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2026年应是中国医药创新业态的重要转折点。”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年度医疗健康产业论坛上，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霖作出了这一预判。
宋瑞霖注意到，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加快创新药产业发展”的表述，而到了2025年，政策进一步细化至“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创新药目录”。最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本届政府的第三年——生物医药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一同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4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领先地位。而若以支柱产业通常需达到GDP占比5%的量化标准计算，生物医药产业的规模需达到7万亿元。
对比现实：2025年全国医保年度筹资额约3万亿元；2025年工信部预计规模以上医药工业营收仅为2.96万亿元。
“‘支柱产业’这一定位，标志着战略定位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宋瑞霖在演讲中强调，“即便将全部医保资金用于支付创新药，也仅仅只有3万亿，距离7万亿的目标还差一个‘赛诺菲’的体量。”
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中国医药产业目前面临着全球罕见的“单一支付方”困境。数据显示，全国所有医疗机构中，医保定点机构占比高达93%，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交易额占绝对主导。而在美国、欧洲等成熟市场，商业保险与政府医保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支付矩阵。
这种结构性失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虽然已成为全球临床试验和研发管线的大国，但在商业化环节却极度缺乏议价能力，面临市场回报周期过长的困境。
究竟该如何破局？
研发“巨人”与市场“矮子”
从研发指标来看，中国医药创新已经毫无疑问地跻身全球第一梯队。
行业机构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前100家生命科学机构中，中美两国占比超50%，中国占比已从过去的4%提升至22%；在医学研究机构（医院）排名中，2015年中国仅有华西医院1家进入全球前100，至2024年中国占比已达15%，其中上海医疗机构贡献了9家；在临床试验数量上，中国已位居全球首位，丰富的受试者资源和ICH指导原则的全面落地，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药企开展临床试验的首选地之一。
授权交易（BD）的表现更为亮眼。2023年中国BD交易总额近1400亿美元，这一规模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全球销售额。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再次位列全球BD交易规模首位。
然而，研发端的繁盛与产业端的羸弱形成了刺眼的“剪刀差”。数据显示，全球药品企业市值前十名均为跨国公司，礼来凭借两款降糖针剂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而中国上市药企前十市值总和仅为礼来的28%，大致相当于诺和诺德一家公司的水平。
“我们已经是全球BD和R&D大国，但还不是产业强国。”宋瑞霖进一步指出，“核心问题在于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尽管研发投入成效显著，但盈利水平未能匹配。”
这一困境的一个极具反讽意味的表现是，香港18A规则下的生物科技企业，产品上市前股价稳定，产品上市后股价反而跌破发行价。资本市场用脚投票的逻辑很简单：药物获批只是技术层面的成功，能否在市场中获得合理回报，仍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这种模式的后果是，中国虽然诞生了数量可观的FIC（First-in-class）和BIC（Best-in-class）药物，但这些资产往往成为跨国药企的“猎物”。
这也有案例可见。2023年8月，恒瑞医药公告称，将创新药TSLP单抗SHR-1905注射液项目有偿许可给美国OneBio（后改名为Aiolos）公司。按协议约定，OneBio向恒瑞支付首付款和近期里程碑付款2500万美元、研发及销售里程碑付款累计可达10.25亿美元。
到了2024年1月，葛兰素史克（GSK）宣布与Aiolos达成收购协议，获得该公司唯一管线代号为AIO-001的单抗。为此，GSK将支付10亿美元的预付款和4亿美元的成功监管里程碑付款。
面对10亿美元和2500万首付款的差异，有行业声音认为，恒瑞医药的优质资产被“中间商”赚了差价。
“这说明中国的早期研发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我们缺乏将研发优势转化为本土商业化优势的通道。”宋瑞霖表示。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中国正在成为跨国药企的“研发外包基地”，而非“商业化主战场”。2024年美国前FDA局长Scott曾指出，FDA批准的IND分子中，超50%源自中国。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40年，中国研发的新药在FDA批准总量中的占比将达35%。
“当中国成为研发管线的核心提供者，但商业化利润却被海外资本攫取时，支柱产业的定位就难以落地。”也有券商分析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转折点上的冷思考
面对这一结构性困局，亟待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宋瑞霖给出的解决方案并非简单的“加大医保投入”，而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制度框架：“四方协同”，即医疗、医保、商保、医药四大主体协同发力。
这一提法的背景是，传统的“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已经无法适应创新药产业化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被视为撬动7万亿产业规模的唯一杠杆。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必要性在于，既然生物医药产业已被定位为支柱产业，就必须打破医保单一支付的垄断。”宋瑞霖表示。
他提出了几项具体的制度构想：首先，建立自费药市场。 在医院设立自费药房或自费药病房，将原本院外销售的双通道创新药引入院内，仅在支付方式上与医保药品区分。这不仅能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也能为医院提供合理的技术服务收入。
其次，赋予商保管理权。 商保覆盖的药物范围、服务细节及技术应用，应由商保机构制定管理方案，遵循“谁支付、谁管理”原则。宋瑞霖特别强调，“不能出现既不承担成本，又要干预决策的情况”。
再者，建立创新药技术服务费机制。 每款创新药对医生而言均属全新知识领域，需要专业培训、专项仓储及设备支持。在药品零加成政策下，医院缺乏提供这些服务的动力。因此，应给予合理的技术服务费用，建立规范的用药体系。
此外，通过税收优惠扩大商保存量。 鼓励更多群体参保，并打破商保产品的地域限制。“以上海为例，仅面向本地居民的商保产品注定难以持续。”宋瑞霖表示。
“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完善国内市场环境、做大做强国内循环、提升市场容量，是中国医药创新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宋瑞霖表示，中国与欧美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核心不在于谁的技术更先进，而在于谁能为创新提供更可持续的支付生态。
他提醒行业，不要误读“支柱产业”的定位。“这意味着产业逻辑必须从‘现有技术供给’转向‘实际需求导向’。以前是‘我们有什么药，患者吃什么药’；未来是‘患者需要什么药，产业就得研发生产什么药，并且要能让产业赚钱’。”
而对于商业保险机构，宋瑞霖强调，商保公司不应仅作为支付工具，需要强化监管职能，加强处方管理。同时，若能吸引国际患者来华就医，不仅是商保行业的成功，更是中国医疗体系竞争力的体现。
从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到2017年加入ICH，再到如今“支柱产业”的定位，政策顶层设计已经为创新药铺就了高速公路。
“2026年，我们正站在从研发大国到产业强国的十字路口。选择哪条路，不仅取决于政策的决心，更取决于整个产业生态——包括商保机构、医院、药企甚至患者——能否形成新的共识和行动框架。”宋瑞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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