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一百周年诞辰，钢琴家谢亚双子于2022年末录制了朱先生出版的全部钢琴作品。
前不久，这张《朱践耳钢琴作品集》在全球发行，广受赞誉。
“用细针密线绣小花”
周末周刊：朱践耳先生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他的交响乐作品被许多人所熟知，钢琴作品在他的音乐体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谢亚双子：朱先生正式出版过的钢琴作品并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作品是“用细针密线绣小花”。在我看来，他的一些钢琴作品具有一定的实验性，是他在音乐风格的中国化方面做的探索与尝试。比如《思凡》里有很多乐队思维，如果进一步配器或许可以发展成一部庞大的交响曲。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是非常钢琴化的，比如《南国印象》。尽管钢琴作品只占到朱先生所有创作的一小部分，但他对钢琴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他作品中音与音的组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周末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朱践耳先生的？
谢亚双子：2006年我刚从德国留学回国，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纪念邓尔敬先生的活动。邓先生是作曲系的元老，我那天弹了几首他的作品。台下的听众中就坐着朱先生。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朱先生。他60岁后进入创作高峰期，为了完成他的交响梦，到新疆、贵州、云南、广西、西藏等地采风。当时我父母在贵州从事音乐工作。我妈妈记得，那时候朱先生兴致勃勃地下乡参加苗族、侗族的节日庆祝活动，他很喜欢听芦笙。他兴奋地说，芦笙就是多调音乐，就是当代音乐。在我妈妈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又接地气的艺术家。20世纪80年代，她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就带着我拜访过朱先生。
周末周刊：2006年的那次演奏，促成了你与朱先生的重逢，你们聊了些什么？
谢亚双子：他告诉我，他1992年创作的钢琴组曲《南国印象》还没有被完整地公开演奏过，希望我能够试一试。我有些意外，也很开心，那时候我对中国作品的了解非常少。
没过多久，朱先生就给了我一份复印的谱子，封面上的字非常漂亮，里面有对他对作品的简单介绍，他还把重点圈了出来。我学会之后，就约他到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小音乐厅请他指导，那短短的两个小时，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时候朱先生已经80多岁了，他带来了《南国印象》的手稿，手稿写得非常精致，他指出了之前给我的那本印刷稿中的个别错误，仔细讲述了他创作这首作品的过程与想法。在那之前，我几乎没有研究过中国作品，《南国印象》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第一次弹这首作品，就感觉它走进了我的心里。
古谣新韵，雅俗共赏
周末周刊：朱践耳先生当时给了你哪些点拨与指导？
谢亚双子：《南国印象》的第一首《花之舞》源于一首布依族民歌，我从小生活在贵州，对这个旋律非常熟悉。朱先生在其中加入了对锣和铜鼓声的模仿，打破了民歌原本的单一性。此外，他还用了卡农式的复调，使音乐立体化。我那时刚从德国回来，按照习惯，比较注重声部的平衡，朱先生的指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第四首《情歌》源自一首彝族山歌，朱先生由此写出了一首诗情画意的即兴幻想曲。而用钢琴去演奏原生态的山歌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山里人唱歌是很自然的，用钢琴来表现的时候有很大的演绎空间。怎么拿捏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如何表现人声的语气？朱先生说要弹得“自由”。如何才能自由？这和我过去所学的西方音乐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是进入一个新的美学体系。
周末周刊：尽管他作品中的民间音乐元素是你从小所熟悉的，但在演绎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挑战。
谢亚双子：是的。中国音乐的美学表达是独特的，它讲究虚与实，情感上的浓烈并不一定都要转化成音色上的浓烈，有时候对情感的表达甚至是幽微的，而这是我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才慢慢体悟到的。
《南国印象》从练习、公演到录音，朱先生前后听过好几次。有一次，在他的作品研讨会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已经把这首曲子变成你自己的了。”我想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我后来多次在国外演奏过这部作品，受到各国听众的喜爱。
周末周刊：《南国印象》为什么会成为朱践耳最受人喜爱的钢琴作品之一？
谢亚双子：这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作品，也是朱先生钢琴作品中的集大成者。他在每部作品中都会解决一个难题，进行新的探索，但同时又避免纯技巧的炫弄。
他早在1962年就写过《云南民歌五首》，30年后在创作《南国印象》的过程中，他对原生态的民歌在气质、情趣、技法上都有了突破和拓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古谣新韵”。他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在这组作品里既能听到西方的复调、复节奏，也能听到中国的文化与情感，两者结合在一起，以一种自如张扬的姿态挥洒出来。30年来，它依然保持着新鲜的活力，能够与今天的听众对话。
那份诚与真，弥足珍贵
周末周刊：你怎么理解朱践耳作品中的中国化风格？
谢亚双子：中国化不是一个刻意的概念，不是把中国音乐元素简单移植到西洋乐器上就能称之为中国化。
这张专辑里的钢琴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达37年。朱先生所走的中国化的音乐道路是独特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心为音之源，音为心之华”，他的音乐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是极具个性化的表达。他平时看上去有些文弱，情绪很少外露，但他的音乐常常充满爆发力，和他的文字一样凝练、精准，饱含情感。
周末周刊：除了《南国印象》《云南民歌五首》，还有哪些特别打动你的作品？
谢亚双子：《思凡》是一首很难的作品，这是朱先生1958年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创作的。这首曲子大约有13分钟，是一部大型的钢琴叙事诗，取材于中国戏曲《思凡》，它的情感浓度很高、张力很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部戏剧，因此我在弹奏的时候比较注重声响的层次。他当年原本是为一部独幕芭蕾舞而写的，我期待有朝一日可以与舞蹈演员合作演绎这部作品。
此外，《主题与变奏曲》也很有挑战性，一方面是技术上的挑战，另一方面对演奏者的耐力也有要求。
周末周刊：朱践耳先生可以说是见证了你的成长，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谢亚双子：遇见朱先生是我的幸运，从《南国印象》开始，我就有了录制他出版的全部钢琴作品的愿望。从完成录制，到后期制作，最终全球出版发行，其间经过了数年，获得了许多人的帮助。这些作品承载着朱先生的经历与心血，我希望这些音符最终能抵达听众的心里。我觉得中国钢琴音乐还有很大的未知在等待我，吸引我去探究，感谢朱先生为我打开了这扇窗。
朱先生在我印象里一直是那么谦和，笑眯眯的，话不多，但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满。他内心始终有一种信念，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这份信念而写——用音乐弘扬真善美。
我曾经反复阅读他的乐谱以及他写的创作回忆录，我读到了两个字，就是“纯粹”。他与贺绿汀、丁善德、桑桐等一批音乐家，都没有把音乐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视之为生命。他的诚与真，也是那一代老先生的精神写照，如今看来弥足珍贵。
谢亚双子
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音乐和表演艺术学院、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获德国演奏专业最高学位“大师级文凭”。
留德期间，她的音乐会足迹遍及欧洲各国，并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赢得多个奖项。归国后，她致力于研究、演奏中外当代钢琴音乐及室内乐作品，并与国内外知名作曲家合作，如朱践耳、古拜杜丽娜等。2009年至今，她在欧洲及中国多个城市成功举办多场中国当代作品系列音乐会。
为纪念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一百周年诞辰，钢琴家谢亚双子于2022年末录制了朱先生出版的全部钢琴作品。
前不久，这张《朱践耳钢琴作品集》在全球发行，广受赞誉。
“用细针密线绣小花”
周末周刊：朱践耳先生创作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他的交响乐作品被许多人所熟知，钢琴作品在他的音乐体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谢亚双子：朱先生正式出版过的钢琴作品并不多，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作品是“用细针密线绣小花”。在我看来，他的一些钢琴作品具有一定的实验性，是他在音乐风格的中国化方面做的探索与尝试。比如《思凡》里有很多乐队思维，如果进一步配器或许可以发展成一部庞大的交响曲。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是非常钢琴化的，比如《南国印象》。尽管钢琴作品只占到朱先生所有创作的一小部分，但他对钢琴有着很深入的研究，他作品中音与音的组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周末周刊：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朱践耳先生的？
谢亚双子：2006年我刚从德国留学回国，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纪念邓尔敬先生的活动。邓先生是作曲系的元老，我那天弹了几首他的作品。台下的听众中就坐着朱先生。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朱先生。他60岁后进入创作高峰期，为了完成他的交响梦，到新疆、贵州、云南、广西、西藏等地采风。当时我父母在贵州从事音乐工作。我妈妈记得，那时候朱先生兴致勃勃地下乡参加苗族、侗族的节日庆祝活动，他很喜欢听芦笙。他兴奋地说，芦笙就是多调音乐，就是当代音乐。在我妈妈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又接地气的艺术家。20世纪80年代，她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就带着我拜访过朱先生。
周末周刊：2006年的那次演奏，促成了你与朱先生的重逢，你们聊了些什么？
谢亚双子：他告诉我，他1992年创作的钢琴组曲《南国印象》还没有被完整地公开演奏过，希望我能够试一试。我有些意外，也很开心，那时候我对中国作品的了解非常少。
没过多久，朱先生就给了我一份复印的谱子，封面上的字非常漂亮，里面有对他对作品的简单介绍，他还把重点圈了出来。我学会之后，就约他到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小音乐厅请他指导，那短短的两个小时，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那时候朱先生已经80多岁了，他带来了《南国印象》的手稿，手稿写得非常精致，他指出了之前给我的那本印刷稿中的个别错误，仔细讲述了他创作这首作品的过程与想法。在那之前，我几乎没有研究过中国作品，《南国印象》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第一次弹这首作品，就感觉它走进了我的心里。
古谣新韵，雅俗共赏
周末周刊：朱践耳先生当时给了你哪些点拨与指导？
谢亚双子：《南国印象》的第一首《花之舞》源于一首布依族民歌，我从小生活在贵州，对这个旋律非常熟悉。朱先生在其中加入了对锣和铜鼓声的模仿，打破了民歌原本的单一性。此外，他还用了卡农式的复调，使音乐立体化。我那时刚从德国回来，按照习惯，比较注重声部的平衡，朱先生的指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第四首《情歌》源自一首彝族山歌，朱先生由此写出了一首诗情画意的即兴幻想曲。而用钢琴去演奏原生态的山歌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山里人唱歌是很自然的，用钢琴来表现的时候有很大的演绎空间。怎么拿捏音与音之间的关系？如何表现人声的语气？朱先生说要弹得“自由”。如何才能自由？这和我过去所学的西方音乐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是进入一个新的美学体系。
周末周刊：尽管他作品中的民间音乐元素是你从小所熟悉的，但在演绎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挑战。
谢亚双子：是的。中国音乐的美学表达是独特的，它讲究虚与实，情感上的浓烈并不一定都要转化成音色上的浓烈，有时候对情感的表达甚至是幽微的，而这是我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才慢慢体悟到的。
《南国印象》从练习、公演到录音，朱先生前后听过好几次。有一次，在他的作品研讨会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已经把这首曲子变成你自己的了。”我想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我后来多次在国外演奏过这部作品，受到各国听众的喜爱。
周末周刊：《南国印象》为什么会成为朱践耳最受人喜爱的钢琴作品之一？
谢亚双子：这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作品，也是朱先生钢琴作品中的集大成者。他在每部作品中都会解决一个难题，进行新的探索，但同时又避免纯技巧的炫弄。
他早在1962年就写过《云南民歌五首》，30年后在创作《南国印象》的过程中，他对原生态的民歌在气质、情趣、技法上都有了突破和拓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古谣新韵”。他从民间音乐的土壤里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在这组作品里既能听到西方的复调、复节奏，也能听到中国的文化与情感，两者结合在一起，以一种自如张扬的姿态挥洒出来。30年来，它依然保持着新鲜的活力，能够与今天的听众对话。
那份诚与真，弥足珍贵
周末周刊：你怎么理解朱践耳作品中的中国化风格？
谢亚双子：中国化不是一个刻意的概念，不是把中国音乐元素简单移植到西洋乐器上就能称之为中国化。
这张专辑里的钢琴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达37年。朱先生所走的中国化的音乐道路是独特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心为音之源，音为心之华”，他的音乐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是极具个性化的表达。他平时看上去有些文弱，情绪很少外露，但他的音乐常常充满爆发力，和他的文字一样凝练、精准，饱含情感。
周末周刊：除了《南国印象》《云南民歌五首》，还有哪些特别打动你的作品？
谢亚双子：《思凡》是一首很难的作品，这是朱先生1958年在苏联留学的时候创作的。这首曲子大约有13分钟，是一部大型的钢琴叙事诗，取材于中国戏曲《思凡》，它的情感浓度很高、张力很强，在我看来就像是一部戏剧，因此我在弹奏的时候比较注重声响的层次。他当年原本是为一部独幕芭蕾舞而写的，我期待有朝一日可以与舞蹈演员合作演绎这部作品。
此外，《主题与变奏曲》也很有挑战性，一方面是技术上的挑战，另一方面对演奏者的耐力也有要求。
周末周刊：朱践耳先生可以说是见证了你的成长，他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谢亚双子：遇见朱先生是我的幸运，从《南国印象》开始，我就有了录制他出版的全部钢琴作品的愿望。从完成录制，到后期制作，最终全球出版发行，其间经过了数年，获得了许多人的帮助。这些作品承载着朱先生的经历与心血，我希望这些音符最终能抵达听众的心里。我觉得中国钢琴音乐还有很大的未知在等待我，吸引我去探究，感谢朱先生为我打开了这扇窗。
朱先生在我印象里一直是那么谦和，笑眯眯的，话不多，但他的精神世界非常丰满。他内心始终有一种信念，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为这份信念而写——用音乐弘扬真善美。
我曾经反复阅读他的乐谱以及他写的创作回忆录，我读到了两个字，就是“纯粹”。他与贺绿汀、丁善德、桑桐等一批音乐家，都没有把音乐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视之为生命。他的诚与真，也是那一代老先生的精神写照，如今看来弥足珍贵。
谢亚双子
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德国斯图加特国立音乐和表演艺术学院、慕尼黑音乐和戏剧学院，获德国演奏专业最高学位“大师级文凭”。
留德期间，她的音乐会足迹遍及欧洲各国，并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赢得多个奖项。归国后，她致力于研究、演奏中外当代钢琴音乐及室内乐作品，并与国内外知名作曲家合作，如朱践耳、古拜杜丽娜等。2009年至今，她在欧洲及中国多个城市成功举办多场中国当代作品系列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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