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借助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在汉晋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并且在东晋时期出现了“塔”字。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说宝塔：“正言窣堵波（stupa的音译）……塔字，诸书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葛洪为东晋时人，也就是说，在东晋以前没有“塔”字。
“塔”字出现得虽然晚，但作为建筑形式，随着佛教传入就已经产生。从理论上讲，中国早期的塔应该模仿印度，印度本土早期的佛塔为覆钵式的舍利塔，整体形象像一个倒扣的碗。但是，中国最先出现的并不是覆钵式塔，而是与楼阁相结合的楼阁式塔。
楼阁式塔是楼阁上增加了塔刹而形成的。早期明确的形象，如2008年湖北省襄樊市（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一座墓葬出土的佛塔模型。这座模型有两层，通高104厘米，屋顶有7层相轮，塔刹顶端有仰月。
发掘者认为，这座墓葬属于三国时期，考古学家何志国认为“将该墓年代定为东汉中晚期较为妥当”。1986年6月，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编者注）的工作人员在什邡采集到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也有清晰的楼阁式塔的形象。
楼阁和楼阁式塔不同，楼阁式塔必须具备佛塔的标志——塔刹。塔刹的基本形式是覆钵式塔的缩小版，也就是说将印度形体巨大的覆钵式塔，微缩之后放置于中国传统的楼阁顶上，就形成了楼阁式塔。
魏收《魏书·释老志》将塔的出现与佛教的传入联系在一起，“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
魏收未必得见“天竺旧状”，他所描述的塔的情况，很可能是根据之前的中国情况所作的总结。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在首都平城建有五级佛图；天安二年（467年）所建平城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都是描绘的楼阁式塔。
最早提到中国建造佛塔的文献，是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不过那时的塔被称为“浮图祠”：“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这里的“垂铜盘九重”，吸收了西方式样，“重楼”没有指几层，“重楼阁道”可以容纳3000人之多，形式应当近似于甘肃雷台汉墓（此墓因出土“马踏飞燕”而闻名——编者注）所揭示的楼阁式样形象。也就是说，塔这种建筑的主体是中国式的，只是在中国的楼阁上加了一个塔刹。
那么，为什么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覆钵式塔并没有成为流行样式，而是与中国的楼阁相结合呢？
楼阁在汉代图像和实物模型中多有表现。汉代有“仙人好楼居”的说法，《史记·封禅书》记公孙卿对汉武帝说：“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汉武帝令长安作蜚廉桂观，甘泉作益延寿观，使人持节设具而招仙人之属。
这件事情发生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公孙卿是齐地的方士，在此之前，已有不少“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进入宫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后遣齐人“入海求仙人”；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栾大、公孙卿都是齐人，公孙卿的老师申公也是齐人；《汉书·封禅书》记，“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史记·孝武本纪》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可见，秦至西汉的修仙之说盛行于燕齐一带。
为什么齐地会产生“仙人好楼居”的说法？笔者以为这和海市蜃楼的现象有关。海市蜃楼，是一种因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虚像。《史记·天官书》认为：“海旁蜄（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我国古代把蜃景看成是仙境，秦始皇、汉武帝曾率人前往蓬莱寻访仙境，还多次派人去蓬莱寻求灵丹妙药。
为什么叫蜃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说：“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海滨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
这虽然属于迷信，却是古人的坚信。黄海、渤海交汇处的长岛群岛，位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是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域。长岛正处于齐地，“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来自于齐地的方士就不难理解了。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对建筑高度的追求盛行一时，在图像中多有反映。《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一座形制特别的高楼“井干楼”。《史记索隐》引《关中记》：“‘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难以想象，井干楼要耗费多少木材？是否真的达到了五十丈？但是，汉代图像和实物模型中的楼阁是这种风尚的反映，则是没有问题的。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往往比附中国固有的神仙系统而传播。考古学家温玉成将之称为“仙佛模式”。可以说，佛教和佛塔一进入中国，就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而楼阁式塔的出现，是创新的结果。
包容才能创新。
作者： 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借助于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在汉晋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并且在东晋时期出现了“塔”字。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说宝塔：“正言窣堵波（stupa的音译）……塔字，诸书所无。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葛洪为东晋时人，也就是说，在东晋以前没有“塔”字。
“塔”字出现得虽然晚，但作为建筑形式，随着佛教传入就已经产生。从理论上讲，中国早期的塔应该模仿印度，印度本土早期的佛塔为覆钵式的舍利塔，整体形象像一个倒扣的碗。但是，中国最先出现的并不是覆钵式塔，而是与楼阁相结合的楼阁式塔。
楼阁式塔是楼阁上增加了塔刹而形成的。早期明确的形象，如2008年湖北省襄樊市（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一座墓葬出土的佛塔模型。这座模型有两层，通高104厘米，屋顶有7层相轮，塔刹顶端有仰月。
发掘者认为，这座墓葬属于三国时期，考古学家何志国认为“将该墓年代定为东汉中晚期较为妥当”。1986年6月，四川省博物馆（今四川博物院——编者注）的工作人员在什邡采集到的一块汉代画像砖上，也有清晰的楼阁式塔的形象。
楼阁和楼阁式塔不同，楼阁式塔必须具备佛塔的标志——塔刹。塔刹的基本形式是覆钵式塔的缩小版，也就是说将印度形体巨大的覆钵式塔，微缩之后放置于中国传统的楼阁顶上，就形成了楼阁式塔。
魏收《魏书·释老志》将塔的出现与佛教的传入联系在一起，“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
魏收未必得见“天竺旧状”，他所描述的塔的情况，很可能是根据之前的中国情况所作的总结。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在首都平城建有五级佛图；天安二年（467年）所建平城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都是描绘的楼阁式塔。
最早提到中国建造佛塔的文献，是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刘繇传》，不过那时的塔被称为“浮图祠”：“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这里的“垂铜盘九重”，吸收了西方式样，“重楼”没有指几层，“重楼阁道”可以容纳3000人之多，形式应当近似于甘肃雷台汉墓（此墓因出土“马踏飞燕”而闻名——编者注）所揭示的楼阁式样形象。也就是说，塔这种建筑的主体是中国式的，只是在中国的楼阁上加了一个塔刹。
那么，为什么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覆钵式塔并没有成为流行样式，而是与中国的楼阁相结合呢？
楼阁在汉代图像和实物模型中多有表现。汉代有“仙人好楼居”的说法，《史记·封禅书》记公孙卿对汉武帝说：“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汉武帝令长安作蜚廉桂观，甘泉作益延寿观，使人持节设具而招仙人之属。
这件事情发生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公孙卿是齐地的方士，在此之前，已有不少“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进入宫廷。《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东巡至琅琊，后遣齐人“入海求仙人”；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栾大、公孙卿都是齐人，公孙卿的老师申公也是齐人；《汉书·封禅书》记，“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史记·孝武本纪》称，“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可见，秦至西汉的修仙之说盛行于燕齐一带。
为什么齐地会产生“仙人好楼居”的说法？笔者以为这和海市蜃楼的现象有关。海市蜃楼，是一种因光的折射和全反射而形成的虚像。《史记·天官书》认为：“海旁蜄（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我国古代把蜃景看成是仙境，秦始皇、汉武帝曾率人前往蓬莱寻访仙境，还多次派人去蓬莱寻求灵丹妙药。
为什么叫蜃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说：“蜃气楼台之说，出《天官书》，其来远矣。或以蜃为大蛤，月令所谓雉入大海为蜃是也。或以为蛇所化。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海滨之地，未尝见有楼台之状。惟登州海市，世传道之，疑以为蜃气所致。”
这虽然属于迷信，却是古人的坚信。黄海、渤海交汇处的长岛群岛，位于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是中国海市蜃楼出现最频繁的地域。长岛正处于齐地，“仙人好楼居”的说法来自于齐地的方士就不难理解了。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对建筑高度的追求盛行一时，在图像中多有反映。《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一座形制特别的高楼“井干楼”。《史记索隐》引《关中记》：“‘宫北有井干台，高五十丈，积木为楼’。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难以想象，井干楼要耗费多少木材？是否真的达到了五十丈？但是，汉代图像和实物模型中的楼阁是这种风尚的反映，则是没有问题的。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初，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往往比附中国固有的神仙系统而传播。考古学家温玉成将之称为“仙佛模式”。可以说，佛教和佛塔一进入中国，就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而楼阁式塔的出现，是创新的结果。
包容才能创新。
作者： 杭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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