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进的深层逻辑表明，知识体系是文明传承的核心载体。文字承载的思想是文明实践活动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结晶。从古代典籍对中华文明的记录，到近代西方科学理论对世界格局的塑造，文字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始终是文明影响力的根本标志。所有现存的硬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被取代，但反映一个时代实践的知识体系会留存下来，并且生生不息。
中国近代以来的巨大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创造的诸多奇迹，都表明我们身处一个创造了伟大文明实践的时代。正因如此，构建与之相匹配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日渐必要和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可谓正当其时。
思想方法论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近代社会科学起源于西方，并逐渐传播至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中，西方知识体系被视为标准甚至真理，非西方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时往往被迫接受西方思想与方法，导致思想被殖民的现象在非西方国家盛行。
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经验之上的自主知识体系，虽然离不开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但首先需明确概念理论与方法论的区别。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多源自自然科学，具有普遍性，但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是其学者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观察和理解西方实践经验的产物。由于西方各国历史发展轨迹、发展阶段不同，社会科学家视角各异，因而呈现出不同形态的社会科学。实际上，很难说存在一个统一的西方社会科学。
其次，即使学习西方的方法论，也不能照抄照搬。尽管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受自然科学影响，但“社会科学”中，先“社会”后“科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方法论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便社会科学具有“统一性”，但“统一性”这一层并不厚实，甚至单薄。一言以蔽之，近代以来，所有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知识都是实践先于概念和理论，并且是可检验的。这和近代之前的形而上的思想不同，尤其是和宗教神学不同。形而上的思想不可验证，属于信仰范畴，但社会科学知识是形而下的，是可以验证的。
批判性应用西方方法论的三个层面。应用西方方法论必须具有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至少需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作为工具的方法论。当前，许多学者虽从事经验性实证研究，但方法论工具存在诸多问题。随着学术训练的深入，学者们“工具箱”中的工具日益丰富，从大数据分析到微观案例研究等。这些强调逻辑和推理的工具方法论具有普遍性，学者也希望通过使用它们掌握普遍真理。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很多人用复杂的“科学方法”论证显而易见的常识，研究缺乏明确的问题导向与重要性阐述，大量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数据和案例的堆砌中。更有甚者，为使用工具而寻找问题。一些“官僚式”的评审制度只关注材料与工具的匹配程度，更易导致研究者们“削足适履”，牺牲材料以适应特定的工具方法论。
第二，作为思维的方法论。如果仅从材料和工具层面寻找问题，那肯定会失败。找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拥有高层次的思想方法论，即思维方式或思想方式。现代大学有大量被称之为方法论的教科书，但是应用这些方法论却很难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思想，更难转化成人们所说的软力量。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大多学过马克思的“阶级论”、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和韦伯的“科层论”。许多人善于使用这些理论来提出和分析问题，但却忽略了仅仅使用这些工具化的方法论是不能导向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更无从谈思想了。在学习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时，学者们最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马克思发现了“阶级”及如何发现？为什么涂尔干发现了“社会分工”及如何发现？为什么韦伯发现了“科层”及如何发现？因为“阶级”“社会分工”“科层”都是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如果人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那么不但能够从更深层次理解这些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更可能学会如何从思想层面思考问题，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应用者。
第三，作为思维的文化动力的方法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即使思维到了思想这个层面也是不够的。东西方的差异不在具体的工具或思想方法层面，而在于更深层次的文明和文化因素层面。由于思维底层的逻辑不同，东西方表现出本质性的差异。西方社会科学思维中的两分法表现在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在西方的思维广谱中，很多概念之间都构成对立面。这不仅影响到西方学者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看法，更影响到对非西方社会的看法。
中国的文明底蕴中就没有这样极端的两分法。尽管中国文明有“阴”“阳”之分，但二者并非绝对分离，而是相互嵌入，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再如，中国也有“文明”与“野蛮”之分，但两者是可变的。任何人通过教育都可以从“野蛮”转向“文明”。孔子也因此提倡“有教无类”。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路径。意识到西方社会科学建构中的这三层方法论，我们就不难看出，在思维文化动力层面，西方国家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实践方面的差异，每个西方国家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普世”的西方理论。对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不加分析套用西方理论，不仅解释不了中国的实践经验，更会导致必然的失败。
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固然可以批判性应用，但中国社会科学只能基于中国实践之上，其主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命题和中国方案。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确立实践者的思想在社会科学中的主体和中心地位。这里的实践者尤其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先行者和领导者。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表明，实践者居于一线，他们首先遇到问题，发现问题，也首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受到过传统或者西方思想的影响，也会在实践中加以修正。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但实践者提供的是思想和洞见，只有经过学理化、系统化和实证化的转化，才能成为社会科学理论。
其次，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在不同的时空中产生和发展。因此，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候，必须进行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将中国放在自己的历史地图上，所构建的知识体系才具有“中国性”；把中国放到世界地图上，中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才具有“世界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既不排斥历史，也不排斥西方。
构建具有“中国性”和“世界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件大事，马虎不得。它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基于中华文明智慧与中国实践经验的创造性重构，需要在思想的指导下找到正确的方法论，在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下解释实践，最终获得基于实践又能够指导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超越东西方二元对立的中国智慧。
〔郑永年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 学习时报 》（ 2025年07月07日 第 03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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