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渴望艺术的心情越来越普遍而迫切。每个人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和艺术来一个亲密接触。眼下又到了“金九银十”的艺展旺季，国内多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纷纷推出重磅展览，吸引许多观众前往。比如正在热展的某传统文化大展中，人头攒动的展厅里，几个身穿汉服的小姐姐左顾右盼，却不是在欣赏，而是在展品前优美地舞上一段，等着不远处的镜头美美地捕捉一番，不知情者还误以为是展览方的故意安排，笔者询问了现场的展览方人员，才知这只是普通观众；来到文创区域，又见举止夸张、不停向三脚架上的手机进行语言输出的直播主。
的确，今天在博物馆美术馆和大小艺展中，总能看到一些特别显眼的“观众”，他们有的扛着长枪大炮的专业录影设备，游走在各个展品之间；有的奇装异服，抢占有利地点，自带直播设备，面对镜头手舞足蹈；有的三五成群，身着传统服饰，带着服装道具，在热门展品前不断变换姿势打卡。其他观众，有的好奇驻足观看，但大多数只能默默等待这些人离去后上前观赏展品，有少数观众则因这些人的打扰使自己的观展体验大打折扣而眉头紧锁，无奈摇头。如果这些“显眼包”观众动静再大一点，或态度傲慢一点，一场极富火药味的对话很可能就此展开，甚至产生冲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自媒体崛起，商业旅拍盛行，是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带来许多问题。打破公平原则，挤占他人空间，将公共资源纳为己用，于宏观法规层面是否合理，于微观道德层面是否合适，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现在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多规定和应对办法仍是空白。
商业旅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远的有摄影棚里的艺术照，其中会含部分外景；外滩万国建筑群、公园绿地等风景优美的地方，也常常能看见婚纱、艺术摄影。近的有主题公园、文旅场所的旅拍，时下又流行起博物馆、美术馆的拍摄。曾几何时，经营艺术照拍摄的商家，还要租场地，搭内景，现在几乎完全依赖公共场所，实现“零投入”。不仅以小博大，在场馆里拍摄的照片还能具备浓浓的氛围感、历史感或现代感，深受顾客青睐。在开阔地带拍摄，妨碍他人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场景切换至狭小且人流拥挤的室内时，便会出现资源无法匹配的矛盾——宜家的储物柜因为容易“出片”，聚集大量“打卡”者，引发顾客不满的事还历历在目。并且当这种风潮越刮越盛，规模越来越大时，室外空间都难以容纳，以致许多地方开始禁止类似行为，特别是以商业为目的的拍摄。
2023年4月，北京环球影城宣布禁止未授权的商业拍摄；6月，上海迪士尼在禁止商业拍摄的基础上，又限制了野营车等载具的入园，获得一边倒的强烈支持；6月30日起，故宫博物院也出台了类似规定，禁止进行各类商业性拍摄等非参观游览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7月发布《中国国家博物馆文明参观须知》，其中称，未经批准，禁止进行讲学、表演、采访、商业性拍摄、自媒体直播、录播等非参观活动。今年9月1日开始，洛阳大运河博物馆开始禁止商拍……越来越多的文娱场所开始对直播、网红、旅拍说不。
对于网红打卡的现象，目前国内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在认识和做法上并不十分统一：有些场馆对网红打卡中使用大型设备，以及影响其他观众参观的予以限制。毕竟正常观众对卡着位子不停拍照的行为十分厌恶，对借用美术馆、博物馆、书店，硬拗“有文化”人设的虚伪特别反感。也有一些场馆对这些行为表示了明确的拒绝，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耗费心力打造的空间、展览，被别人“蹭”去达到某些商业目的。而各美术馆、画廊有一个共同的底线：一切从展览需要出发，观众体验是第一位的。
为了让观众能公平地获得展览资源，营造良好的观展环境和体验，更为了文娱场馆、艺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利益维护，作为官方，对于类似行为应该像上述场馆那样予以制止、干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人们能踏入文艺殿堂，主动亲近艺展，是进一步提升公众文化艺术素养的基础和关键。有需求是好事，关键是如何使外界的商业行为内化为馆方的经济资源，将单纯的拗造型观众转化为艺术爱好者。
如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馆方不如干脆打开合作之门。国外的美术馆博物馆对临摹写生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有些甚至十分欢迎。荷兰的梵高美术馆，参观者可以领取画板和纸张，参观时随时画下自己的感受；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展厅入口处会准备一排折叠椅，有需要的人可以搬来坐下画画；而在英国泰特美术馆，馆方会提供纸笔，画画人可以坐在放置于中央的软皮座椅，面对两侧满墙的名画进行速写临摹。在冬宫里时常可以看到年轻人来这里拍婚纱照，更有老师带着一群四五岁的小孩子，带着小画板来博物馆看画，同样在纸上涂涂画画。因此，在国外的艺展里经常能看到正在临摹写生的艺术家，有些排场大的，则需要给场馆报备。当然，相比国内举办特展时大量热情的参观者，国外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确没有这么多人，但他山之石是否能借来一用？例如英国国家美术馆，每月会根据不同的画展举办主题绘画活动，在原作前邀请模特打扮成画中人的样子“情景再现”，报名者可免费参与。当然，馆方会控制客流，画画往往需要排队等候，但秩序良好，观众也能获得更高的体验。
那么我国的艺术场馆，是否也可以开设专场，针对网红打卡等商业行为，把票价抬高，同时设置门槛，完善相关信息，审核资质？更可以进一步细致到对热门打卡展品分时段预约，拍者也能从容有序。脑洞再大一点，在拍摄的同时，由馆方提供专业讲解，既可以让拍照的人接受艺术普及教育，完成从“假喜欢”到“真文青”的身份转变，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岗位，满足各方需求。总之，一刀切的禁止只是短时间内应对方法尚未得以完善的缓兵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如何应对时代抛给艺术管理的课题，是凸显艺术管理者智慧的有益实践。
作者：黄一迁 艺术学博士 上海大学影视美术设计系副主任、副教授
如今，人们渴望艺术的心情越来越普遍而迫切。每个人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和艺术来一个亲密接触。眼下又到了“金九银十”的艺展旺季，国内多地的博物馆、美术馆纷纷推出重磅展览，吸引许多观众前往。比如正在热展的某传统文化大展中，人头攒动的展厅里，几个身穿汉服的小姐姐左顾右盼，却不是在欣赏，而是在展品前优美地舞上一段，等着不远处的镜头美美地捕捉一番，不知情者还误以为是展览方的故意安排，笔者询问了现场的展览方人员，才知这只是普通观众；来到文创区域，又见举止夸张、不停向三脚架上的手机进行语言输出的直播主。
的确，今天在博物馆美术馆和大小艺展中，总能看到一些特别显眼的“观众”，他们有的扛着长枪大炮的专业录影设备，游走在各个展品之间；有的奇装异服，抢占有利地点，自带直播设备，面对镜头手舞足蹈；有的三五成群，身着传统服饰，带着服装道具，在热门展品前不断变换姿势打卡。其他观众，有的好奇驻足观看，但大多数只能默默等待这些人离去后上前观赏展品，有少数观众则因这些人的打扰使自己的观展体验大打折扣而眉头紧锁，无奈摇头。如果这些“显眼包”观众动静再大一点，或态度傲慢一点，一场极富火药味的对话很可能就此展开，甚至产生冲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自媒体崛起，商业旅拍盛行，是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趋势，也带来许多问题。打破公平原则，挤占他人空间，将公共资源纳为己用，于宏观法规层面是否合理，于微观道德层面是否合适，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现在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很多规定和应对办法仍是空白。
商业旅拍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远的有摄影棚里的艺术照，其中会含部分外景；外滩万国建筑群、公园绿地等风景优美的地方，也常常能看见婚纱、艺术摄影。近的有主题公园、文旅场所的旅拍，时下又流行起博物馆、美术馆的拍摄。曾几何时，经营艺术照拍摄的商家，还要租场地，搭内景，现在几乎完全依赖公共场所，实现“零投入”。不仅以小博大，在场馆里拍摄的照片还能具备浓浓的氛围感、历史感或现代感，深受顾客青睐。在开阔地带拍摄，妨碍他人的概率相对较低，但场景切换至狭小且人流拥挤的室内时，便会出现资源无法匹配的矛盾——宜家的储物柜因为容易“出片”，聚集大量“打卡”者，引发顾客不满的事还历历在目。并且当这种风潮越刮越盛，规模越来越大时，室外空间都难以容纳，以致许多地方开始禁止类似行为，特别是以商业为目的的拍摄。
2023年4月，北京环球影城宣布禁止未授权的商业拍摄；6月，上海迪士尼在禁止商业拍摄的基础上，又限制了野营车等载具的入园，获得一边倒的强烈支持；6月30日起，故宫博物院也出台了类似规定，禁止进行各类商业性拍摄等非参观游览活动；中国国家博物馆7月发布《中国国家博物馆文明参观须知》，其中称，未经批准，禁止进行讲学、表演、采访、商业性拍摄、自媒体直播、录播等非参观活动。今年9月1日开始，洛阳大运河博物馆开始禁止商拍……越来越多的文娱场所开始对直播、网红、旅拍说不。
对于网红打卡的现象，目前国内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在认识和做法上并不十分统一：有些场馆对网红打卡中使用大型设备，以及影响其他观众参观的予以限制。毕竟正常观众对卡着位子不停拍照的行为十分厌恶，对借用美术馆、博物馆、书店，硬拗“有文化”人设的虚伪特别反感。也有一些场馆对这些行为表示了明确的拒绝，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耗费心力打造的空间、展览，被别人“蹭”去达到某些商业目的。而各美术馆、画廊有一个共同的底线：一切从展览需要出发，观众体验是第一位的。
为了让观众能公平地获得展览资源，营造良好的观展环境和体验，更为了文娱场馆、艺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商业利益维护，作为官方，对于类似行为应该像上述场馆那样予以制止、干预。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人们能踏入文艺殿堂，主动亲近艺展，是进一步提升公众文化艺术素养的基础和关键。有需求是好事，关键是如何使外界的商业行为内化为馆方的经济资源，将单纯的拗造型观众转化为艺术爱好者。
如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馆方不如干脆打开合作之门。国外的美术馆博物馆对临摹写生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有些甚至十分欢迎。荷兰的梵高美术馆，参观者可以领取画板和纸张，参观时随时画下自己的感受；在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展厅入口处会准备一排折叠椅，有需要的人可以搬来坐下画画；而在英国泰特美术馆，馆方会提供纸笔，画画人可以坐在放置于中央的软皮座椅，面对两侧满墙的名画进行速写临摹。在冬宫里时常可以看到年轻人来这里拍婚纱照，更有老师带着一群四五岁的小孩子，带着小画板来博物馆看画，同样在纸上涂涂画画。因此，在国外的艺展里经常能看到正在临摹写生的艺术家，有些排场大的，则需要给场馆报备。当然，相比国内举办特展时大量热情的参观者，国外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确没有这么多人，但他山之石是否能借来一用？例如英国国家美术馆，每月会根据不同的画展举办主题绘画活动，在原作前邀请模特打扮成画中人的样子“情景再现”，报名者可免费参与。当然，馆方会控制客流，画画往往需要排队等候，但秩序良好，观众也能获得更高的体验。
那么我国的艺术场馆，是否也可以开设专场，针对网红打卡等商业行为，把票价抬高，同时设置门槛，完善相关信息，审核资质？更可以进一步细致到对热门打卡展品分时段预约，拍者也能从容有序。脑洞再大一点，在拍摄的同时，由馆方提供专业讲解，既可以让拍照的人接受艺术普及教育，完成从“假喜欢”到“真文青”的身份转变，又可以提供更多的志愿服务岗位，满足各方需求。总之，一刀切的禁止只是短时间内应对方法尚未得以完善的缓兵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如何应对时代抛给艺术管理的课题，是凸显艺术管理者智慧的有益实践。
作者：黄一迁 艺术学博士 上海大学影视美术设计系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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