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頔 北京报道
“2024年中国经济复苏仍处于爬坡阶段，内需不足依然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目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紧缩开支也对总需求产生了较大影响，叠加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从美国已公布的政策可预测出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12月7日，在以“寻找增长与治理并重的改革路径”为主题的财经中国2024年会上，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经济学教授姚洋如是说。他指出，市场各方高度关注2024年经济形势，以及2025年提振国内需求举措等问题。
财经中国2024年会圆桌论坛 周頔/摄
姚洋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有两个问题应该受到充分关注。第一个是房地产持续下行，消费复苏也颇有难度。对此，他建议可成立房屋收储机构，并放出4万亿元至5万亿元的长期债务额度，鼓励该机构收房。第二个是长期综合因素下，地方政府财政缺口市场估算在4.2万亿元至6万亿元。他指出，要增强市场信心，中央政府还需拿出真金白银来，首要任务是补上亏欠企业的钱，以保障经济活水涌现。
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也就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与下阶段展望进行了分析。
要将政府债务转化为家庭资产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严峻的背景下，面对困境需要有所应对，政策、改革、开放以及民生战略都要有大招，这也得到了政府的响应。”阳光保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大体能够实现增长预定目标。
他分析认为，当下的中国经济本身处在转型时期的关键阶段，政府应该就保护就业采取措施。邱晓华表示，三年的疫情冲击已经让中国的企业和家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下，政府要把企业救活、把老百姓生活搞好作为第一要务。
谈及对于2025年的展望，邱晓华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一个是当前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特别是“特朗普2.0”或会给中国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另一个则是国内房地产深度调整能否如期筑底回升。他认为，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较好应对，在目前已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加之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明年一些新政策，可能会支撑2025年中国经济大致维持和今年相当的增长态势。
对此，邱晓华建议道，现在我国政策需要做一些更大力度、更广范围的调整，可以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将政府债务转化为家庭资产，通过政府发债，将其转变为居民收入，这方面目前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要打破金融体系里面的内循环，让金融的资源更多走向实体经济，而且要以更好的价格来走向实体经济。
明年经济增速可设定“双5”目标
当前地方政府财政问题的凸显，不仅关乎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更对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认为，需从制度层面和宏观环境变化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从制度层面看，地方政府的支出里包括了本级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如果钱还不够可能就要举债，所以收入减去支出必然是负数，从计算角度必然会出现亏空的状态。这是分税制体制决定的。其次，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税负呈现下降趋势，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在收入减少而支出不变或增加的情况下，自然形成了收支缺口。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的考核目标日益多元化，包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多个方面。罗志恒也指出，这种多元目标考核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扩大和刚性支出上升。此外，房地产市场波动等经济社会风险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设立房地产纾困基金等应对措施进一步扩大了支出规模。
谈及对明年经济目标的展望，罗志恒认为可以设定为“双5”：一是实际GDP增长5%左右，这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需要；二是名义增长也设定在5%的水平。
罗志恒谈道，今年前三季度，虽然实际GDP实现了4.8%的增长，但名义增长为4.0%左右，这种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背离，提示我们需要通过设定合理的名义增长目标，来更好地实现有就业、有收入、有获得感的增长。
对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或方式，罗志恒认为，明年经济的主线可能是“2+1”，即房地产问题、外部来自特朗普政策的冲击以及不能掉以轻心的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以及外部冲击，都与财政政策紧密相关。房地产保障供给需要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本身就是财政问题，而来自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则需要我国通过扩大内需来对冲外需不足的风险。
罗志恒强调，在实施财政政策时，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处理：一是财政政策的关注点应从盯赤字率转向盯增速；二是赤字率是否要考虑突破3%；三是财政政策的方式应更加重视支出端的效果；四是财政作用方式应从过去的重投资转向投资和消费并重。
中美农产品与能源贸易还有较大空间
近日，特朗普发文称，将对所有进入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曾威胁对中国输入美国的产品加征60％的关税。美国舆论也热炒“取消与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试图扭转所谓的中美“不公平贸易”。
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投资总监及宏观经济主管胡一帆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的重点将落在资本型的产品和中间产品上，并不会普遍使用统一税率。
谈及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对中国的影响，胡一帆分析称，主要包括关税（Tax）、科技（Tech）和交易（Trade）。在短期内，瑞银预测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至2026年或把关税加到40%左右。按照上一次关税对中国的压力看，可能在2025年、2026年对中国经济增速带来-0.7%到-1%之间的压力。
胡一帆认为，对于特朗普而言，他的执政主张还是“美国优先”，从他第一任来看是个交易型的总统，所有东西都有价格。“我们中国人讲，只要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所以，在特朗普的当选时期，中国是有机会的。”
“美国现在一直是希望制造业回归，在制造业方面，在电动汽车或者高端的电子产品，还有一些中间产品上面，中国确实有优势。”胡一帆称，特朗普最近对墨西哥要增加25%的关税，最主要的考虑是中国可能通过墨西哥进行转口贸易。她表示，不排除特朗普希望把制造业移到美国，同时增加美国的就业。
“特朗普政府在下一阶段会要求与中国做更多贸易。可能对于农产品的购买及能源的购买，今后中美之间应该有比较大的空间，既有双方的较量，同时也会有双方的妥协。”胡一帆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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