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雷椰 北京报道 1月30日，国家能源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全国能源形势、新型储能发展、全国电力市场交易及今年迎峰度冬能源保供等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备受关注的“十五五”能源规划预计今年上半年出台，而新能源发展模式将告别过去“单兵作战”的老路，转向“集成融合发展”。
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将成为2026年的主要趋势，新能源行业进入系统协同新阶段。“新能源+”深度融合千行百业，有助于构建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
（图源：官方供图）
“十五五”能源规划将出台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明确将“高质量高标准编制实施‘十五五’能源规划”列为2026年的七项重点任务之一。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翼腾在新闻发布会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过去一年，国家能源局组织有关方面深入开展“十五五”能源规划重大问题研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地方、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建议，深入开展规划目标任务论证，已经形成了新型能源体系以及电力、可再生能源等5个分领域能源规划。
“下一步，将持续完善能源规划，做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其他领域规划的衔接，履行相关程序后，预计于今年上半年出台。”邢翼腾表示。
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建设能源强国的战略擘画，提出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的规划目标。2026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明确，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新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是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关键指标，如何落实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邢翼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能源局将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在供给侧，坚持风光水核多能并举，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平稳发展，保持平均每年2亿千瓦增长节奏，推动水风光一体化发展，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而在消费侧，大力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扩大绿电利用规模，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因地制宜扩大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健全绿色消费制度体系，推动能源消费绿色化低碳化水平不断提升。
关于落实新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邢翼腾重点提到了供给多元化、产业集成化、拓展非电化、消费协同化“四化”举措。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四化”举措将全方位促进全社会的电气化水平和绿电化水平。目前，中国电气化率已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但终端用能应用新能源的潜力巨大。新能源企业要积极寻找各种用能场景，把新能源渗透到各种用能场景中去，而且不仅提供零碳电力，还要提供零碳热力，零碳交通、零碳燃料，帮助企业节能减排，降成本，增效益。各类用能企业要积极拥抱新能源，传统产业要积极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供热、燃料等用能形式如何用绿电替代，提高“含绿量”“含新量”和“含金量”。
在消费协同化方面，邢翼腾提到，落实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压实重点用能行业绿色电力消费责任。健全绿证交易机制，加强电—碳—证市场协同衔接，积极推动绿证国际互认，合理体现绿电环境价值，全面提升新能源消费水平。
21世纪经济报道从发布会上获悉，“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是国家能源局近期工作的重点。由国家能源局牵头编制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正在履行相关流程，拟于近期印发。国家能源局将结合国家节能降碳有关政策，充分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积极有序扩展重点用能行业考核范围。
新能源发展模式转变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持续大规模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2025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超过4.3亿千瓦、累计装机规模突破18亿千瓦。
与此同时，新能源发展也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例如，电力系统对大规模波动性新能源的实时平衡和消纳能力有待加强，新能源开发与土地、林草、海洋、生态等方面的协调要求更高，新能源与不同产业融合的模式和市场化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等。
“十五五”时期将是我国碳达峰和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阶段。2025年11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26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也强调了“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在发布会上表示，“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关键就在于“集成融合”。这意味着新能源的发展不应继续走“单兵作战”的老路，而是要作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与系统中电源、储能、电网以及千行百业的生产消费深度结合，实现新能源与其他能源品种一体化开发的“左右”集成、新能源生产与消费“手拉手”的“前后”集成、新能源产业链“以绿造绿”的“上下”集成。
“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协同优化，更代表着发展理念的升级，将降低新能源对单一由系统消纳的依赖，有效提升新能源发展自主性、增强其市场竞争力。”刘明阳强调。
关于拓宽新能源与产业耦合发展空间，刘明阳表示，关键是以“新能源+”创造新的能源生产消费模式。“我们将积极推动新能源多品种互补、空间集约利用的开发模式，让新能源深入建筑楼宇、交通设施和乡村振兴，打造建筑光伏、交能融合、农村能源革命等多元化发展场景。”
此外，刘明阳表示，充分发挥绿电直连等模式作用，引导钢铁、石化化工、算力设施等高载能产业因地制宜建设新能源发电项目，在保证可靠性基础上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电解铝、电解水制氢、机械、汽车等行业充分发挥灵活调节能力，合理安排生产和用能计划，适应新能源发电波动性。
“在发电利用之外，重点扩大可再生能源燃料、原料、供热制冷等多元化发展和替代，形成绿色氢氨醇综合产业基地、光伏光热一体化供热等新模式新业态。这将为新能源及其相关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他进一步表示，一方面，对新能源产业本身持续注入新动力，引导带动“沙戈荒”新能源基地、新型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集群、矿区光伏风电、智能微电网等项目建设。另一方面，为新型储能、氢能制储输用、新能源重卡等相关产业创造广阔市场和新的增长点，促进形成新能源发展带动多产业共同发展的绿色增长新模式。
上述集成融合发展的路径，会对新能源企业带来哪些影响？伦敦大学学院教授梁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短期内，相关企业需要进一步挖掘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减碳潜力，例如，降低建筑外墙光伏BIPV等技术成本进而实现商业化。此外，可再生能源的非电利用很重要，但目前绿色甲醇、可持续航煤（SAF）实际落地的项目仍然不多，背后的主要原因是：项目需求来自发达国家，但国际政策预期不稳定，部分风光向液体燃料转化的技术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比如费托合成航煤、生物质气化。他认为，“十五五”期间，企业还需要加大力度发展、降低成本、通过示范项目提升技术水平，探索创造国内一定比例的绿色甲醇和可持续航煤需求。
梁希表示，对于绿电直连，企业需要考虑经济性和效率（投资成本、容量价格等因素），对比直连和电网用电的成本差异；另一方面，部分出口企业需要考虑进口国对产品碳足迹的要求或者避免缴纳高碳足迹带来的额外成本。但很多场景下，绿电直连的经济性不如绿电通过大电网到用户，需要科学和客观地评价，避免带来过多的额外基础设施投资。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解决新能源的消纳与高效利用问题，在这一体系中，当前实际承担着支撑新能源稳定运行关键作用的煤电，其角色需要重新定位，未来应通过灵活性改造与清洁化转型，从主力电源转向系统调节服务。而解决风光波动性问题的突破口——储能，虽目前成本较高，但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将随规模扩大迎来显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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