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严惩财务造假犯罪 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助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从严惩治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等财务造假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于近日印发《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明确财务造假犯罪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重点问题。
《解答》共4部分15条，就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总体要求，欺诈发行证券罪构成要件的把握及立案追诉标准的适用，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构成要件的把握及立案追诉标准的适用，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认定等问题提出明确意见。
《解答》坚持零容忍要求，坚持“严”的主基调，强调全链条追诉实施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人员，为财务造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中介组织，以及其他配合上市公司实施财务造假犯罪的单位和个人。明确“情节特别严重”升档情节的把握标准，充分发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升档法定刑的震慑作用。明确对于欺诈发行证券后，在持续经营阶段又实施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的，以及为欺诈发行证券向金融监管单位或人员行贿，又构成行贿犯罪的，均数罪并罚。
《解答》要求，对立案追诉标准要准确理解适用。两罪多项标准没有先后适用顺序，符合多项标准的必须全部查明；“直接经济损失”的认定可以参照民事判决或者依法委托专门机构出具测算报告；详细规定了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以及未按照规定披露重大事项涉及数额占比的计算标准和方法。
《解答》明确，对公司、企业违反规定在账目上作跨期确认的，伪造财务数据后又实施虚假平账行为的，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层级多、链条长，涉及的公司、企业人员较多的，坚持分层分类处理；对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助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从严惩治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等财务造假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于近日印发《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明确财务造假犯罪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重点问题，全文如下。
财务造假犯罪主要涉及欺诈发行证券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以及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等几种犯罪。现就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解答如下。
一、总体问题
（一）如何认定公司、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
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在证券发行、持续经营等不同阶段实施的隐瞒重要事实、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信息披露犯罪。发行不同的证券、在不同的阶段，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和披露义务均有差别，准确认定公司、企业是否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及其披露义务是认定本罪的前提条件，对此应当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根据上述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作出判断。
1．关于证券发行人在发行上市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证券发行人在发行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当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依法作出认定。需要注意的是，发行股票，既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也包括公司上市后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既包括上市公司发行债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企业发行债券；既包括公开发行债券，也包括非公开发行债券；既包括发行仅还本付息的信用类债券，也包括发行可转换为本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存托凭证，既包括境外公司在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也包括境内公司在境外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发行不同类型的证券，信息披露主体及义务存在差异，应当精准适用行政规定，依法作出认定。
2．关于证券发行人持续经营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1）公司股票发行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情况、重大事件等负有定期披露义务和临时披露义务，应当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依法作出认定。（2）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负有定期披露义务和临时披露义务，应当依据《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作出认定。（3）境外公司在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并在境内交易所上市后，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对境外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情况、重大事件等负有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义务，应当依据《证券法》《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上市后持续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等，依法作出认定。
3．关于具体事项的披露义务。对于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具体事项的披露义务，可以根据上市规则以及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具体事项信息披露指引等，依法作出认定。
（二）罪数问题
1．关于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数问题。公司、企业利用相同的虚假财务数据，先后实施欺诈发行证券行为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属于实施了两个违法行为，分别构成犯罪的，应当同时以欺诈发行证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2．关于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行贿犯罪的罪数问题。《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第五条第八项规定，为欺诈发行证券向负有金融监管职责的单位或者人员行贿，应当立案追诉。本项规定应作如下理解：具有客观行贿事实即符合本罪的立案追诉条件，行贿行为同时构成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三）多项立案追诉标准是否有先后适用顺序，符合多项标准的是否必须全部查明
1．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的多项标准是并列适用的关系，在适用上有准确选择的要求，但没有优先、劣后之分，达到其中一项标准的就应予立案追诉。其中，第十项兜底条款在适用上虽应慎重把握，但与同条款的其他规定仍属并列适用关系。
2．财务造假犯罪由于财务指标互相关联，犯罪行为往往同时符合几种追诉标准，对此从法律和道理上讲，应当依法全部查明，以便全面评价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
（四）如何认定“直接经济损失”
立案追诉标准对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均规定“造成投资者（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100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对此，相关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已有生效判决的，可以参照民事判决对直接经济损失作出认定；直接经济损失数额难以准确计算的，应当依法委托专门机构出具测算报告后予以审查认定。
（五）如何把握“情节特别严重”的升档标准
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的定罪量刑情节大致可以分为数额、比例及其他情形三种。对于数额，可按司法实践通行的五倍关系把握刑罚升档标准。对于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的比例、其他情形的升档标准，因不同造假主体的规模体量差异较大，可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结合常情常理，在个案当中积极探索，积累认定经验。
（六）关于支持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问题
财务造假犯罪危害严重，应当坚持刑事、行政、民事立体化追责。检察机关支持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有关方面提出复制材料等协助请求的，应当依法配合。
（七）公司、企业违反规定在账目上作跨期确认，但涉案交易真实存在的，如何处理
公司、企业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本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等的规定，跨期确认收入、跨期确认成本以及跨期确认应当计入当期利得或损失等情形，属于财务造假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案交易真实存在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八）涉案人员的分层分类处理问题
财务造假犯罪层级多、链条长，涉及的公司、企业人员也较多，对此应坚持分层分类处理。
1．公司、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或组织实施财务造假行为，或者签字确认明知虚假的信息披露文件的，应当以欺诈发行证券罪或者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人员是否明知，应当根据其对公司、企业的控制权、决策权以及具体管理职责等，综合认定。
2．公司、企业体系内的中层负责人或者一般工作人员，在财务造假行为中负有部分组织责任或者积极参与起较大作用的，应当以欺诈发行证券罪或者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者奉命参与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作用不大的，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3．单位或个人通过签订虚假交易合同、资金空转等手段，配合公司、企业实施财务造假行为，构成合同诈骗、虚开发票、逃税等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成立财务造假犯罪共犯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单位或个人专门为公司、企业提供财务造假“一条龙”服务的，应当从严打击。
二、关于欺诈发行证券罪的问题
（九）本罪规定的债券有哪些
本罪规定的公司、企业债券，是指公司、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既包括在交易所市场发行的债券，也包括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在办案过程中，遇到新类型或不常见的债券，可在征求主管部门意见后，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原理，按照“还本付息”这一债券的共同属性，依法作出认定。
（十）本罪立案追诉标准第二至四项规定的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的占比，是按照发行文件披露的几个会计年度的总和计算，还是按照不同会计年度分别计算
发行股票或债券对企业财务指标有不同的要求，可以分为对最近几年每年财务指标的要求、对最近几年平均财务指标的要求和对最近一期财务指标的要求，发行文件对相应的财务指标均应作全面披露。根据立案追诉标准第二至四项的规定，比例计算的分子是“虚增或者虚减的资产、营业收入、利润”，分母是“当期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总额、利润总额”，发行文件中虚假披露的是最近几年每年财务指标的，分子、分母按照不同会计年度数据分别计算；虚假披露的是最近几年平均财务指标的，分子、分母按照披露的最近几个会计年度绝对金额的总数计算；虚假披露的是最近一期或者期末财务指标的，分子、分母按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数据计算。
（十一）本罪立案追诉标准第五项“隐瞒或者编造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50%以上的”，不同类型重大事项是单独计算还是合并计算，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是指哪一期
该项以重大事项违规披露数额与净资产的比例为立案追诉标准，分子、分母的计算应注意：
1．分子：为隐瞒或者编造重大事项的数额，采用“先并后合”的方法计算。“先并”指重大诉讼、担保、仲裁、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应当合并计算，“后合”指任意连续十二个月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可跨不同会计年度。
2．分母：为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最近一期”指发行文件披露当期。发行上市阶段要求披露的信息是为了让投资者了解公司、企业发行时经营状况，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重大事项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也应体现为对发行当时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因此以重大事项所涉数额占发行当期净资产的比例认定情节严重程度。
三、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问题
（十二）本罪立案追诉标准第五项“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50%以上”如何理解，是否应当按照临时披露义务、定期披露义务分别计算
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对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负有临时报告、定期报告双重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对于临时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定期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应当分别计算，其中一个比例达到该项标准的就应当立案追诉。
1．关于临时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的计算。发生可能对证券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公司、企业应当及时披露。对于违反该临时披露义务的，违规比例计算方法为：分子采用“先并后合”的方法，先将未按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担保、仲裁、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合并计算，后将任意连续十二个月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累计计算，可跨不同会计年度；分母采用连续十二个月最后一笔未按照规定披露重大事项往前最近一期年度报告披露的净资产。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分子，对于单笔重大事项未达临时披露标准，多笔重大事项累计达到临时披露标准的（按照交易所业务规则，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按不同类型分别累计至一定数额的应当临时披露），以累计至披露标准的当次应当披露的数额计入分子。关于分母，由于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重大事项是否应当临时披露，一般以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数额的比例为标准，因此分母选取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不选取中期报告。
2．关于定期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的计算。定期披露文件应当对当期的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进行完整披露。对于违反该定期披露义务的，违规比例计算方法为：分子采用当期披露文件未按规定披露的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所涉及的合并数额；分母采用当期披露文件披露的净资产。
（十三）本罪的追诉时效问题
1．伪造财务数据后又实施虚假平账行为的，该虚假平账行为是财务造假行为的一部分，追诉期限从虚假平账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公司、企业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继续状态结束之日为行为终了之日，追诉期限从该日起计算。
四、关于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的问题
（十四）关于定罪问题
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责任，其同时参与财务造假行为成立财务造假犯罪共犯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中介组织及其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问题
办理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案件，如何认定严重不负责任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所谓严重不负责任，一般指不遵守规定或能为而不为，不同性质的中介组织因职责各异而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为例，目前既有案例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未按审计准则履行必需的审计程序；一般审计人员能够正常发现的问题而未发现；未开展审计工作而直接签字确认审计结论等。实际办案不能囿于既往认定情形，具体认定标准要保持必要的开放性，以制衡越来越隐蔽的犯罪手法和行为人越来越强的反侦查能力；同时还应注意到，严重不负责任背后往往隐藏有利益关联或利益输送行为，对此应当坚持深挖彻查、全面打击。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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