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洲古调派琵琶”也称“崇明派琵琶”，是“瀛洲古调”琵琶曲和演奏技法风格的总称。它在兼收南北琵琶演奏风格的同时，将北派琵琶之刚劲大气和南派琵琶之淳朴清丽融为一体，韵味隽永。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却能吹弹多种乐器。每遇农闲下雨日、夏天纳凉时，总会看到父亲在廊下，怀抱琵琶拨弄琴弦，追逐稼穑之外的梦想。琴声清越，如戏水泛起的涟漪，和他在乡村铜管乐队吹奏大号的洪亮相比，别有一番恬静。
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所谓的流派，但听得出，乐曲中并蓄家乡崇明岛的风土乡音；看得出，父亲在弹奏时安泰沉稳。后来，我才知道，从未出过海岛的父亲，弹奏的琵琶曲正是岛上原汁原味的“瀛洲古调”。
崇明，古称瀛洲。“瀛洲古调”是指发源于崇明岛上的琵琶曲。
关于这段“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传奇，一书就是近360年。
一
1918年初秋一日，上海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9号孙中山先生夫妇的寓所里，传来阵阵清脆悦耳的琵琶声，正是一曲瀛洲古调文板《飞花点翠》。
弹奏者指法娴熟，“捻法疏而劲，轮法密而清”，散音洪亮，实音明净，泛音清越，直把听者带到了雪花映松柏、松柏傲飞雪的意境。
曲罢，陶醉在古调诗情画意的孙中山先生连声赞叹道：“吾从未听过如此清越、高雅的琵琶，先生之技堪称绝技。”
这位“堪称绝技”的琵琶演奏者，正是“瀛洲古调派”集大成者沈肇州先生。
一向重视国乐发扬光大的孙中山先生，当年来沪之际，慕名邀请沈肇州到寓所晤叙。沈肇州把这段经历记录在他的《聆音散人传》中：“孙中山先生次沪滨，延之奏曲，称为绝艺”。此次会见后，沈肇州的声誉响彻大江南北，各方习艺者纷纷求教。
琵琶是我国古老的乐器之一，有关它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两千年前，唐代宫廷音乐兴盛琵琶艺术。到了明清时期，琵琶艺术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峰，形成了以陈牧夫为代表的南派（浙江派）和以王君锡为代表的北派（直隶派）两大流派。至20世纪初叶，形成了以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为主要区域的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无锡派、汪派等，形成了江南一带诸多流派异彩纷呈的局面。
“瀛洲古调派琵琶”也称“崇明派琵琶”，是“瀛洲古调”琵琶曲和演奏技法风格的总称。它在兼收南北琵琶演奏风格的同时，将北派琵琶之刚劲大气和南派琵琶之淳朴清丽融为一体，韵味隽永。
二
不过，“瀛洲古调派”这一享誉大江南北的琵琶流派，它的起源地为什么是长江口这个四面环水、交通不便的小岛——崇明岛呢？
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关于“瀛洲古调派”的记述，不难发现，它的起源和发展还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崇明一小岛，能书能画能变能音乐者，代不乏人。未百年前，有黄东阳、罗明章、蒋泰之三人者……独于音乐一门嗜之成癖。”1916年，沈肇州在其编著的《瀛州古调》序言中的这段话或许能窥得其中缘由。
岛上风清水洁，生活质朴，同时还有为避战乱来岛的文人雅士。他们身傍不凡技艺，经常携琴雅聚，切磋交流。岛上民间器乐方面，主要流传崇明派琵琶、崇明吹打乐、丝竹锣鼓牡丹亭、丝竹乐以及宗教音乐等种类，前三个乐种以自身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江南丝竹”音乐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瀛洲古调派琵琶”的溯源，还得从明末清初说起。当时就有琵琶北派传人白在湄，被贬后避地太仓、通州一带。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梅村家藏稿》中称，白在湄父子“好为新声”，善于创作新曲目。北派琵琶传入崇明邻近地区，为崇明琵琶发轫提供了基础，也是今天上海地区追溯琵琶传入的最早源头之一。
康熙年间，寓居崇明本地的贾公达被公认为“崇明派琵琶”的鼻祖，“得四弦指法于白在湄”后自成一派。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赵廷建纂修的《崇明县志》卷十六“人物、方伎”一节，“贾琵琶，字公达，居城北关内，善琵琶，故以江南皆呼为贾琵琶”。
其后，有“指音坚劲”的范正奎，以及“通晓音律”的宋楚玉等名家。他们将江海沙地风土人情融合在南北琵琶演奏风格中，由承袭向“自出新意”发展，逐渐形成了“瀛洲古调派琵琶”。
道光、咸丰年间，岛上又出现了王东阳、卢明章、蒋泰、黄秀亭等艺高盖众的琵琶高手。他们承上启下，不断发展，使瀛洲古调的曲调和技法得到完善和提高，奠定了自成一派的基础。
三
到了沈肇州先生，真正使“瀛洲古调派”名扬全国。
沈肇州（1858—1929），名其昌、号绍周，江苏海门人，曾拜琵琶名家黄秀亭为师，尽得其技，历四十年，操弄不息，遂成大家。1916年，他经友人黄丽生介绍到通州师范学校教国乐。
1916年9月，沈肇州以“今学校重国乐，士大夫亦间有喜古音节者，就予所得，公诸同好，庶使曲有所本，法有所取，流传以不坠也与”之愿，首次编纂出版了《瀛洲古调》琵琶谱。著名教育家、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沈恩孚亲笔书写封面。《瀛洲古调》成为三百多年来最具完整性与系统性的“瀛洲派”琵琶曲首卷本，结束了单纯的口传心授、只靠手抄本传授的历史。
自从沈肇州为中山先生演奏并得赞誉，又在高校开设艺术学科后，在社会上声望愈增。1920年，百代公司特请沈肇州到沪，为其灌制了《汉宫秋月》《昭君怨》《十面埋伏》三首琵琶曲的唱片。这也是中国最早录制的琵琶独奏唱片。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按当时歌星灌唱片的价格标准猜测，“能得酬金数百元，可供十年温饱”。实际上，外商欺沈忠厚老实，仅付50元。事后，友人为其鸣不平，准备前往与外商交涉，肇州先生坦然相劝：“只要能传播琵琶古艺，报酬不必斤斤计较。”他还明确表示：“争利于市，我不为也！”
“瀛洲古调派琵琶”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位重要的推动者，那就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最重要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
1918年夏，刘天华专程到南京，向正在东南大学授艺的沈肇州先生学弹琵琶。沈见这小伙子意诚情切，就嘱其奏几曲试听。刘天华先奏一首江南小调，又弹了丝竹乐曲《三六》，极具灵感。沈甚爱其才，拿出自己出版不久的《瀛洲古调》曲集，作系统的传授。好学不倦，艺术悟性又甚高的刘天华，用一个暑假便学会了《瀛洲古调》的全部内容。他不仅继承传扬了《瀛洲古调》，还利用自己掌握的传统音乐技法结合西洋作曲理论知识，创作了三首琵琶曲。
四
“瀛洲古调派琵琶”讲究演奏指法“捻法疏而劲，轮法密而清”，主张“慢而不断，快而不乱，雅正之乐，音不过高，节不可促”。演奏曲目多为文板小曲，每曲描写一个场景或一种事物，既可独立演奏，又可组合联奏，不仅发挥了琵琶自身的表现力，还使得乐曲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正所谓“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艺”，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艺术风格的“瀛洲古调派琵琶”，说到底，就是岛上乡人对乡土的眷恋和对乡音的厮守。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随着这个流派最重要的传承人陆续离世，能够全面掌握和传承这种艺术形式的人才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2007年，“瀛洲古调派琵琶”演奏技艺跻身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年，被国务院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政策的保护、民间艺人的传授、教育方式的传承等多方加力，崇明区政府为保护与传承崇明派琵琶艺术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相信“瀛洲古调”必有新声。
“瀛洲古调派琵琶”也称“崇明派琵琶”，是“瀛洲古调”琵琶曲和演奏技法风格的总称。它在兼收南北琵琶演奏风格的同时，将北派琵琶之刚劲大气和南派琵琶之淳朴清丽融为一体，韵味隽永。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却能吹弹多种乐器。每遇农闲下雨日、夏天纳凉时，总会看到父亲在廊下，怀抱琵琶拨弄琴弦，追逐稼穑之外的梦想。琴声清越，如戏水泛起的涟漪，和他在乡村铜管乐队吹奏大号的洪亮相比，别有一番恬静。
那时候，我并不明白所谓的流派，但听得出，乐曲中并蓄家乡崇明岛的风土乡音；看得出，父亲在弹奏时安泰沉稳。后来，我才知道，从未出过海岛的父亲，弹奏的琵琶曲正是岛上原汁原味的“瀛洲古调”。
崇明，古称瀛洲。“瀛洲古调”是指发源于崇明岛上的琵琶曲。
关于这段“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传奇，一书就是近360年。
一
1918年初秋一日，上海莫里哀路（今香山路）29号孙中山先生夫妇的寓所里，传来阵阵清脆悦耳的琵琶声，正是一曲瀛洲古调文板《飞花点翠》。
弹奏者指法娴熟，“捻法疏而劲，轮法密而清”，散音洪亮，实音明净，泛音清越，直把听者带到了雪花映松柏、松柏傲飞雪的意境。
曲罢，陶醉在古调诗情画意的孙中山先生连声赞叹道：“吾从未听过如此清越、高雅的琵琶，先生之技堪称绝技。”
这位“堪称绝技”的琵琶演奏者，正是“瀛洲古调派”集大成者沈肇州先生。
一向重视国乐发扬光大的孙中山先生，当年来沪之际，慕名邀请沈肇州到寓所晤叙。沈肇州把这段经历记录在他的《聆音散人传》中：“孙中山先生次沪滨，延之奏曲，称为绝艺”。此次会见后，沈肇州的声誉响彻大江南北，各方习艺者纷纷求教。
琵琶是我国古老的乐器之一，有关它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两千年前，唐代宫廷音乐兴盛琵琶艺术。到了明清时期，琵琶艺术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峰，形成了以陈牧夫为代表的南派（浙江派）和以王君锡为代表的北派（直隶派）两大流派。至20世纪初叶，形成了以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为主要区域的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无锡派、汪派等，形成了江南一带诸多流派异彩纷呈的局面。
“瀛洲古调派琵琶”也称“崇明派琵琶”，是“瀛洲古调”琵琶曲和演奏技法风格的总称。它在兼收南北琵琶演奏风格的同时，将北派琵琶之刚劲大气和南派琵琶之淳朴清丽融为一体，韵味隽永。
二
不过，“瀛洲古调派”这一享誉大江南北的琵琶流派，它的起源地为什么是长江口这个四面环水、交通不便的小岛——崇明岛呢？
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寻找关于“瀛洲古调派”的记述，不难发现，它的起源和发展还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崇明一小岛，能书能画能变能音乐者，代不乏人。未百年前，有黄东阳、罗明章、蒋泰之三人者……独于音乐一门嗜之成癖。”1916年，沈肇州在其编著的《瀛州古调》序言中的这段话或许能窥得其中缘由。
岛上风清水洁，生活质朴，同时还有为避战乱来岛的文人雅士。他们身傍不凡技艺，经常携琴雅聚，切磋交流。岛上民间器乐方面，主要流传崇明派琵琶、崇明吹打乐、丝竹锣鼓牡丹亭、丝竹乐以及宗教音乐等种类，前三个乐种以自身特有的艺术魅力成为“江南丝竹”音乐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瀛洲古调派琵琶”的溯源，还得从明末清初说起。当时就有琵琶北派传人白在湄，被贬后避地太仓、通州一带。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在《梅村家藏稿》中称，白在湄父子“好为新声”，善于创作新曲目。北派琵琶传入崇明邻近地区，为崇明琵琶发轫提供了基础，也是今天上海地区追溯琵琶传入的最早源头之一。
康熙年间，寓居崇明本地的贾公达被公认为“崇明派琵琶”的鼻祖，“得四弦指法于白在湄”后自成一派。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赵廷建纂修的《崇明县志》卷十六“人物、方伎”一节，“贾琵琶，字公达，居城北关内，善琵琶，故以江南皆呼为贾琵琶”。
其后，有“指音坚劲”的范正奎，以及“通晓音律”的宋楚玉等名家。他们将江海沙地风土人情融合在南北琵琶演奏风格中，由承袭向“自出新意”发展，逐渐形成了“瀛洲古调派琵琶”。
道光、咸丰年间，岛上又出现了王东阳、卢明章、蒋泰、黄秀亭等艺高盖众的琵琶高手。他们承上启下，不断发展，使瀛洲古调的曲调和技法得到完善和提高，奠定了自成一派的基础。
三
到了沈肇州先生，真正使“瀛洲古调派”名扬全国。
沈肇州（1858—1929），名其昌、号绍周，江苏海门人，曾拜琵琶名家黄秀亭为师，尽得其技，历四十年，操弄不息，遂成大家。1916年，他经友人黄丽生介绍到通州师范学校教国乐。
1916年9月，沈肇州以“今学校重国乐，士大夫亦间有喜古音节者，就予所得，公诸同好，庶使曲有所本，法有所取，流传以不坠也与”之愿，首次编纂出版了《瀛洲古调》琵琶谱。著名教育家、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沈恩孚亲笔书写封面。《瀛洲古调》成为三百多年来最具完整性与系统性的“瀛洲派”琵琶曲首卷本，结束了单纯的口传心授、只靠手抄本传授的历史。
自从沈肇州为中山先生演奏并得赞誉，又在高校开设艺术学科后，在社会上声望愈增。1920年，百代公司特请沈肇州到沪，为其灌制了《汉宫秋月》《昭君怨》《十面埋伏》三首琵琶曲的唱片。这也是中国最早录制的琵琶独奏唱片。
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士按当时歌星灌唱片的价格标准猜测，“能得酬金数百元，可供十年温饱”。实际上，外商欺沈忠厚老实，仅付50元。事后，友人为其鸣不平，准备前往与外商交涉，肇州先生坦然相劝：“只要能传播琵琶古艺，报酬不必斤斤计较。”他还明确表示：“争利于市，我不为也！”
“瀛洲古调派琵琶”的发展历程中，还有一位重要的推动者，那就是20世纪上半叶我国最重要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
1918年夏，刘天华专程到南京，向正在东南大学授艺的沈肇州先生学弹琵琶。沈见这小伙子意诚情切，就嘱其奏几曲试听。刘天华先奏一首江南小调，又弹了丝竹乐曲《三六》，极具灵感。沈甚爱其才，拿出自己出版不久的《瀛洲古调》曲集，作系统的传授。好学不倦，艺术悟性又甚高的刘天华，用一个暑假便学会了《瀛洲古调》的全部内容。他不仅继承传扬了《瀛洲古调》，还利用自己掌握的传统音乐技法结合西洋作曲理论知识，创作了三首琵琶曲。
四
“瀛洲古调派琵琶”讲究演奏指法“捻法疏而劲，轮法密而清”，主张“慢而不断，快而不乱，雅正之乐，音不过高，节不可促”。演奏曲目多为文板小曲，每曲描写一个场景或一种事物，既可独立演奏，又可组合联奏，不仅发挥了琵琶自身的表现力，还使得乐曲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正所谓“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艺”，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独特艺术风格的“瀛洲古调派琵琶”，说到底，就是岛上乡人对乡土的眷恋和对乡音的厮守。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随着这个流派最重要的传承人陆续离世，能够全面掌握和传承这种艺术形式的人才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2007年，“瀛洲古调派琵琶”演奏技艺跻身第一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年，被国务院纳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政策的保护、民间艺人的传授、教育方式的传承等多方加力，崇明区政府为保护与传承崇明派琵琶艺术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相信“瀛洲古调”必有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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