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还能不能带进商场？
近期，上海一些商场近期收紧了“宠物可进”的政策，原本一些商场明确以“宠物友好”作为营销政策，不少消费者带着自家的宠物在商场里面社交，也带动了商场的消费。但是，他们却遭遇其他市民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投诉，甚至是110报警。
在一起案例中，张女士带着她的宠物犬进入某商场，事先确认过可以带狗，却遭到了一位陌生顾客的质疑，对方还报了警。结果，警方依据2011年《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宠物不得进入商场等地，对张女士做出罚款200元的处理。
那么，商场“宠物友好”如何实现合规经营？商场里的宠物又如何与其他消费者共处？地方法规能不能做出修订？
越来越多的商场贴上了“宠物友好”标签，但严格来说，犬只是不能进入商场的。
地方法规尚未放开商场的“宠物友好”
事实上，2011年制订的《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其第23条明确规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餐饮场所、商场、宾馆等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除非是特种犬只。
不仅是上海，北京、武汉、重庆等各地的养犬管理条例都明确规定了，犬只不能进入商场。这么一来，商场的“宠物友好”就显得尴尬：一边是消费者的热情需求，一边是地方法规的明确禁止。所以，有律师直言其中的尴尬，地方法规层面没有放开商场的“宠物友好”，所谓的“友好”只是商场的“自选动作”。
不过，当下“宠物经济”“它经济”成为新的风口，是扩内需、稳增长、提品质的重要突破口。去年中国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4050亿元。这也是多商场希望通过打造“宠物友好”，吸引更多客流的原因所在。
不少地方出台的激励消费政策措施当中，也明确提出：打造宠物友好商场、宠物主题酒店、宠物消费新场景。这也是很多商场希望通过打造宠物友好，吸引更多客流，拉升消费的初衷所在。
放回制度背景中，这其实是在呼唤规则与时俱进的可能性。15年前的上海现行养犬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餐饮场所、商场等空间，而这些年，“宠物友好”消费场景却在商业逻辑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不断扩展。规则仍在原地，生活已经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从执法实践来看，警方严格依照条例执法，对进入商场的犬只行为予以处罚，可能会影响养宠的积极性；如果默许宠物入商场，又有法规悬空之嫌。商场同样左右为难：推行宠物友好能够吸引年轻客群、带动消费，一旦出现投诉、侵权案件，不仅要承担民事风险，还可能面临合规性质疑。
宠物在城市家庭中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
要理清这种错位的本质，不妨从我国养犬管理制度发展的历程中寻找答案。
在20世纪80-90年代，养犬管理的核心目标是公共卫生和安全风险控制。当时狂犬病防控压力较大，管理重点围绕犬只免疫、登记、外出约束展开，核心思路是最大限度减少疫病传播和犬只伤人事件。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下，让犬只尽量停留在私人空间、减少进入公共场所的机会，是管理成本最低、执行路径最直接的方式，也符合当时公众对养犬行为的普遍认知。
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之后，养犬逐渐被纳入更广泛的城市治理体系。市容环境、公共秩序、邻里关系，都成为管理对象。许多地方出台的养犬条例，都采取了相对简明的路径：登记、限养、禁入部分公共空间。这种规则的优点是边界清晰、执行成本低，但本质上仍是一种“排除式管理”。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过去十多年。宠物饲养数量快速增长，宠物在城市家庭中的角色从功能性动物转向情感陪伴，甚至被很多人视为“家庭成员”，事实上成为了部分市民的生活“刚需”。
“友好”的前提是，犬只处于可控状态
在“它经济”繁荣的背景之下，宠物的活动范围，也从单一居住空间，延伸到更多陪伴式消费场景。
欧洲是较早实现这一转变的地区。在巴黎、柏林、阿姆斯特丹，携犬进入咖啡馆、商店已是常态，不少地方默认无禁止标识即可入内。但这种开放并非放任，而是建立在犬只可控、经过基础训练、主人承担全责的前提之上。规则重心从 “能不能进” 转向 “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进”。
亚洲城市的探索更为谨慎。东京宠物友好业态丰富，但普通商业空间仍设严格边界；韩国近年逐步放开，允许宠物进入部分餐厅，同样以疫苗、登记、卫生与行为规范为前提。这些地区均未简单废除禁令，而是以 “分区、分级、附条件” 的方式有序开放。
国内讨论却常常忽略这一点，把 “宠物友好” 等同于无门槛开放，既缺少完整规则体系，也忽视动物自身的感受与适应力。公园等室外空间更易兼容宠物活动，而餐厅、影院等对卫生、秩序要求更高，不宜一概放开。
缺乏规则的开放极易引发冲突：餐厅宠物近距离接触引发不适、商场犬只失控伤人，核心都不是能否进入，而是进入后是否可控。研究显示，犬只在人流密集、环境嘈杂的商场易出现应激甚至攻击行为，猫咪对陌生环境更为敏感，不少所谓“宠物友好”场景，对动物本身并不友好。
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同样不容忽视。有人喜爱宠物，也有人过敏、恐惧或希望保持距离。真正的友好，不是一方妥协，而是在规则之下，让不同生活方式彼此共存。
宠物友好，是对养宠人的更高要求
回到现实治理层面，继续维持一刀切禁令，已经难以回应变化中的生活需求；但如果把“宠物友好”完全交由市场和个体自觉，也可能引发管理问题。
更可行的路径，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行细化：对空间进行分类，对行为设定前提，对责任进行明确，让规则从“能不能带宠物”，转向“如何带、谁负责、出了问题怎么办”。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对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放任犬只恐吓他人等行为作出更细致、更严厉的处罚规定。希望在形成更多共识、文明养犬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再推动地方法规的修订，解决宠物友好与既有的地方法规的冲突问题。
宠物友好从来不是“对宠物更宽松”，而是对人的要求更高更严格。牵引绳只是最基础的工具，真正决定公共空间是否能够容纳宠物的，是养宠人是否具备理解、引导和控制动物的能力。能否判断动物的压力状态，能否在复杂环境中维持稳定行为，能否在风险出现前主动离开等，这些才是“宠物友好”能够成立的前提。
“宠物友好”不是一种短期的商业营销，而是一种更文明、要求更高的城市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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