.21亿元，首次超过IPO渠道募资总额，并且是后者的近两倍。
由此可见，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能力和资产质量已获得全球的广泛认可。众多跨国药企纷纷来中国收购创新药资产，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创新能力和资产质量的肯定。中国在成本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临床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审批速度更快，能够显著加速创新及回报周期，这是中国在创新药领域的显著优势所在。
此外，对外开放、加强交流也在持续推进。以北京中关村科学城为例，不仅积极前往欧洲等发达国家开展招商活动，还在香港设立创新加速器，搭建一站式国际综合服务平台，助力企业全球化布局。
《21世纪》：中国在“特定治疗领域”展现独特竞争力。您认为哪些领域（如ADC、双抗、细胞治疗等）已形成全球级优势？这种优势是技术积累、临床资源还是成本效率的结果？
许谦：行业热度呈现周期性波动，与资本市场或资产市场的起伏状况相类似。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是最早兴起的热点。在2023年全球前十大ADC药物业务拓展（BD）交易中，有六项来自中国，这一比例具有较强的说明性。
自去年起，双特异性抗体（双抗）成为新的热点。近期，康方生物的依沃西单抗在头对头试验中战胜竞争对手默沙东K药，凭借更优异的疗效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另一典型事例为三生制药与辉瑞的授权交易，该笔BD交易总金额达60亿美元，首付款高达12.5亿美元，这是中国药企海外授权首付款首次突破10亿美元，无疑是一个具有显著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协议条款表明，辉瑞将出资1亿美元购买三生制药的股份，这种情况此前也未曾出现过。这意味着辉瑞不仅认可所收购的BD药物资产，也对三生制药的整体价值给予肯定，以实际资金进行投资。
在细胞治疗领域，此前金斯瑞等企业的海外布局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我认为细胞治疗的优势尚未充分显现。在中国，细胞治疗的优势仍处于积累阶段，其优势是技术积累、临床资源和成本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协同共振的结果。
BD交易中拥有更强话语权
《21世纪》：2024年中国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较2022年翻倍增长。除全球需求外，中国Biotech的哪些能力质变使国际大药企愿意支付高额首付款+里程碑金？
许谦：此情况类似于人工智能领域的“DeepSeek时刻”。此前，社会公众对于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普遍偏悲观。直至今年年初，DeepSeek突然问世，仅用七天时间便积累了一亿用户，初期增速甚至超过了ChatGPT。这得益于其卓越的工程优化能力与开源策略。这些特性使其在中国国内的AI大模型中表现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现象级事件，由此迎来了“DeepSeek时刻”。
Biotech的情况同样如此，若追溯其根源，可与ADC进行类比。2023年，海外授权案例较多，到了2024年，双抗领域中康方的相关事件成为了催化剂或引发因素。这一事件让海外企业认识到中国的研发能力、研发效率以及产品疗效，甚至在头对头对比中，中国创新药疗效能够与国外大型药企的产品相竞争。
《21世纪》：近期License-out交易中，中国企业是否在合作条款（如区域权益分配、销售分成比例、知识产权归属）上获得更大话语权？这种议价能力提升反映了什么行业本质变化？
许谦：当前，或许尚未引发实质性变革。就这方面而言，在我国创新药企的 BD 交易中，由于License - out是出让海外权益，当下出现了一种新情形，即 “NewCo” 模式。在此模式下，并非将产品完全出让，而是由各方共同组建一家新公司，依据不同股权比例持有股份。中国企业持续在相关资产对应的新公司中持有股权，并共同开展业务。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企业在该领域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种新方式能够反映行业的变化，也表明中国企业具备了更强的能力。
《21世纪》：越来越多企业将管线早期授权出海，这是否意味着中国Biotech正从“自主出海”转向“借船出海”？这种模式如何平衡短期现金流与长期发展？
许谦：企业的首先任务是保障自身生存，远期战略需涵盖长期发展，而当下最为关键的是推动研发管线的进展。这对于业内企业来说，特别是在 IPO 遇阻之后，其重要性更为显著。IPO 遇阻后，投资逻辑难以做到闭环自洽，创新药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024年底，二级市场降至低点，跌出投资价值。但一级市场资金流动性差，资金回流会有延迟。虽然当前二级市场表现提振了市场信心，但资金回流规模有限，难满足创新药企资金需求，无法有效支撑其发展。
因此，企业首先需要解决研发投入的现金流问题，部分企业选择开展BD合作，保留中国国内或大中华地区的市场权益。其实，从平衡的角度进行考量，“NewCo”模式可作为一种选择，并非简单地将海外权益一次性授权给国外大型公司，而是与跨国药企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
尽管“NewCo”模式的数量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但难以成为主流模式。“NewCo”模式对企业的管理团队和资金支持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便企业拥有优质资产，若缺乏全球化管理团队、全球化资金支持以及开展全球化临床的能力，也难以采用该模式。所以，企业应先解决自身生存问题，再兼顾未来的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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