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北京、上海等地商场悄然出现“父婴室”或父母通用育婴室，旨在为父亲参与育儿提供便利。这不仅是公共设施的细分升级，更是对职场父母多元需求的回应，反映出育儿责任正转向“父母共担”“社会分担”的趋势。专家指出，建设育儿友好公共场所，需政府、企业与社会协同发力，共建职场父母育儿保障体系。
“以前带娃出门，换尿布时常常得躲进卫生间。如今商场有了‘父婴室’，宽敞卫生不说，还有婴儿护理台、温奶器，终于不用手忙脚乱了。”近日，来自北京的樊先生向记者分享，自己带着1岁儿子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商场购物时，其新设的“父婴室”为他提供了很多方便。
随着双职工家庭增多、育儿观念转变以及“三孩”政策的实施，一段时间以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许多公共场所出现了“父婴室”或改造后的父母通用新型育婴室。相较于传统的母婴室，新设的公共空间兼顾了父亲参与育儿的便利性，却也面临功能定位适配度较低、覆盖范围不足等问题。
记者走访发现，新型育婴室的推广不仅是公共设施的一次细分升级，也反映出职场父母对育儿友好公共环境的多元需求，而满足这一需求需要政府、企业与社会多方协同发力。
新型育婴室逐渐增多
日前，记者走访北京朝阳区某商场发现，在该商场4层的育婴室门口，悬挂着写有“共同育儿”和“一间不只属于她的房间”两块标牌，育婴室的标志则为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共同抱着孩子。
记者看到，在该育婴室内，设有沙发、洗手池、婴儿床、换尿布台、奶瓶加热器等设施。
此外，育婴室内部区分了育婴空间和哺乳空间，独立划分的哺乳空间门口设有“男士止步”标识和区隔帘。在约半小时内，共有7个家庭带着孩子进入育婴室，其中3个家庭有男士陪伴。
“平时和老公一起带孩子的情况挺多的，之前去过很多商场的母婴室，有的会在门口写着‘男士止步’。这种情况下，孩子爸爸只能在外边的座椅上干等着，我一个人在里面也忙不过来。”当天来到商场育婴室的职场妈妈许女士表示，作为双职工家庭的一员，她期待更多商场增设“父婴室”或新型育婴室，从而降低职场妈妈的育儿压力。
“增设‘父婴室’的初衷是为更多带娃的宝爸提供便利。”北京惠多港购物中心品牌中心总监刘祎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商场主打“亲子友好”，70%以上的客群为亲子家庭，每层均设有母婴室，“以前观察发现，不少宝爸独自带娃时，走到母婴室门口会犹豫徘徊。为满足顾客需求，今年4月商场增设了‘父婴室’。”
刘祎表示，商场的“父婴室”并非单独新建，而是在原有每层母婴室的基础上改造而来，保留了与母婴室一致的功能与设施，“唯一的区别是贴上了‘父婴室’标识，明确服务于独自带娃的宝爸群体，更好保护带娃父母双方的隐私”。
解决“宝爸”带娃需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副主任王天玉看来，“父婴室”和新型育婴室的推广，是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一次重要创新，也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构建育儿友好环境的关键探索。“从‘母婴室’到‘父婴室’的拓展，表面是公共空间功能的细分，实则体现了育儿责任转向‘父母共担’与‘社会分担’的理念突破。”
近年来，父母共同参与育儿的理念不断普及。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在孩子不到10岁的90后爸爸群体中，宝爸每天用于照顾孩子的平均时长为2.39小时，较70后爸爸的照顾时长增加了约16%。
与此同时，劳动者的育儿需求也日益多元化。“希望‘父婴室’是一个开始，能带动更多公共场所和办公场所完善育儿设施。”在郑州某科技园区工作的职场妈妈崔女士，道出了不少劳动者的心声。
“对于职场父母来说，‘带娃出行’‘加班托管’‘应急照料’都面临着不少难题。如果商场、公园、写字楼等场所能提供更多育儿空间和临时托管服务，就能更好解决职场父母的燃眉之急。”崔女士说。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院副教授范丽娜分析认为，从劳动保障的视角看，“父婴室”及新型育婴室的推广，支持父亲承担育儿责任，实质是劳动者权益保障从工作场所向工作与生活全场景延伸的体现，其核心关联在于切实减轻劳动者的育儿压力与后顾之忧。
有受访专家认为，完善可及的公共场所育儿设施保障了育儿期职场父母平等、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让劳动者能够避免因育儿不便导致的职业发展受限。
“还能够降低育儿的时间成本与心理成本，减少职场父母因‘背奶难’‘遛娃难’而产生的请假需求，进而提升劳动生产率。”范丽娜表示，劳动者将从用人单位与社会共同分担育儿责任的行动中受益，进而表现为更高的返岗率、留才率和创新投入度。
推动政府、企业与社会多元共治
公共设施升级如何更好地适配职场父母需求?王天玉认为，社会各类设施的设计理念需紧跟人口结构变化及时调整，公共空间与办公场所的功能设置应考虑职场父母“劳动者”与“带娃者”的双重身份。
王天玉进一步建议，一方面，随着灵活办公逐步推广，可以尝试在公共场所的育儿空间配备远程办公设施，帮助职场父母在照料孩子时满足办公需求。另一方面，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子女托管服务，“既解决职工带娃难题，也让他们能安心工作”。
“公共场所育儿设施应从‘固定配套’升级为‘城市网络节点’。”范丽娜表示，育儿设施建设应更广泛覆盖社区商业中心、图书馆、公园、地铁站等日常生活空间，构建“15分钟育儿服务圈”。
“还要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范丽娜建议，通过开发便民小程序提供设施查询、预约使用等智能服务，并探索与企业合作推行会员共享制度等。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多地出台完善公共场所及办公场所育儿设施相关政策，并加速推动实践。例如，上海市印发文件，规范母婴设施的建设、管理、运行等工作;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设立社区托育点，满足辖区居民托育服务需求;西安市第二保育院设立“侯爸工作室”，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将科学育儿理念分享给宝爸群体。
“构建职场与公共空间协同的育儿友好环境，需要推动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共治。”范丽娜认为，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将育儿设施配置纳入公共场所建设强制性标准，并通过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激励实施。同时，在社区生活圈改造中优先布局育儿服务空间。企业也应承担主体责任，与商业服务设施共建员工育儿保障体系。
本报记者陈丹丹
《工人日报》(2025年09月29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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