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团队搜集的可食用海鱼等样本。受访者供图
三文鱼、金枪鱼等海鱼常常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然而，人们食用这类海鱼或许存在一种“隐藏的健康风险”。
近日，一项来自《科学》的研究发现，一类“永久化学品”——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正在海洋食物链中不断富集，并通过餐桌上的海鱼进入人体。
该研究由南方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共同完成。研究团队系统评估了全球212种可食用海鱼中PFAS的富集浓度，首次揭示了通过海鱼膳食暴露的人群健康风险，在环境、健康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与现实意义。
不过，由此也引发一个问题：海鱼还能吃吗？
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风险”
PFAS是一类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永久化学品”，目前已知种类超过1万种。PFAS因其独特的化学稳定性，疏水、疏油性及耐高温性，被广泛应用于不粘锅涂层，食品包装材料，防水、防污纺织品和户外服装，消防泡沫，化妆品，电子产品等。由于PFAS的碳-氟键极为稳定，导致其在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并可通过食物链富集，在生物体内长期积累，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此前有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环境水平的PFAS可能与肝脏损伤、胆固醇代谢紊乱、免疫功能下降等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增加有关，甚至可能诱发多种癌症。近年来，PFAS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我国将PFAS列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PFAS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我们使用的含有PFAS的产品会通过废水排放、地下水排泄、大气沉降等多种途径进入海洋。PFAS会被海洋生物吸收并在食物链中逐级富集，最终在鱼类体内累积。”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郑春苗说。
研究团队整合了2001年至2021年全球3126个地点的海水PFAS监测数据，监测海域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等沿海海域，以及我国周边海域。他们通过建立海洋食物网模型，对全球212种可食用海鱼中的PFAS浓度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海鱼中的PFAS浓度水平与海域排放历史及稀释能力有关，污染越久、越重，且海水越不流动的海域，鱼体内PFAS浓度越高；高营养级的鱼类体内PFAS浓度更高。
该研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和质谱联用仪对实际获得的全球33科、87种的150个鱼类样本进行PFAS浓度检测，从而对食物网模型中的预测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样本层面，33%的数据点处于两倍误差范围内，94%的数据点处于10倍误差范围内，对鱼类营养级水平的验证同样基本处于10倍误差范围内，表明研究团队建立的预测模型可靠性较高。
全球海产品贸易加剧风险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引入了全球捕捞、贸易及人口数据，评估了不同人群通过食用海鱼对C8-PFAS（如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的预估每日摄入量，对海鱼体内PFAS浓度进行了一次“全球普查”。
“人们餐桌上的鱼很可能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如果不考虑国际贸易，我们就无法评估消费者面临的真实暴露风险。”郑春苗强调。
研究团队发现，全球的海产品贸易促进了PFAS暴露风险的传播。这意味着，污染较严重地区的鱼类，通过国际贸易被运送到污染较轻地区，使后者居民面临的PFAS风险随之增加。这一发现揭示了PFAS通过海鱼摄入所带来的全球性健康风险，以及全球海产品贸易对PFAS暴露格局的重塑潜力。
此外，研究团队进一步厘清了PFAS由物质结构导致的分级风险。他们发现，那些碳链更长的PFAS组分，如全氟癸酸、全氟壬酸和全氟十一酸，具有更强的生物积累性和持久性。“这些长链PFAS能更有效地在鱼类体内富集，从而提高人类摄入PFAS的暴露水平。同时，其化学特征、富集特征也可能影响基于毒理学实验和流行病学制定的安全参考剂量，导致相较于PFOS和PFOA安全阈值被降低。”郑春苗解释说。
郑春苗指出，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对PFOS、PFOA等少数被广泛关注的PFAS的管控已初见成效，但对诸多更长链PFAS组分的环境行为和健康风险认知仍存在大量空白，监管标准也刚刚起步。
总体风险较低，无需“谈鱼色变”
那么，海鱼还能吃吗？公众如何吃得健康？
面对可能引发的公众担忧，郑春苗表示，总体而言，人类通过食用鱼类暴露于PFAS的水平较低，无需过度担心。当然，存在风险差异，例如，北美、欧洲、大洋洲部分地区的鱼类PFAS富集水平相对较高。从食用建议来说，处于食物链较高层级、体形较大的鱼类（如某些掠食性鱼类），PFAS富集程度可能更高，而小鱼、小虾等的富集程度则相对较低。
“我们建议公众不要长期、单一地大量食用某一种鱼类，应丰富饮食结构，多样化选择。总的来说，该吃还得吃，鱼类提供了重要的营养，其益处需要与潜在的污染风险进行权衡。”郑春苗说。
该研究同时反映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对于PFAS风险阈值和监管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以美国为例，此前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围绕饮用水中的PFOA和PFOS两种常见的PFAS出台了相关监管政策，许多水源地相关物质含量超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处理。
“PFAS的健康风险往往是长期、慢性、非直接的，研究起来非常复杂，PFAS可能只是众多贡献因素之一，很难确定绝对的因果关系。因此，基于此制定标准需要非常谨慎。鱼类是广泛消费的食品，制定标准可能引发公众担忧，需要考虑社会影响。”郑春苗说。
研究人员表示，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加速推进新污染物治理行动。该研究有望推动决策者关注并制定更多PFAS组分的标准，为渔业管理部门制定科学的鱼类消费指南、各国完善进口海产品检测标准，以及优化PFAS化学品管控政策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和科学证据。
研究团队搜集的可食用海鱼等样本。受访者供图
三文鱼、金枪鱼等海鱼常常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然而，人们食用这类海鱼或许存在一种“隐藏的健康风险”。
近日，一项来自《科学》的研究发现，一类“永久化学品”——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正在海洋食物链中不断富集，并通过餐桌上的海鱼进入人体。
该研究由南方科技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福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共同完成。研究团队系统评估了全球212种可食用海鱼中PFAS的富集浓度，首次揭示了通过海鱼膳食暴露的人群健康风险，在环境、健康领域具有重要的科学与现实意义。
不过，由此也引发一个问题：海鱼还能吃吗？
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风险”
PFAS是一类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永久化学品”，目前已知种类超过1万种。PFAS因其独特的化学稳定性，疏水、疏油性及耐高温性，被广泛应用于不粘锅涂层，食品包装材料，防水、防污纺织品和户外服装，消防泡沫，化妆品，电子产品等。由于PFAS的碳-氟键极为稳定，导致其在自然环境中难以降解，并可通过食物链富集，在生物体内长期积累，可能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此前有研究表明，长期暴露于环境水平的PFAS可能与肝脏损伤、胆固醇代谢紊乱、免疫功能下降等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增加有关，甚至可能诱发多种癌症。近年来，PFAS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潜在威胁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我国将PFAS列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PFAS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我们使用的含有PFAS的产品会通过废水排放、地下水排泄、大气沉降等多种途径进入海洋。PFAS会被海洋生物吸收并在食物链中逐级富集，最终在鱼类体内累积。”论文共同通讯作者、宁波东方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郑春苗说。
研究团队整合了2001年至2021年全球3126个地点的海水PFAS监测数据，监测海域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等沿海海域，以及我国周边海域。他们通过建立海洋食物网模型，对全球212种可食用海鱼中的PFAS浓度进行了预测。结果发现，海鱼中的PFAS浓度水平与海域排放历史及稀释能力有关，污染越久、越重，且海水越不流动的海域，鱼体内PFAS浓度越高；高营养级的鱼类体内PFAS浓度更高。
该研究利用高效液相色谱和质谱联用仪对实际获得的全球33科、87种的150个鱼类样本进行PFAS浓度检测，从而对食物网模型中的预测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样本层面，33%的数据点处于两倍误差范围内，94%的数据点处于10倍误差范围内，对鱼类营养级水平的验证同样基本处于10倍误差范围内，表明研究团队建立的预测模型可靠性较高。
全球海产品贸易加剧风险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引入了全球捕捞、贸易及人口数据，评估了不同人群通过食用海鱼对C8-PFAS（如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的预估每日摄入量，对海鱼体内PFAS浓度进行了一次“全球普查”。
“人们餐桌上的鱼很可能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如果不考虑国际贸易，我们就无法评估消费者面临的真实暴露风险。”郑春苗强调。
研究团队发现，全球的海产品贸易促进了PFAS暴露风险的传播。这意味着，污染较严重地区的鱼类，通过国际贸易被运送到污染较轻地区，使后者居民面临的PFAS风险随之增加。这一发现揭示了PFAS通过海鱼摄入所带来的全球性健康风险，以及全球海产品贸易对PFAS暴露格局的重塑潜力。
此外，研究团队进一步厘清了PFAS由物质结构导致的分级风险。他们发现，那些碳链更长的PFAS组分，如全氟癸酸、全氟壬酸和全氟十一酸，具有更强的生物积累性和持久性。“这些长链PFAS能更有效地在鱼类体内富集，从而提高人类摄入PFAS的暴露水平。同时，其化学特征、富集特征也可能影响基于毒理学实验和流行病学制定的安全参考剂量，导致相较于PFOS和PFOA安全阈值被降低。”郑春苗解释说。
郑春苗指出，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对PFOS、PFOA等少数被广泛关注的PFAS的管控已初见成效，但对诸多更长链PFAS组分的环境行为和健康风险认知仍存在大量空白，监管标准也刚刚起步。
总体风险较低，无需“谈鱼色变”
那么，海鱼还能吃吗？公众如何吃得健康？
面对可能引发的公众担忧，郑春苗表示，总体而言，人类通过食用鱼类暴露于PFAS的水平较低，无需过度担心。当然，存在风险差异，例如，北美、欧洲、大洋洲部分地区的鱼类PFAS富集水平相对较高。从食用建议来说，处于食物链较高层级、体形较大的鱼类（如某些掠食性鱼类），PFAS富集程度可能更高，而小鱼、小虾等的富集程度则相对较低。
“我们建议公众不要长期、单一地大量食用某一种鱼类，应丰富饮食结构，多样化选择。总的来说，该吃还得吃，鱼类提供了重要的营养，其益处需要与潜在的污染风险进行权衡。”郑春苗说。
该研究同时反映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全球对于PFAS风险阈值和监管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以美国为例，此前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围绕饮用水中的PFOA和PFOS两种常见的PFAS出台了相关监管政策，许多水源地相关物质含量超标，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处理。
“PFAS的健康风险往往是长期、慢性、非直接的，研究起来非常复杂，PFAS可能只是众多贡献因素之一，很难确定绝对的因果关系。因此，基于此制定标准需要非常谨慎。鱼类是广泛消费的食品，制定标准可能引发公众担忧，需要考虑社会影响。”郑春苗说。
研究人员表示，当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加速推进新污染物治理行动。该研究有望推动决策者关注并制定更多PFAS组分的标准，为渔业管理部门制定科学的鱼类消费指南、各国完善进口海产品检测标准，以及优化PFAS化学品管控政策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撑和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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