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三国的读者都对其中的英雄人物和精彩的军事斗争如数家珍。哪怕对这段历史不熟悉，其中的人物，也是谁都能说上两句。可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干啥的呢？三国这一代人，是谁、怎么培养出来的呢？以及为什么这个传奇的时代会出现在东汉末年而不是唐宋元明清末年？
这些问题也是青年文史作家张向荣的疑问。带着这些问题，他探究了三国前夜的东汉史，并布局以正午、午后、黄昏、入夜、深夜、黎明来写就这段历史。在这样形式感十足的谋篇布局下，张向荣从建初四年普通民妇的日常与生死，写到残暴无度、公然弑君的外戚梁冀如何培养出权术粗鄙的汉桓帝，加深了秦制与礼教的裂痕；再写到士大夫、外戚、宦官之间不断升级、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以及汉灵帝自弃九鼎、退守“老刘家”的种种、“服妖”之举……东汉帝国最终迎来了崩溃。
张向荣在新作《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中，重点梳理了桓、灵二帝近五十年的执政生涯，全面还原两次党锢之祸的始末，以“群像”书写呈现士大夫、宦官、宗室以及群雄之外普通人的观念乃至时代风貌，解读儒家在其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秦汉“大一统”为何倾颓，董卓、袁绍、曹操等人物的关系和作为又该如何理解。
为东汉中间这段历史找回一些存在感
如果您读过我前面写过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那么简单来说，《三国前夜》就是那本书的续集，关注的是王莽新朝之后的东汉，又叫做后汉。
理论上，东汉的起止年是从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总共是195年，不算很长。实际来看，光武帝建号之时只是诸侯之一，真正实现统一建政，要到建武十二年（36年）；而汉献帝在即位之前，东汉政权已经瓦解，通俗意义上讲述三国故事往往从汉灵帝去世的中平五年（189年）开始。
掐头去尾，东汉货真价实的统治岁月是从36年到189年，大致只有153年。而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恰恰就集中在这被掐去的一头一尾，对真正属于东汉的150多年历史，可能就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一带而过了。
而且这段时间，既没有很厉害的皇帝（如汉武帝），也没有极具个性的文臣武将（如司马迁、董仲舒、卫青、霍去病等，班超基本属于前期），战争也没有名场面（没有七国之乱之类），纵然在文化、科技、风俗乃至女性主义上都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内容，也较难调动起大众的兴趣。
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东汉的皇太后经常临朝，代替小皇帝执政，但东汉的外戚怎么就没有篡位的？而且连篡位的兴趣都不大？东汉最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出了那么多忠臣孝子，以至于“汉”的名号在后世被反复提及，除了刘备的汉，还有十六国时期的汉赵国等，这么强大的文化号召力，怎么迎来的三国混战的大分裂时代？再有，三国人物，谁都能说上两句，可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干啥的呢？三国这一代人，是谁、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我这么驽钝都好奇，其他人就不好奇吗？
于是，我觉得还是得写一个关于东汉的、长时段的故事来满足好奇心。我也知道，东汉中间这段都是陌生人，而且人很多，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设计一个简单的、高度概括的框架来代替叙事，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可这样恰恰违背了我的初衷，既然要满足好奇心，当然要把这段历史详细地书写出来，把那么多陌生的人名写下来，努力为东汉中间这段历史找回一些存在感。
东汉是“经学昌明时代”，不仅美，而且善
日本有一位历史学者，曾经用一串形容词盛赞东汉前期，也就是刘秀和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在位期间的治理，“成熟、优美、和平、稳健、繁荣”。
如果只是一般性赞美一个朝代的治理，说说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也就罢了，何来这种形容词呢？特别是成熟、优美，这肯定就不是一般性的良好秩序了，而是代表着一种美好政治秩序的追求，就是说，不仅美，而且善。
尽美尽善，是古代儒家政治哲学追求的至高之理。
东汉不是缺乏存在感吗，怎么就当得起这些赞美呢？但，这可能就是东汉的气质，是秦汉帝国经过了秦和西汉，被王莽的新朝改造、过滤后所孕育的“新汉朝”或“第二汉朝”气象。
在后世很多学者，特别是经学家的眼中，东汉是“经学昌明时代”。在东汉，经学备受推崇，特别是经过汉章帝时期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儒家经学的这一地位被牢固确立。
当然，东汉经学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多要从地方、宗族，以及士大夫阶层的个人道德观去考量。
因为当时官僚选拔制度是察举制，所以，一个士大夫要入仕，地方的声誉非常重要；因为儒家鼓励孝道，对几世同堂、聚族而居容忍度很高，所以，士大夫的背后往往有宗族的依托；因为经学是士大夫确立价值观的主要思想依据，所以，士大夫的行动也渐渐具有一致性。
即使是民间，经学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普罗大众要到宋代，才渐渐具有实践儒家伦理的主体性。但在东汉，普罗大众也潜移默化接受了儒家的影响，而且和当时弥漫着的道家的、迷信的、鬼神的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
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熟悉《孝经》，当时在民间的功能近乎神学文本，可以用来诵经祛病。当时有个人叫崔寔，写了本《四民月令》，记录了每个月臣民应该做哪些事，其中幼童在十一月必须“读《孝经》《论语》篇章”，经过漫长时光的熏陶，普通百姓对孝道可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汉末黄巾起事劫掠郡国，遇到有孝子、烈女的村庄会绕过去……
总之，尽管在不同阶层身上的影响各有不同，但经学总体上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后汉的中兴不是前汉的简单延续，而是发生了质变，是一种“旧邦新命”。所以，即使考虑到史料书写的因素，东汉给人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忠臣孝子，有很多为主君死生相随的属吏，哪怕是政治黑暗的时代或是乱世，也依然如此。以至于阅读这些史料，就好像读榜样的事迹材料。
这就是东汉。
希望写东汉的群像，是一群人的故事
关于东汉的书其实不少，大家最熟悉的，当属中学教科书描述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这个故事在教科书里至少几十年没有大的变化，构成了大众的基本印象。
坊间的故事就丰富多了：有“经济故事”，讲述地主阶级的庄园经济颠覆了皇家集权的上层建筑；有“黄巾故事”，指出教众的大起义瓦解了旧秩序；有“豪族故事”，认为豪族既缔造了后汉，又促使其灭亡，还构成魏晋士族的远因；有“董卓故事”，描绘西北边防军从皇朝的保卫者蜕变为毁灭者；有“经学故事”，盛赞后汉经学昌明，铸造一代淳厚民风和昂扬士风；有“士大夫故事”，勾勒儒生和文吏由分野而合一的历程；还有“鬼故事”“神仙故事”，勾勒地下世界和神学性格的运行逻辑；此外还有“治水故事”“瘟疫故事”……总的来说，这些故事各有各的道理，彼此不抬杠，不是说一种否定另一种，而是犹如庐山的横岭侧峰。
我在写东汉的时候，当然也要写一个而不是多个故事。但是，我更希望写群像。群像难写，本来很多读者就对东汉不熟悉，再一下子见到那么多人名，肯定不容易记住。但是，我想到了两点，这让我必须写群像。
第一，写东汉，以往已经有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有些高度简略的框架，比如“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这样的“一句话说清楚东汉”，已经很深入人心了。这类框架本身在道理上没什么问题，但不够细腻，所以读者抓住了这个框架，就不一定愿意细看东汉的故事，了解人物了。所以，我要做的恰恰就是写群像，故事也有，群像也不能缺。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不是规律、框架、理论的历史，人是主角。理解东汉，当然需要理解这些看似生僻、陌生的人物，读者不熟悉，更是说明写的人还不够多。
第二，我本身也是读者，也有阅读体验。第一次读一些史料，第一次看一些小说，甚至第一次看一些剧，也会记不住所有的人物。特别是我有段时间读外国皇朝的历史，几百年的家族纷争，皇帝和教宗、国王和公爵，王子和公主们打来打去，又是联姻又是继承，再加上陌生的地名，根本记不住，最多是阅读的时候能记住一点，看过了也就忘了，但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大众阅读的体验就是如此，我写下东汉的几百个人物，可能读者会觉得记不住，没有关系，读过、有体验，就够了。至少我能保证每个人物，我都尽可能参考了不同的史料，有些还会做考订。
汉章帝是东汉第一个儒家皇帝
这本书取名《三国前夜》，是一个比喻，假如东汉只有一天，会怎么样？
光武帝父子中兴汉朝，既吸取了王莽的教训，也初步继承了王莽的遗产。但他俩毕竟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人，其间重在巩固刘氏皇族的统治，还没有为东汉的长治久安确立原则，还没有将刘氏的家天下推广到公天下的层次。这就像略有寒意的清晨和生机勃勃的上午。
而刘秀的孙子汉章帝，则是东汉第一个儒家皇帝，他无论是召开白虎观会议，弥合几大外戚家族的矛盾，还是他本人的宽容、儒雅，最终确立了将刘氏家族的统治和儒家普世价值融合一体的制度，也就是“化家为国”，实现了东汉皇帝集权统治和儒家教化治理的平衡，我在书中使用了一个名词——“秦制—儒教”政治，很简单，就是描述这种结构。我将它比作正午，一个稳定、成熟的时代。
但这一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朽坏，东汉在汉顺帝末年，出现了一位外戚梁冀，梁冀是一个没有理论支撑，毫无政治眼光的权臣，他的肆虐破坏了这一混合政体的平衡。而他的傀儡汉桓帝虽然经过政变铲除了梁冀，但他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梁冀，高度依仗权术，通过宦官来实现更严厉的统治，进一步破坏了这一平衡，东汉已经步入黄昏。
直到汉灵帝即位，种种举措，堪称“退国为家”，丧失了“公天下”的理念，丢弃了儒家对天下的维系作用。再加上两次党锢之祸，“秦制—儒教”政制的平衡被彻底破坏。在汉灵帝时期，社会已经对刘氏继续当天子这件事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天下便已经入夜，直至深夜。
直到汉灵帝一死，他派生出来的宦官和士大夫的矛盾再也压不住的时候，士大夫们杀光了宦官。黎明似乎即将来临，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三国时代的黎明了。
秦制——儒教的政体，本来就是有张力的。秦制强化的是皇权的统治和控制，是对资源的暴力支配；儒教强化的是家族和地方的自治，是温和的思想教导。秦制太强，就会损害地方和家族；地方和家族太强，也会形成分离主义。有矛盾才能形成张力，有张力才有辩证性。
因此，儒家经学既是东汉崩坏后迟迟难以统一的内在原因之一，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虽然分裂但蕴含着再度统一的文化基础。我们回望古代，会发现所谓精华和糟粕，往往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必须学会去粗取精。
喜欢三国的读者都对其中的英雄人物和精彩的军事斗争如数家珍。哪怕对这段历史不熟悉，其中的人物，也是谁都能说上两句。可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干啥的呢？三国这一代人，是谁、怎么培养出来的呢？以及为什么这个传奇的时代会出现在东汉末年而不是唐宋元明清末年？
这些问题也是青年文史作家张向荣的疑问。带着这些问题，他探究了三国前夜的东汉史，并布局以正午、午后、黄昏、入夜、深夜、黎明来写就这段历史。在这样形式感十足的谋篇布局下，张向荣从建初四年普通民妇的日常与生死，写到残暴无度、公然弑君的外戚梁冀如何培养出权术粗鄙的汉桓帝，加深了秦制与礼教的裂痕；再写到士大夫、外戚、宦官之间不断升级、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以及汉灵帝自弃九鼎、退守“老刘家”的种种、“服妖”之举……东汉帝国最终迎来了崩溃。
张向荣在新作《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中，重点梳理了桓、灵二帝近五十年的执政生涯，全面还原两次党锢之祸的始末，以“群像”书写呈现士大夫、宦官、宗室以及群雄之外普通人的观念乃至时代风貌，解读儒家在其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秦汉“大一统”为何倾颓，董卓、袁绍、曹操等人物的关系和作为又该如何理解。
为东汉中间这段历史找回一些存在感
如果您读过我前面写过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那么简单来说，《三国前夜》就是那本书的续集，关注的是王莽新朝之后的东汉，又叫做后汉。
理论上，东汉的起止年是从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总共是195年，不算很长。实际来看，光武帝建号之时只是诸侯之一，真正实现统一建政，要到建武十二年（36年）；而汉献帝在即位之前，东汉政权已经瓦解，通俗意义上讲述三国故事往往从汉灵帝去世的中平五年（189年）开始。
掐头去尾，东汉货真价实的统治岁月是从36年到189年，大致只有153年。而大家印象比较深的，恰恰就集中在这被掐去的一头一尾，对真正属于东汉的150多年历史，可能就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一带而过了。
而且这段时间，既没有很厉害的皇帝（如汉武帝），也没有极具个性的文臣武将（如司马迁、董仲舒、卫青、霍去病等，班超基本属于前期），战争也没有名场面（没有七国之乱之类），纵然在文化、科技、风俗乃至女性主义上都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内容，也较难调动起大众的兴趣。
我以前一直很好奇：东汉的皇太后经常临朝，代替小皇帝执政，但东汉的外戚怎么就没有篡位的？而且连篡位的兴趣都不大？东汉最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出了那么多忠臣孝子，以至于“汉”的名号在后世被反复提及，除了刘备的汉，还有十六国时期的汉赵国等，这么强大的文化号召力，怎么迎来的三国混战的大分裂时代？再有，三国人物，谁都能说上两句，可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父辈祖辈都是干啥的呢？三国这一代人，是谁、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我这么驽钝都好奇，其他人就不好奇吗？
于是，我觉得还是得写一个关于东汉的、长时段的故事来满足好奇心。我也知道，东汉中间这段都是陌生人，而且人很多，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设计一个简单的、高度概括的框架来代替叙事，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可这样恰恰违背了我的初衷，既然要满足好奇心，当然要把这段历史详细地书写出来，把那么多陌生的人名写下来，努力为东汉中间这段历史找回一些存在感。
东汉是“经学昌明时代”，不仅美，而且善
日本有一位历史学者，曾经用一串形容词盛赞东汉前期，也就是刘秀和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汉章帝刘炟在位期间的治理，“成熟、优美、和平、稳健、繁荣”。
如果只是一般性赞美一个朝代的治理，说说经济繁荣、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也就罢了，何来这种形容词呢？特别是成熟、优美，这肯定就不是一般性的良好秩序了，而是代表着一种美好政治秩序的追求，就是说，不仅美，而且善。
尽美尽善，是古代儒家政治哲学追求的至高之理。
东汉不是缺乏存在感吗，怎么就当得起这些赞美呢？但，这可能就是东汉的气质，是秦汉帝国经过了秦和西汉，被王莽的新朝改造、过滤后所孕育的“新汉朝”或“第二汉朝”气象。
在后世很多学者，特别是经学家的眼中，东汉是“经学昌明时代”。在东汉，经学备受推崇，特别是经过汉章帝时期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儒家经学的这一地位被牢固确立。
当然，东汉经学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多要从地方、宗族，以及士大夫阶层的个人道德观去考量。
因为当时官僚选拔制度是察举制，所以，一个士大夫要入仕，地方的声誉非常重要；因为儒家鼓励孝道，对几世同堂、聚族而居容忍度很高，所以，士大夫的背后往往有宗族的依托；因为经学是士大夫确立价值观的主要思想依据，所以，士大夫的行动也渐渐具有一致性。
即使是民间，经学的作用也不可忽视。普罗大众要到宋代，才渐渐具有实践儒家伦理的主体性。但在东汉，普罗大众也潜移默化接受了儒家的影响，而且和当时弥漫着的道家的、迷信的、鬼神的日常生活纠缠在一起。
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熟悉《孝经》，当时在民间的功能近乎神学文本，可以用来诵经祛病。当时有个人叫崔寔，写了本《四民月令》，记录了每个月臣民应该做哪些事，其中幼童在十一月必须“读《孝经》《论语》篇章”，经过漫长时光的熏陶，普通百姓对孝道可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汉末黄巾起事劫掠郡国，遇到有孝子、烈女的村庄会绕过去……
总之，尽管在不同阶层身上的影响各有不同，但经学总体上渗透了汉家的日常生活、社会观念、地方秩序、人才选举等。后汉的中兴不是前汉的简单延续，而是发生了质变，是一种“旧邦新命”。所以，即使考虑到史料书写的因素，东汉给人的特点，就是有很多忠臣孝子，有很多为主君死生相随的属吏，哪怕是政治黑暗的时代或是乱世，也依然如此。以至于阅读这些史料，就好像读榜样的事迹材料。
这就是东汉。
希望写东汉的群像，是一群人的故事
关于东汉的书其实不少，大家最熟悉的，当属中学教科书描述的“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这个故事在教科书里至少几十年没有大的变化，构成了大众的基本印象。
坊间的故事就丰富多了：有“经济故事”，讲述地主阶级的庄园经济颠覆了皇家集权的上层建筑；有“黄巾故事”，指出教众的大起义瓦解了旧秩序；有“豪族故事”，认为豪族既缔造了后汉，又促使其灭亡，还构成魏晋士族的远因；有“董卓故事”，描绘西北边防军从皇朝的保卫者蜕变为毁灭者；有“经学故事”，盛赞后汉经学昌明，铸造一代淳厚民风和昂扬士风；有“士大夫故事”，勾勒儒生和文吏由分野而合一的历程；还有“鬼故事”“神仙故事”，勾勒地下世界和神学性格的运行逻辑；此外还有“治水故事”“瘟疫故事”……总的来说，这些故事各有各的道理，彼此不抬杠，不是说一种否定另一种，而是犹如庐山的横岭侧峰。
我在写东汉的时候，当然也要写一个而不是多个故事。但是，我更希望写群像。群像难写，本来很多读者就对东汉不熟悉，再一下子见到那么多人名，肯定不容易记住。但是，我想到了两点，这让我必须写群像。
第一，写东汉，以往已经有了很多故事，特别是有些高度简略的框架，比如“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这样的“一句话说清楚东汉”，已经很深入人心了。这类框架本身在道理上没什么问题，但不够细腻，所以读者抓住了这个框架，就不一定愿意细看东汉的故事，了解人物了。所以，我要做的恰恰就是写群像，故事也有，群像也不能缺。历史首先是人的历史，不是规律、框架、理论的历史，人是主角。理解东汉，当然需要理解这些看似生僻、陌生的人物，读者不熟悉，更是说明写的人还不够多。
第二，我本身也是读者，也有阅读体验。第一次读一些史料，第一次看一些小说，甚至第一次看一些剧，也会记不住所有的人物。特别是我有段时间读外国皇朝的历史，几百年的家族纷争，皇帝和教宗、国王和公爵，王子和公主们打来打去，又是联姻又是继承，再加上陌生的地名，根本记不住，最多是阅读的时候能记住一点，看过了也就忘了，但我也看得津津有味。大众阅读的体验就是如此，我写下东汉的几百个人物，可能读者会觉得记不住，没有关系，读过、有体验，就够了。至少我能保证每个人物，我都尽可能参考了不同的史料，有些还会做考订。
汉章帝是东汉第一个儒家皇帝
这本书取名《三国前夜》，是一个比喻，假如东汉只有一天，会怎么样？
光武帝父子中兴汉朝，既吸取了王莽的教训，也初步继承了王莽的遗产。但他俩毕竟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人，其间重在巩固刘氏皇族的统治，还没有为东汉的长治久安确立原则，还没有将刘氏的家天下推广到公天下的层次。这就像略有寒意的清晨和生机勃勃的上午。
而刘秀的孙子汉章帝，则是东汉第一个儒家皇帝，他无论是召开白虎观会议，弥合几大外戚家族的矛盾，还是他本人的宽容、儒雅，最终确立了将刘氏家族的统治和儒家普世价值融合一体的制度，也就是“化家为国”，实现了东汉皇帝集权统治和儒家教化治理的平衡，我在书中使用了一个名词——“秦制—儒教”政治，很简单，就是描述这种结构。我将它比作正午，一个稳定、成熟的时代。
但这一结构随着时间推移而朽坏，东汉在汉顺帝末年，出现了一位外戚梁冀，梁冀是一个没有理论支撑，毫无政治眼光的权臣，他的肆虐破坏了这一混合政体的平衡。而他的傀儡汉桓帝虽然经过政变铲除了梁冀，但他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梁冀，高度依仗权术，通过宦官来实现更严厉的统治，进一步破坏了这一平衡，东汉已经步入黄昏。
直到汉灵帝即位，种种举措，堪称“退国为家”，丧失了“公天下”的理念，丢弃了儒家对天下的维系作用。再加上两次党锢之祸，“秦制—儒教”政制的平衡被彻底破坏。在汉灵帝时期，社会已经对刘氏继续当天子这件事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天下便已经入夜，直至深夜。
直到汉灵帝一死，他派生出来的宦官和士大夫的矛盾再也压不住的时候，士大夫们杀光了宦官。黎明似乎即将来临，当然，我们知道那是三国时代的黎明了。
秦制——儒教的政体，本来就是有张力的。秦制强化的是皇权的统治和控制，是对资源的暴力支配；儒教强化的是家族和地方的自治，是温和的思想教导。秦制太强，就会损害地方和家族；地方和家族太强，也会形成分离主义。有矛盾才能形成张力，有张力才有辩证性。
因此，儒家经学既是东汉崩坏后迟迟难以统一的内在原因之一，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天下虽然分裂但蕴含着再度统一的文化基础。我们回望古代，会发现所谓精华和糟粕，往往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必须学会去粗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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