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屡屡被曝出的酒店、民宿偷拍事件，让大众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偷拍资源被上传到境外网站，让对偷拍问题的治理更加困难。
如何有效治理各类偷拍乱象，斩断其背后的偷拍设备产业链？为此，《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冠浩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主任韩英伟。
打击“作案工具”
记者：从调查情况来看，各类偷拍设备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这背后主要原因有哪些？该如何有效打击偷拍行为背后的“作案工具”？
谢澍：一是法律威慑不足。刑事处罚需达到“严重后果”才入罪，而偷拍行为隐蔽、证据难收集，很多案件最终无法刑事追责；行政处罚力度又远低于违法所得，违法成本较低。
二是监管难度大。偷拍设备生产端多为隐蔽小作坊，并且摄像器材标准只看性能，不强制要求隐私保护设计，合法生产的设备易被改造为偷拍工具。设备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偷拍设备体积更小、成本更低，更容易生产和获取。销售端商家通过拆分订单、虚假发货逃避追踪，且多部门监管易出现权责不清的问题。
在打击偷拍设备这件事上，需要各个主体协同发力。
从监管层面而言，在生产端可将镜头盖、激活提示灯等隐私保护设计纳入摄像设备强制生产标准，对企业实行牌照管理与违法黑名单制度，多部门联合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击地下作坊；在销售端可要求电商、线下商家实名登记销售摄像头，督促平台及时报送可疑交易数据，依法处理违规主体。
对电商平台来说，线上的实时监管很重要，构建动态关键词库，屏蔽“微型摄像头”等明显词汇并识别关联表述，可通过引入AI图像识别技术进行伪装偷拍设备的筛查，强化线上实时监管。
对于一些易被偷拍场所的经营者来说，可以在显眼处张贴防偷拍措施与举报方式提示。
最后，公众也需积极主动参与监督，发现偷拍设备售卖或疑似偷拍情况，及时举报或报警。
压实平台责任
记者：发现被偷拍后，受害者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韩英伟：固定证据是维权的第一步。发现自己的私密照或视频被传播后，应立即对包含这些内容的网页、社交平台页面进行完整截图和录屏，并记录发布者信息、发布时间等关键细节。
若条件允许，可向公证处申请对相关网页或平台内容进行公证，以增强证据的法律效力。现在也有一些专门的区块链存证工具可以帮助固定证据。
准确适用法律维护权益方面，律师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法律路径。对于明显的隐私权侵权行为，可依据民法典主张停止侵害、删除照片、赔礼道歉等。如果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则应鼓励受害人报警处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维权过程中应重点强调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传播范围以及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以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
记者：对于国内网站或平台存在的偷拍内容该如何整治？
郑宁：压实平台责任，平台发现偷拍视频应立即删除并保存记录，若平台明知存在违法内容仍允许传播，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鼓励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举报监督；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未来应加强技术治理，如推动AI识别技术应用，自动检测视频中的偷拍特征。酒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定期进行反偷拍检测。
韩英伟：应强化平台责任，要求平台加强内容审核和管理；提升技术监管能力，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识别和阻断偷拍内容的传播；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隐私保护意识。
截断境外传播
记者：如今，经过相关部门的大力打击，国内网站上的偷拍资源传播情况得到有效管控，但一些不法分子将在国内拍摄的偷拍资源上传至境外平台，对此情况目前存在哪些治理难点？
吉冠浩：我国对境外网站传播国人私密照片、视频的行为也具有管辖权。根据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是我国公民或被害人是我国公民，或者犯罪行为地、结果地之一在境内，我国即可行使“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或“属地管辖”。而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较为广泛，包括犯罪过程中被告人、被害人或其他涉案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等。此类行为可能涉及的法律罪名包括：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
当前，我国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还存在一些治理难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技术壁垒多。一些境外平台的端到端加密与“阅后即焚”机制使得平台数据可被轻易灭失，而匿名ID功能又切断了虚拟账户与现实身份的连接，从而导致聊天记录难以固定。
数据灭失快。此类平台的服务器往往部署于境外，而跨国司法协助周期又普遍较长，原始电子数据容易在收到司法协助请求前即在系统例行维护期内被覆盖。
跨境执法难。由于各国在数据主权、隐私权及刑事司法协助上的制度差异，平台所在国往往以“技术中立”或“言论自由”为由拒绝或延缓配合，甚至要求提供近乎完整的刑事立案证明，方可启动用户信息披露。
记者：针对在境外平台上传和销售偷拍资源的情况，怎么才能做到有效治理？
吉冠浩：我认为可以通过政府、平台、用户三个不同主体的联动来实现对此类非法行为的有效规制。
首先，在政府侧，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升级，将“提供偷拍器材、软件”或“传播偷拍资源”的行为入罪，并进一步明确此类行为我国刑法有权管辖；另一方面，加快构建“跨境电子数据快速冻结通道”，政府部门应与主要云服务商形成联动，争取实现“72小时内冻结镜像+30天内完成司法移交”。
其次，在平台侧，一方面，境内应用商店应对境外加密社交App增设用户清晰可见的“实名下载+风险提示”双重弹窗；另一方面，平台也需定期巡检抽查商店内App，一旦发现有偷拍资源上传或销售的行为则立刻停止该App的下载权限，冻结App内数据信息，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最后，在用户侧，倡导“看见就举报、用过就留痕”的日常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疑似偷拍内容，第一时间截图、录屏并做时间戳存证，随后及时向警方举报并同步提交证据。若误入相关交易群，切勿直接退群了事，可先通过第三方云盘备份关键对话，既保护自身，也为后续调查提供完整链条。
通过三方主体协同发力，让“上传—销售—再传播”的灰色链条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举报中逐步断裂，从而斩断偷拍产业链，守护互联网环境。
近几年屡屡被曝出的酒店、民宿偷拍事件，让大众深恶痛绝。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偷拍资源被上传到境外网站，让对偷拍问题的治理更加困难。
如何有效治理各类偷拍乱象，斩断其背后的偷拍设备产业链？为此，《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澍、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冠浩和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主任韩英伟。
打击“作案工具”
记者：从调查情况来看，各类偷拍设备花样繁多、层出不穷，偷拍行为屡禁不止，这背后主要原因有哪些？该如何有效打击偷拍行为背后的“作案工具”？
谢澍：一是法律威慑不足。刑事处罚需达到“严重后果”才入罪，而偷拍行为隐蔽、证据难收集，很多案件最终无法刑事追责；行政处罚力度又远低于违法所得，违法成本较低。
二是监管难度大。偷拍设备生产端多为隐蔽小作坊，并且摄像器材标准只看性能，不强制要求隐私保护设计，合法生产的设备易被改造为偷拍工具。设备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偷拍设备体积更小、成本更低，更容易生产和获取。销售端商家通过拆分订单、虚假发货逃避追踪，且多部门监管易出现权责不清的问题。
在打击偷拍设备这件事上，需要各个主体协同发力。
从监管层面而言，在生产端可将镜头盖、激活提示灯等隐私保护设计纳入摄像设备强制生产标准，对企业实行牌照管理与违法黑名单制度，多部门联合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击地下作坊；在销售端可要求电商、线下商家实名登记销售摄像头，督促平台及时报送可疑交易数据，依法处理违规主体。
对电商平台来说，线上的实时监管很重要，构建动态关键词库，屏蔽“微型摄像头”等明显词汇并识别关联表述，可通过引入AI图像识别技术进行伪装偷拍设备的筛查，强化线上实时监管。
对于一些易被偷拍场所的经营者来说，可以在显眼处张贴防偷拍措施与举报方式提示。
最后，公众也需积极主动参与监督，发现偷拍设备售卖或疑似偷拍情况，及时举报或报警。
压实平台责任
记者：发现被偷拍后，受害者该如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韩英伟：固定证据是维权的第一步。发现自己的私密照或视频被传播后，应立即对包含这些内容的网页、社交平台页面进行完整截图和录屏，并记录发布者信息、发布时间等关键细节。
若条件允许，可向公证处申请对相关网页或平台内容进行公证，以增强证据的法律效力。现在也有一些专门的区块链存证工具可以帮助固定证据。
准确适用法律维护权益方面，律师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法律路径。对于明显的隐私权侵权行为，可依据民法典主张停止侵害、删除照片、赔礼道歉等。如果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涉嫌刑事犯罪的行为，则应鼓励受害人报警处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在维权过程中应重点强调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传播范围以及对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害，以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
记者：对于国内网站或平台存在的偷拍内容该如何整治？
郑宁：压实平台责任，平台发现偷拍视频应立即删除并保存记录，若平台明知存在违法内容仍允许传播，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鼓励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举报监督；监管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未来应加强技术治理，如推动AI识别技术应用，自动检测视频中的偷拍特征。酒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定期进行反偷拍检测。
韩英伟：应强化平台责任，要求平台加强内容审核和管理；提升技术监管能力，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识别和阻断偷拍内容的传播；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隐私保护意识。
截断境外传播
记者：如今，经过相关部门的大力打击，国内网站上的偷拍资源传播情况得到有效管控，但一些不法分子将在国内拍摄的偷拍资源上传至境外平台，对此情况目前存在哪些治理难点？
吉冠浩：我国对境外网站传播国人私密照片、视频的行为也具有管辖权。根据刑法规定，只要行为人是我国公民或被害人是我国公民，或者犯罪行为地、结果地之一在境内，我国即可行使“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或“属地管辖”。而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较为广泛，包括犯罪过程中被告人、被害人或其他涉案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等。此类行为可能涉及的法律罪名包括：侮辱罪、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等。
当前，我国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还存在一些治理难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技术壁垒多。一些境外平台的端到端加密与“阅后即焚”机制使得平台数据可被轻易灭失，而匿名ID功能又切断了虚拟账户与现实身份的连接，从而导致聊天记录难以固定。
数据灭失快。此类平台的服务器往往部署于境外，而跨国司法协助周期又普遍较长，原始电子数据容易在收到司法协助请求前即在系统例行维护期内被覆盖。
跨境执法难。由于各国在数据主权、隐私权及刑事司法协助上的制度差异，平台所在国往往以“技术中立”或“言论自由”为由拒绝或延缓配合，甚至要求提供近乎完整的刑事立案证明，方可启动用户信息披露。
记者：针对在境外平台上传和销售偷拍资源的情况，怎么才能做到有效治理？
吉冠浩：我认为可以通过政府、平台、用户三个不同主体的联动来实现对此类非法行为的有效规制。
首先，在政府侧，一方面，可以通过立法升级，将“提供偷拍器材、软件”或“传播偷拍资源”的行为入罪，并进一步明确此类行为我国刑法有权管辖；另一方面，加快构建“跨境电子数据快速冻结通道”，政府部门应与主要云服务商形成联动，争取实现“72小时内冻结镜像+30天内完成司法移交”。
其次，在平台侧，一方面，境内应用商店应对境外加密社交App增设用户清晰可见的“实名下载+风险提示”双重弹窗；另一方面，平台也需定期巡检抽查商店内App，一旦发现有偷拍资源上传或销售的行为则立刻停止该App的下载权限，冻结App内数据信息，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
最后，在用户侧，倡导“看见就举报、用过就留痕”的日常行动：在日常生活中一旦发现疑似偷拍内容，第一时间截图、录屏并做时间戳存证，随后及时向警方举报并同步提交证据。若误入相关交易群，切勿直接退群了事，可先通过第三方云盘备份关键对话，既保护自身，也为后续调查提供完整链条。
通过三方主体协同发力，让“上传—销售—再传播”的灰色链条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举报中逐步断裂，从而斩断偷拍产业链，守护互联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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