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银行的放贷和投资会产生多少碳排放？对这一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与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主要银行机构投融资碳管理洞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七成以上的样本银行还无法给出明确答案。
《报告》选取了65家国内主要银行机构，依据其截至2026年4月底公开披露的信息，对其在投融资碳核算、碳目标管理及转型金融产品创新三大核心领域的现状、挑战与未来路径进行梳理。
在投融资碳核算方面，《报告》发现，全行层面明确披露过投融资碳排放数据的为19家，占比约29%；在碳目标管理方面，部分银行已开始探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元化目标体系，但定量目标的披露仍较为有限。
此外，在转型金融产品创新方面，《报告》显示，国内银行已初步构建起以债务融资为核心、权益和创新质押为补充的转型金融产品体系，业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产品创新呈现挂钩指标多元化、标准体系协同化、银企合作生态化三大趋势。
三成样本银行披露投融资碳排放
在监管引领下，投融资碳管理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必修课”，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已进入关键期。
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出台，“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使碳排放约束从政策引导上升为刚性法律责任，明确指出国家强化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金融支持。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金融系统逐步开展碳核算，加强自身及其投融资相关业务碳排放数据的管理和统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明确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金融精准支持提供依据，引导金融机构将绿色低碳转型因素纳入资产组合管理考量，丰富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产品服务，推动金融机构逐步开展碳核算和可持续信息披露。
《报告》认为，银行机构作为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核心载体，其投融资碳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金融资源能否精准、高效地流向低碳领域。尽管国内银行业已初步建立起绿色金融框架，但在投融资层面的碳核算数据基础、统一标准，以及科学的量化目标管理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亟待系统性提升。
“与绿色金融工具相比，转型金融工具对碳核算等量化信息的需求更高。”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该负责人表示，金融机构进行投融资碳核算，需要经济主体碳核算水平的提高。近年来随着方法论的改进和数据基础的改善，经济主体碳核算的难度明显下降，碳核算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大幅提高。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在65家样本银行中，明确披露过投融资碳排放数据的为19家，占比约29%。 另有约17%的银行在其公开披露报告中提及“已开展内部核算”但未公开数据，其余半数以上银行在这方面的信息披露存在空白。
“样本银行目前在投融资碳排放的核算上，多数覆盖对公信贷中的高碳行业贷款（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通常只覆盖八大高碳行业的部分大额客户。”《报告》介绍，债券投资、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主权债务等资产类别，除平安银行等少数机构外，基本未被纳入核算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各银行的投融资碳排放规模差异明显：全行层面的投融资碳排放规模多在100万吨至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之间，排放强度分布在17吨/百万元至600吨/百万元区间，跨度较大。对此，中创碳投董事长唐人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跨度较大的核心原因至少有三个层面。
首先，核算边界不统一。碳核算金融联盟（PCAF）框架允许银行选择纳入的资产类别。有些银行只核算对公信贷（行业集中度高、排放强度大）；有些银行把汽车贷款、住宅按揭等零售业务也纳入核算，后者客户数量庞大但单笔金额小，会显著稀释整体强度。
其次，行业投向和业务结构差异。不同银行在电力、钢铁等高碳行业的贷款占比不同，而不同行业的碳排放本身就有数量级差异。股份制银行制造业贷款占比高，排放强度就高；零售特色银行消费贷占比高，排放强度就低。
最后，估算方法和排放因子差异。目前银行主要采用行业平均排放因子，当客户企业没有披露数据时，不同机构对排放因子的选取不同，估算精度直接影响结果。不同银行采用的因子、边界、方法差异显著，导致数据无法横向对比。
投融资碳减排定量目标披露不足
在投融资碳管理目标设定方面，《报告》显示，部分银行已开始探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多元化目标体系。但定量目标的披露仍较为有限。65家样本银行中，3家香港地区银行披露了明确的量化目标。这些银行对标SBTi、UNEP FI等国际准则，构建了包含中长期多阶段目标的净零融资排放路径。
相比之下，内地银行在目标设定上普遍面临政策标准体系不统一、数据基础薄弱、目标科学性不足等制约。《报告》指出，客观层面，数据基础不足是一个现实的制约因素。投融资碳排放核算需要穿透到客户企业的碳排放数据，但目前我国强制披露碳数据的企业范围仍然有限，大量中小企业缺乏可验证的碳排放数据，国内银行很难准确测算投融资组合的碳排放。
主观层面，银行存在商业上的顾虑。设定定量目标意味着要将长期承诺转化为中短期的具体经营约束，这跟银行的资产规模、利润表现会有比较直接的关联。如果设定了较高的目标但后续难以达成，银行可能面临声誉风险甚至监管层面的压力。有些银行从业者也会担心，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过于激进的脱碳目标是否符合实际的商业逻辑。
唐人虎对记者表示，国内金融机构当前普遍设置投融资业务净零排放目标的时机还较早，“银行的企业客户中，很多排放可能还在增加，目前还不太适合做完全定量的净零目标。若有了定量的目标，随着碳因子嵌入信贷系统，银行的内部考核体系会从单纯的规模导向，转向与碳强度相关的多维评价。”
此外，《报告》发现，转型金融在缓解高碳行业转型压力、助力重点领域降碳方面成效显著。然而，市场认知不足、有效需求激活不足、风险评估难度高、标准体系不统一等问题，仍是制约转型金融业务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
基于对现状的深度洞察和对标杆案例的剖析，《报告》中提出推动银行机构投融资碳管理体系建设的协同路径：从监管层面，《报告》建议加快完善相关政策标准，统一投融资碳核算与披露细则，并将碳管理成效纳入银行绩效考核与绿色信贷评价，构建激励约束并重的长效监管机制。
从银行机构层面，《报告》建议聚焦内部能力提升，健全数据管理与核算流程，扩大核算覆盖范围，并强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与数字化技术应用。同时，应积极创新转型金融产品，优化审批流程，精准支持实体经济的低碳转型。
《报告》表示，未来，在数字化技术赋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双轮驱动下，国内银行投融资碳管理能力将加速迈向精细化、智能化新阶段。通过构建更加精准的碳核算体系、完善科学量化的目标管理机制、丰富多元的转型金融产品矩阵，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度与广度将持续拓展，为“双碳”目标的落地注入更加强劲、可持续的金融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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