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还能不能带进商场?
近期,上海一些商场近期收紧了“宠物可进”的政策,原本一些商场明确以“宠物友好”作为营销政策,不少消费者带着自家的宠物在商场里面社交,也带动了商场的消费。但是,他们却遭遇其他市民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投诉,甚至是110报警。
在一起案例中,张女士带着她的宠物犬进入某商场,事先确认过可以带狗,却遭到了一位陌生顾客的质疑,对方还报了警。结果,警方依据2011年《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宠物不得进入商场等地,对张女士做出罚款200元的处理。
那么,商场“宠物友好”如何实现合规经营?商场里的宠物又如何与其他消费者共处?地方法规能不能做出修订?
越来越多的商场贴上了“宠物友好”标签,但严格来说,犬只是不能进入商场的。
地方法规尚未放开商场的“宠物友好”
事实上,2011年制订的《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其第23条明确规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餐饮场所、商场、宾馆等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除非是特种犬只。
不仅是上海,北京、武汉、重庆等各地的养犬管理条例都明确规定了,犬只不能进入商场。这么一来,商场的“宠物友好”就显得尴尬:一边是消费者的热情需求,一边是地方法规的明确禁止。所以,有律师直言其中的尴尬,地方法规层面没有放开商场的“宠物友好”,所谓的“友好”只是商场的“自选动作”。
不过,当下“宠物经济”“它经济”成为新的风口,是扩内需、稳增长、提品质的重要突破口。去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4050亿元。这也是多商场希望通过打造“宠物友好”,吸引更多客流的原因所在。
不少地方出台的激励消费政策措施当中,也明确提出:打造宠物友好商场、宠物主题酒店、宠物消费新场景。这也是很多商场希望通过打造宠物友好,吸引更多客流,拉升消费的初衷所在。
放回制度背景中,这其实是在呼唤规则与时俱进的可能性。15年前的上海现行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餐饮场所、商场等空间,而这些年,“宠物友好”消费场景却在商业逻辑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不断扩展。规则仍在原地,生活已经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从执法实践来看,警方严格依照条例执法,对进入商场的犬只行为予以处罚,可能会影响养宠的积极性;如果默许宠物入商场,又有法规悬空之嫌。商场同样左右为难:推行宠物友好能够吸引年轻客群、带动消费,一旦出现投诉、侵权案件,不仅要承担民事风险,还可能面临合规性质疑。
宠物在城市家庭中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
要理清这种错位的本质,不妨从我国养犬管理制度发展的历程中寻找答案。
在20世纪80-90年代,养犬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公共卫生和安全风险控制。当时狂犬病防控压力较大,管理重点围绕犬只免疫、登记、外出约束展开,核心思路是最大限度减少疫病传播和犬只伤人事件。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下,让犬只尽量停留在私人空间、减少进入公共场所的机会,是管理成本最低、执行路径最直接的方式,也符合当时公众对养犬行为的普遍认知。
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之后,养犬逐渐被纳入更广泛的城市治理体系。市容环境、公共秩序、邻里关系,都成为管理对象。许多地方出台的养犬条例,都采取了相对简明的路径:登记、限养、禁入部分公共空间。这种规则的优点是边界清晰、执行成本低,但本质上仍是一种“排除式管理”。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过去十多年。宠物饲养数量快速增长,宠物在城市家庭中的角色从功能性动物转向情感陪伴,甚至被很多人视为“家庭成员”,事实上成为了部分市民的生活“刚需”。
“友好”的前提是,犬只处于可控状态
在“它经济”繁荣的背景之下,宠物的活动范围,也从单一居住空间,延伸到更多陪伴式消费场景。
欧洲是较早实现这一转变的地区。在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携犬进入咖啡馆、商店已是常态,不少地方默认无禁止标识即可入内。但这种开放并非放任,而是建立在犬只可控、经过基础训练、主人承担全责的前提之上。规则重心从 “能不能进” 转向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进”。
亚洲城市的探索更为谨慎。东京宠物友好业态丰富,但普通商业空间仍设严格边界;韩国近年逐步放开,允许宠物进入部分餐厅,同样以疫苗、登记、卫生与行为规范为前提。这些地区均未简单废除禁令,而是以 “分区、分级、附条件” 的方式有序开放。
国内讨论却常常忽略这一点,把 “宠物友好” 等同于无门槛开放,既缺少完整规则体系,也忽视动物自身的感受与适应力。公园等室外空间更易兼容宠物活动,而餐厅、影院等对卫生、秩序要求更高,不宜一概放开。
缺乏规则的开放极易引发冲突:餐厅宠物近距离接触引发不适、商场犬只失控伤人,核心都不是能否进入,而是进入后是否可控。研究显示,犬只在人流密集、环境嘈杂的商场易出现应激甚至攻击行为,猫咪对陌生环境更为敏感,不少所谓“宠物友好”场景,对动物本身并不友好。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同样不容忽视。有人喜爱宠物,也有人过敏、恐惧或希望保持距离。真正的友好,不是一方妥协,而是在规则之下,让不同生活方式彼此共存。
宠物友好,是对养宠人的更高要求
回到现实治理层面,继续维持一刀切禁令,已经难以回应变化中的生活需求;但如果把“宠物友好”完全交由市场和个体自觉,也可能引发管理问题。
更可行的路径,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细化:对空间进行分类,对行为设定前提,对责任进行明确,让规则从“能不能带宠物”,转向“如何带、谁负责、出了问题怎么办”。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对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等行为作出更细致、更严厉的处罚规定。希望在形成更多共识、文明养犬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再推动地方法规的修订,解决宠物友好与既有的地方法规的冲突问题。
宠物友好从来不是“对宠物更宽松”,而是对人的要求更高更严格。牵引绳只是最基础的工具,真正决定公共空间是否能够容纳宠物的,是养宠人是否具备理解、引导和控制动物的能力。能否判断动物的压力状态,能否在复杂环境中维持稳定行为,能否在风险出现前主动离开等,这些才是“宠物友好”能够成立的前提。
“宠物友好”不是一种短期的商业营销,而是一种更文明、要求更高的城市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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