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2025年，中国创新药企在全球医药领域的关注度持续攀升。
一方面，国内政策大力扶持创新药物研发，从资金投入到审批流程优化，为创新药企营造了极为有利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大量科研人才与资本的汇聚；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药企在肿瘤、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领域不断取得突破，研发出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其疗效和安全性得到国际认可，使得海外市场对中国创新药的关注与需求也日益增长，众多国际药企纷纷寻求与中国创新药企开展合作。
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现实。据国家药监局披露的数据，我国上半年批准创新药43个，同比增长59%，几乎追平2024年全年48个的纪录。
另据麦肯锡2024年报告，中国在研药物管线的全球占比达到26.7%，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49.1%。此外，2024年美国FDA批准的新药中，超过一半的分子源自中国实验室，这表明中国在新药研发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显著增强。这标志着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
正如前FDA局长Scott Gottlieb所言：2025年，是属于中国生物科技的“DeepSeek时刻”。
产业端的繁荣是否也会带动资本市场？上实资本执行董事、上海生物医药基金总裁刘大伟日前在第八届浦江医药健康产融创新发展峰会上介绍，从资本层面可以审视市场的一些变化。截至9月30日，与2021年最高点相比，A股科创板生物指数下跌约42%，港股恒生生物科技指数下跌40%，美国市场跌幅约42%。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跌幅已涵盖今年以来的反弹。在市场高峰与低谷期间，最大跌幅超过70%，个别时段甚至达80%。
“港股市场今年热度异常高涨，但从市场投资人的视角来看，这种市场情绪可能尚未完全传导至一级市场。”刘大伟说。
资本寒暑，产业坚韧
生物医药行业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典型特征。根据行业机构统计，创新药的研发周期平均仍需12.5年，且临床成功率不足10%，这表明即便在投资增加的情况下，研发效率和成功率仍面临挑战。
新药研发需要巨大的资金，港股市场因其制度优势理所当然成为生物医药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2018年港交所推出的 18A章上市规则，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为创新药企提供了关键的融资通道。
今年5月，香港证监会与港交所联合推出“科企专线”，进一步助力特专科技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申请，并允许这些公司选择以保密形式提交上市申请。
政策激励下，仅在2025年上半年，港股创新药板块便持续升温，多家生物医药企业密集递交上市申请，医药行业已成为港股市场备受关注的赛道。
根据刘大伟的介绍，截至2024年9月30日，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在三地共有26家公司成功上市，其中18家选择在港交所挂牌，募资总额达到约30亿美元，占26家公司总募资的86%。这一数据与弗若斯特沙利文联合机构发布的《2024年港股18A生物科技公司发行投资活报告》中截至今年3月31日的统计数据相吻合，该报告显示共有64家生物科技公司通过18A规则完成上市，募资总额超过千亿港元。其余4家在A股上市，4家在纳斯达克上市。但值得关注的是，纳斯达克的生物科技类公司IPO经历了15年来最长的空窗期。
“国庆节前，美国头部生物医药基金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挑选一级市场标的。这实际上体现了顶级投资机构对中国资产质量的认可，也是一种发展趋势。”在刘大伟看来，
中国医药市场有望迎来下一个黄金五年，甚至是黄金十年。这是因为中国目前拥有庞大的工程师红利和临床效率红利，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对于市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持续向好的一级市场。
不过，也需要注意，目前一级市场未上市企业的融资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少数头部企业占据了市场绝大部分资金，且平均融资规模较以往更大，原因在于所有机构和投资人都更为谨慎。
过去，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企业一般储备12至18个月的资金即可完成一轮融资，这是担保股权与企业持续发展资金需求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企业融资环境的变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对资金储备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例如，2024年A股IPO上市企业平均上市时长显示，从受理到上市平均需要339天，而创业板上市企业平均时长达到784天。因此，目前至少需储备18至36个月的资金，才能确保在融资过程中保持竞争力，吸引投资机构参与，并满足创业者的需求。
“尽管BD（商业拓展）领域备受看好，但中国的BD市场确实异常活跃且充满变数。”刘大伟进一步指出，当前BD市场的火热使得大部分投资机构专注于MNC（跨国公司）的需求，纷纷提前布局。然而，精准把握ADC（抗体偶联药物）崛起的关键时机，或是发掘下一个备受关注的新靶点和信息服务平台，仍充满挑战。
中邮证券研报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药BD交易中的项目数占比从2019年的3%跃升至2024年的13%，金额占比从1%提升至28%。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License out交易总金额已接近660亿美元，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2024年全年BD交易总额，也显示了跨国制药公司(MNC)对中国创新药资产的持续高度关注。
根据中国资产license out的数据，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创新药企存在“卖青苗”的现象。
“为何这些‘青苗’在中国难以茁壮成长？其背后的生存原因值得深入探讨。若‘青苗’模式无法有效整合海外资金与市场资源，在中国市场可能难以实现良好发展。因此，我认为‘卖青苗’的说法并非十分客观。通过‘卖青苗’模式可获得更高的临床研发效率、更优质的工程师资源红利和更丰富的临床数据资源，所获资金仍用于建设中国生物医药品牌。”刘大伟说道。
并购掀热潮，本土创新寻突围
除BD合作外，市场并购也掀起了热潮。眼下，一边是跨国药企手握现金流在全球寻找标的，一边是本土创新药企在市场中加速寻找“买家”。
2025年1月13日，美国生物制药企业Intra-Cellular Therapies宣布，已和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达成最终收购协议。强生公司将以每股132.00美元的现金收购Intra-Cellular的所有流通股，总股本价值约为146亿美元。而这仅仅是开始，随后的九个月内，罗氏、葛兰素史克、诺和诺德等公司纷纷加入战局，全球医药并购市场总交易额迅速攀升。例如，10月，诺和诺德出手，宣布以最高可达52亿美元收购Akero，后者的核心资产同样是FGF21类药物efruxifermin。
根据投行Stifel的最新分析，全球18家顶级制药公司理论上具备高达1.2万亿美元的并购能力，其中强生和罗氏的潜在并购能力均达到1190亿美元，位列全球制药并购能力榜首。
此同时，中国本土创新药企却陷入“买家难寻”的困境。2024年至2025年，阿斯利康以12亿美元收购亘喜生物，诺华全资收购信瑞诺医药，Nuvation Bio收购葆元医药，Genmab以18亿美元并购ADC生物技术公司普方生物。
在整个资本市场中，并购板块在全球生物医药交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中国的并购交易金额在全球范围内相对偏低，特别是在生物医药和器械耗材领域。并非中国无法开展并购活动，并购活跃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配套情况。
刘大伟指出，当前市场换股机制仍有待完善，上市公司在收购未盈利资产或其他上市公司时，通过定向增发融资收购资产的审批流程较长，因此中国大型企业大规模收购案例较为少见。
“从历史经验看，多数大型跨国公司（MNC）通过合并发展而来。但若无法解决再融资问题，包括换股、吸收合并等环节的障碍，大规模并购将难以实现。”刘大伟表示，礼新生物被中国生物百收购，这在中国生物药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前，从未有中国企业能以全现金方式且交易金额高达十亿美元进行并购。
研发环节专注于技术创新，产业环节负责成果转化，这种分工模式实际上较为合理。鲜有一家公司能从早期阶段发展至成熟阶段，而中国大部分企业家都期望全程参与从研发到上市商业化的过程，但成功的概率极低。
然而，尽管面临挑战，美国生物医药领域的募资情况在近年来显示出增长趋势。例如，2022年募资金额相较2021年几近翻倍，达到1,797亿美元。此外，不同阶段的募资企业平均次均募资金额逐年增长，2022年平均次均募资金额增至1.22亿美元，这表明资金主要投入到IPO及以后阶段的企业。尽管美国生物科技一级市场投融资仍旧火热，但根据相关数据，美国生物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资金在2022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显著下滑，投资资金减少了42%。
“目前，他们的投资组合从原来早期投资占三分之一，转变为更偏向于后端，多进行二级市场投资。与其投资一级市场那些流动性差、估值不低的项目，不如在二级市场估值下跌到一定程度时介入，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在刘大伟看来，未来，从基金投资的角度而言，有三个方面需要完善。其一，要持续优化上海生物医药基金的投资布局；其二，不同基金将按照专业化投资策略进行划分。例如，转化基金将聚焦早期项目及成果孵化，搭建转化平台。如此更便于协助中国顶尖科学家，如院士级项目的早期转化，通过转化基金、后期风险投资及后端技术投资，全程陪伴优秀科学家和企业家的项目成长；其三，生物医药投资愈发需要立体式竞争和丰富的生态构建。这需要政府大力支持，联合高校、细分赛道产业集团、科研院所、三甲医院、研究型医院、头部资本方、园区、企业家及科学家，构建高质量生态圈，为项目开发、投后赋能及项目退出创造效益。
“面对未来，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中国创新药发展所需的五大要素均已具备：丰富的人才储备、不断完善的支付体系、强劲的耐心资本支持、最新的技术以及政府的大量扶持和产业政策。只有各方携手合作，才能共同迈向接下来的“黄金十年”，不仅局限于融资，而是实现融资、融智、融事、融产的综合发展，共同推动并见证产业的下一个辉煌十年。”刘大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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