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要“把书桌搬到田野”。
我国非遗的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学管理急需非遗学提供学理支撑。
非遗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民间文化，有人便把非遗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等同起来，但它们不能等同。民俗学从田野出发，但并不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却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是为田野工作的学科，这是它的特性，也是它的学术使命。
被田野“逼”出来的学问
严格地说，“非遗”一词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它源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来自民间文化，但不是民间文化的全部，而是从民间文化中遴选出来、具有代表性并保持活态和必须传承的精华部分。非遗是强调“遗产”意义的，而民间文化学和民俗学不强调“遗产性”。从学科上说，民间文化学与非遗学更是不同，不论是学术立场、学术使命、学术目的或关注点等，非遗学都有其特殊性。
首先，“非遗”的概念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对前一个历史时期非物质的文化创造在认知上的自觉。这种自觉是一种文明的觉醒，使人类的文明观和遗产观都向前迈出重大的一步。
当然，非遗一出现，就遇到了时代的巨大挑战。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更替势不可挡，而我们必须传承的珍贵的非遗正在被时代更替的事物之中。所以，非遗工作伊始，首先要对非遗进行全面的“紧急抢救”，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分类，甄选精华，进而保护。
这件事很难。因为非遗是一种田野文化，是大众为了满足自己而集体创造的生活文化。它与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庙堂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文字著录，记载清晰，传承井然。民间文化则像野草山花那样遍地开放，兴衰枯荣，一任自然，很多从无著录，也无文字记载。当我们开始对神州大地的非遗进行地毯式调查时，才知道民间文化种类之繁多，特色之缤纷，内涵之迥异，难以穷尽。不管跑过多少地方，对于田野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山水相异、民族众多，非遗更是灿烂无比。现在列入政府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者已多达10万余项，仍然时有新的发现。
更大的难题是，对于如此超大规模、极其庞杂、千头万绪的民间文化，怎样去确认、记录、分类、整理和甄选？历史上，非遗从来没有进入过遗产名单。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更没有专业理论可做指导，甚至没有相关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只有浩如烟海、处于濒危的民间文化，在田野里等待我们去援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
如今，社会各界愈来愈多地关注非遗，支持非遗；特别是学术界，致力于非遗的知识构建与理论构建，给非遗事业以必需的学理支撑，助力了从国家制定非遗保护法到政府建立各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等一系列非遗管理制度和保护方式的确立。
我国的非遗保护和管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事物愈是发展，深层问题就出现得愈多，对学术能力的要求就愈高，对理论健全的要求就愈迫切。这些压力都压给了新兴的学科——非遗学。
所以我们说，非遗学是被田野“逼”出来的。一切问题都是田野提出来的，图书馆里没有答案；凡是要为非遗学立说者，还要问道于田野。
在田野建构的学科
非遗学的性质由非遗本身决定。
非遗对非遗学的要求，首先要让当代人从遗产角度（这是从未有过的角度）来认知它，阐明它的重要性、价值、内涵，明确它的特性，进而还要将每一项非遗的文化构成厘清；再进一步便是要关切非遗的传承方式、传承内容和传承人。这些世世代代在田野中自生自灭的东西，都是今天非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非遗学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是过去不曾关注的，是以往学术的空白。
一是非遗的技艺传承。技艺是非遗的关键，它世代活态地保存在传承人的身上，是非遗的生命。认知技艺的价值、确定技艺的精要、厘清传承的脉络、制定技艺的保护标准，是非遗学者的重要工作。
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传承，传承是非遗学的核心内容。
二是保护。这也是非遗学的重中之重。此前，民间文化是完全没有保护的。保护缘自人类对自己创造的历史文明的自觉和责任。但仅有保护的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对非遗的正确认知和对保护方法的科学设定，以及严格的监督保障。这些工作都必须在田野中进行。
从对非遗的认识、概念的确认到知识体系的构成，从遗产的记录到传承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是来自田野，都是田野迫切的需要。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要“把书桌搬到田野”。能够回答我们“非遗之问”的，不是书本，而是生气勃勃又问题多多的田野。从一项项具体的知识，到这门学问所有重大的疑难，只有在田野里才能找到答案。
非遗学直接为非遗服务，我们从不回避这门学问的应用性与现实性。非遗学为田野文化构建理论，为遗产的跨时代传承排难解纷，是既切合实际，又贯通古今，并且事关久远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学是一门具有文化责任的学问。
接受田野检验的科学
非遗学的一切成果，最终都要接受田野的检验。
没有人可以评价它的是与非，只有田野能够显现它的成与败。
比如，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错了，方法错了，某些非遗就可能因之消亡；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科学到位，那些非遗便会赓续有序，优秀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
再比如，如果我们对非遗的认知有限，自以为是地误导了传承人，让充满着乡土气质和地域精神的传承人将千百年代代相传的看家本领扔掉，将自己最重要的“民间审美”视为落后和低下，非遗就会变异变味。看上去传承还在，但非遗的“原生态”却不翼而飞，名存而实亡。这是非遗学者必须关注的。
我们的理念、见解、判断、措施正确与否，只有田野说了算。决不能把想当然的思想方法与指导方案一味地推行下去，糊里糊涂过了若干年之后，却在现实中找不到非遗最珍贵的本色了。这是非遗学一个要害的问题，我们不能让非遗得而复失。
这就要求在管理层面上，应保有严格的监督和科学的检验机制。非遗学者要为监督与检验制定标准。这也是非遗学者一项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工作。
从田野中出发，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研究与创建，再回到田野接受检验，这便是非遗学这门学问的全过程。
作为新兴学科的非遗学，任务繁重。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每一个专用名词的确立、每一个概念标准的阐释、每一项学术内容的确定，直到整体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搭建，全是由无到有。
非遗需要系统化、档案化和整体的科学管理。我国非遗的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学管理急需非遗学提供学理支撑。
工作再多，也都要从田野做起，而且一直都不能离开田野。学术无论巨细，都要做到精到深通。非遗学是一门永远跋涉于田野的学问，惟其如此，才能成为中华大地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科学支柱。
（作者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要“把书桌搬到田野”。
我国非遗的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学管理急需非遗学提供学理支撑。
非遗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民间文化，有人便把非遗学与民俗学、民间文化学等同起来，但它们不能等同。民俗学从田野出发，但并不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却必须回到田野。非遗学是为田野工作的学科，这是它的特性，也是它的学术使命。
被田野“逼”出来的学问
严格地说，“非遗”一词直到本世纪初才出现，它源自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遗来自民间文化，但不是民间文化的全部，而是从民间文化中遴选出来、具有代表性并保持活态和必须传承的精华部分。非遗是强调“遗产”意义的，而民间文化学和民俗学不强调“遗产性”。从学科上说，民间文化学与非遗学更是不同，不论是学术立场、学术使命、学术目的或关注点等，非遗学都有其特殊性。
首先，“非遗”的概念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对前一个历史时期非物质的文化创造在认知上的自觉。这种自觉是一种文明的觉醒，使人类的文明观和遗产观都向前迈出重大的一步。
当然，非遗一出现，就遇到了时代的巨大挑战。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更替势不可挡，而我们必须传承的珍贵的非遗正在被时代更替的事物之中。所以，非遗工作伊始，首先要对非遗进行全面的“紧急抢救”，进行抢救性的记录、整理、分类，甄选精华，进而保护。
这件事很难。因为非遗是一种田野文化，是大众为了满足自己而集体创造的生活文化。它与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有着根本的不同。庙堂文化与精英文化有文字著录，记载清晰，传承井然。民间文化则像野草山花那样遍地开放，兴衰枯荣，一任自然，很多从无著录，也无文字记载。当我们开始对神州大地的非遗进行地毯式调查时，才知道民间文化种类之繁多，特色之缤纷，内涵之迥异，难以穷尽。不管跑过多少地方，对于田野的文化，我们不知道的远比知道的多得多。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山水相异、民族众多，非遗更是灿烂无比。现在列入政府四级（国家、省、市、县）名录者已多达10万余项，仍然时有新的发现。
更大的难题是，对于如此超大规模、极其庞杂、千头万绪的民间文化，怎样去确认、记录、分类、整理和甄选？历史上，非遗从来没有进入过遗产名单。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更没有专业理论可做指导，甚至没有相关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知，只有浩如烟海、处于濒危的民间文化，在田野里等待我们去援助。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
如今，社会各界愈来愈多地关注非遗，支持非遗；特别是学术界，致力于非遗的知识构建与理论构建，给非遗事业以必需的学理支撑，助力了从国家制定非遗保护法到政府建立各级非遗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等一系列非遗管理制度和保护方式的确立。
我国的非遗保护和管理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事物愈是发展，深层问题就出现得愈多，对学术能力的要求就愈高，对理论健全的要求就愈迫切。这些压力都压给了新兴的学科——非遗学。
所以我们说，非遗学是被田野“逼”出来的。一切问题都是田野提出来的，图书馆里没有答案；凡是要为非遗学立说者，还要问道于田野。
在田野建构的学科
非遗学的性质由非遗本身决定。
非遗对非遗学的要求，首先要让当代人从遗产角度（这是从未有过的角度）来认知它，阐明它的重要性、价值、内涵，明确它的特性，进而还要将每一项非遗的文化构成厘清；再进一步便是要关切非遗的传承方式、传承内容和传承人。这些世世代代在田野中自生自灭的东西，都是今天非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非遗学所关注的这些问题，都是过去不曾关注的，是以往学术的空白。
一是非遗的技艺传承。技艺是非遗的关键，它世代活态地保存在传承人的身上，是非遗的生命。认知技艺的价值、确定技艺的精要、厘清传承的脉络、制定技艺的保护标准，是非遗学者的重要工作。
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传承，传承是非遗学的核心内容。
二是保护。这也是非遗学的重中之重。此前，民间文化是完全没有保护的。保护缘自人类对自己创造的历史文明的自觉和责任。但仅有保护的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和方法，需要对非遗的正确认知和对保护方法的科学设定，以及严格的监督保障。这些工作都必须在田野中进行。
从对非遗的认识、概念的确认到知识体系的构成，从遗产的记录到传承保护的理念和方法，都是来自田野，都是田野迫切的需要。非遗学不是高高在上、坐而论道的学问，不能把学问搬到书斋里做，而要“把书桌搬到田野”。能够回答我们“非遗之问”的，不是书本，而是生气勃勃又问题多多的田野。从一项项具体的知识，到这门学问所有重大的疑难，只有在田野里才能找到答案。
非遗学直接为非遗服务，我们从不回避这门学问的应用性与现实性。非遗学为田野文化构建理论，为遗产的跨时代传承排难解纷，是既切合实际，又贯通古今，并且事关久远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学是一门具有文化责任的学问。
接受田野检验的科学
非遗学的一切成果，最终都要接受田野的检验。
没有人可以评价它的是与非，只有田野能够显现它的成与败。
比如，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错了，方法错了，某些非遗就可能因之消亡；如果我们的保护理念科学到位，那些非遗便会赓续有序，优秀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
再比如，如果我们对非遗的认知有限，自以为是地误导了传承人，让充满着乡土气质和地域精神的传承人将千百年代代相传的看家本领扔掉，将自己最重要的“民间审美”视为落后和低下，非遗就会变异变味。看上去传承还在，但非遗的“原生态”却不翼而飞，名存而实亡。这是非遗学者必须关注的。
我们的理念、见解、判断、措施正确与否，只有田野说了算。决不能把想当然的思想方法与指导方案一味地推行下去，糊里糊涂过了若干年之后，却在现实中找不到非遗最珍贵的本色了。这是非遗学一个要害的问题，我们不能让非遗得而复失。
这就要求在管理层面上，应保有严格的监督和科学的检验机制。非遗学者要为监督与检验制定标准。这也是非遗学者一项专业性和学术性很强的工作。
从田野中出发，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研究与创建，再回到田野接受检验，这便是非遗学这门学问的全过程。
作为新兴学科的非遗学，任务繁重。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每一个专用名词的确立、每一个概念标准的阐释、每一项学术内容的确定，直到整体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搭建，全是由无到有。
非遗需要系统化、档案化和整体的科学管理。我国非遗的体量、规模、复杂性，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由于非遗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每一项非遗都各具特色，对其传承和保护的方式也必然各不相同，科学管理急需非遗学提供学理支撑。
工作再多，也都要从田野做起，而且一直都不能离开田野。学术无论巨细，都要做到精到深通。非遗学是一门永远跋涉于田野的学问，惟其如此，才能成为中华大地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科学支柱。
（作者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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