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持续六十年的研究实验
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但并不疯狂。借助不同的书籍，很早我就大致了解到这个故事的内核，却一直找不到完整详实的记述。现在好了，经过数年的等待，我手中这本《驯狐记》将帮我理解这个故事的一切真相，解答我所有的问题。
不过在此之前，尽管有些粗暴，我觉得仍有必要概述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开始于1952年的秋天。这一年，35岁的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打算做一个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对动物驯化的一些想法。然而在当时的苏联，寻求真知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尤其在遗传学领域。因为斯大林和他钦定的首席科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在这个领域里发现了不少“苏维埃的敌人”，并将这些信奉达尔文学说和孟德尔理论的专家予以批判、关押、流放和处决。对别利亚耶夫的研究影响至深的遗传学领军人物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被判处死刑，后来饿死在监狱；另一位名为尼古拉的遗传学家，德米特里的亲哥哥也被杀害，尽管他在家蚕遗传方面有重大的成果。
所以别利亚耶夫必须格外谨慎，以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好在他有另外的身份作为掩护，也有特别的条件来达成目标——他是毛皮动物繁育中央研究实验室的学术领导，负责帮助官方的狐狸和水貂养殖场生产更美更华贵的皮草。尤其是银狐，它们身上泛着银光的黑色皮毛素有“软黄金”之称，在国际市场上能卖出高达2500美元的价格。20世纪30年代，苏联出口的银狐毛皮数量不仅位居世界前列，赚取的外汇也占了这个国家外贸收入的很大比重。因此别利亚耶夫决心利用这一点，让他的驯化实验隐藏在银狐育种的指令之下。
起初，实验在爱沙尼亚的银狐养殖场进行。不久，全面的驯化实验在距离莫斯科3200公里的西伯利亚展开。在那个冬天温度经常徘徊在零下40℃的地方，别利亚耶夫和他的研究团队可以尽量避开李森科的目光，更加自如地从事学术活动。只是大概连别利亚耶夫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发起的这个实验居然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从1950年代一直持续到2010年代，足足六十多年的光阴。
驯化与人类文明史
众所周知，驯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猪、羊、牛、马等驯养动物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更早由狼驯化而来的狗帮助人类熬过了严峻的冰河时期。这就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开篇不谈自然而谈驯化的缘由。可是关于驯化，一直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疑问。譬如，地球上的动物数以万千种，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动物能被人类成功驯化？又譬如，一个物种的驯化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当我们在地底下发现一具曾经生活在冰河时期的貌似狗的动物骨架，我们如何断定它是一只狗，而不是一只长相像狗的狼？事实上考古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分子生物学也未必可以，我们最好能穿越到那个时空，去看看这只动物活生生的行为方式，以此来判断是狼是犬。
很大程度上别利亚耶夫就是要再现由狼驯化为狗的全过程。他可以调用大量的实验动物——狐狸，而狐狸与狼和狗同属犬科，彼此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他认为他可以选择它们、培育它们、观察它们，甚至有一定的概率成功地驯化它们，从而实证地解决不少遗传学的问题。
那么，成功驯化的标准是什么？别利亚耶夫认为，答案是“温顺”。当温顺变成一个动物的基本行为特征，那么这个动物也就多半被驯化了。想一想也的确如此，不管人类需要猫狗猪牛马羊提供何种资源何种助益，首先要让这些动物对人类的攻击性和恐惧感大大降低，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过要把狐狸驯化成温顺如狗的动物难度可想而知。狼是群居动物，天生具有合作和服从的特质，以至于有科学家猜测，它的驯化一开始很可能缘于它和人类之间温和且松散的互利关系，而不是人类有意为之。狐狸就不同了，它们是独居动物，从来不与人类亲近。圈养的银狐更加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然而别利亚耶夫仍然在极少数的银狐身上发现了温顺的特质，并且相信通过持续的拣选和培育，假以时日能够得出可靠的实验结论。
1959年，当驯化实验在西伯利亚全面展开之时，柳德米拉·特鲁特（Lyudmila Trut）已经成为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别利亚耶夫就告诉她，他的目标是把狐狸驯化成狗。同时他也不忘提醒柳德米拉，这个实验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他秉持了一个真正科学家才会有的态度，而柳德米拉展现了科学家的另一面：她准备为这项研究搭上自己的余生。
接下来的实验还算顺利。起初，柳德米拉还需要辗转在散布于西伯利亚的多个银狐养殖场挑选实验对象，共计培育了八代银狐，以别利亚耶夫制定的温顺标准而言，这些狐狸在代与代之间并没有产生多少变化。不过等到实验用的养殖场固定下来，拣选繁育出更多代的狐狸，变化的迹象逐渐多了起来。狐狸们的行为表现得更为安静，其中有几只甚至能够与工作人员相处愉快。到了1962年，那些更温顺的狐狸后代繁育的后代略微多一些，而这恰恰印证了别利亚耶夫的理论：温顺与繁殖正相关。换言之，狐狸的驯化过程真正开始了。
由生物细胞所决定的关键
在启动全面实验的时候，德米特里和柳德米拉制定了一个严格的三级标准来判断狐狸的温顺程度。三级，意味着狐狸躲避或攻击人类；二级，表示狐狸可以为人抚摸，但几无情绪反应；一级狐狸态度友好，会像狗一样摇尾巴，还会呜呜叫唤。但是当他们在1965年于固定养殖场繁育出第六代银狐之时，他们决定在三级标准之上添加一个精英级，因为这时候新生的狐狸幼崽中出现了比一级狐狸更积极与人类互动的行为：除了摇尾巴呜呜叫，它们还会用独特的呜咽声主动寻求人类的关注。照这个标准，第六代中的精英级狐狸幼崽占比不到百分之二，第七代精英级占比约百分之十，到了第八代，在精英级中出现了类似狗的卷尾幼崽。这说明通过高度选择性的繁育，温顺的特性在狐群中传播得非常快。
到了第十代，德米特里和柳德米拉发现，除了他们主动选育的温顺特性，精英级狐狸还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生理变化，例如耷拉的耳朵、额头上白色的星形斑点。而这些变化很早就被达尔文关注过，在他看来它们是驯化动物的普遍特征，他称之为“驯化综合征”。
差不多就从那时候起，国际遗传学界知悉了苏联科学家的这项大型实验。反过来，苏联科学家也了解到了遗传学的最新进展。激素、DNA、基因……各种新发现刺激着也调整着银狐实验的方向、视野和深度，促使科学家坚持研究，并拿出更多的成绩来。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狐狸实验成果最多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驯养狐狸中出现了更多像狗的个体，它们听见有人唤它们的名字就会主动跑过来，个别狐狸甚至可以不用拴绳就跟着主人出外散步。那些最温顺的狐狸在解剖学上也发生了改变，鼻头更短，颅骨更圆，和狗的区别越来越小。
然而驯化实验从1985年起陷入了困境。这一年，别利亚耶夫去世，国家也出现了长期的经济动荡。到后来联邦崩溃，研究经费更是捉襟见肘。1998年，俄罗斯经济跌入谷底，养殖场大量的狐狸病饿而死，工作人员纷纷离职，柳德米拉不得不向海外求助。幸运的是，他们在21世纪初渡过了难关，并把驯化相关的研究继续推进下去。他们详细统计了驯化狐狸的行为特征，提取并比较分析它们的DNA样本，拍摄狐狸与人类互动的诸多视频，还对它们进行了基因测序。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几位科学家提出，一种胚胎发育中过渡性的多功能干细胞——神经嵴细胞是驯化的关键所在。这些细胞会迁移并分化，影响前脑、皮肤、颌骨、耳朵、牙齿、喉头和软骨的发育，从而为驯化狐狸耷拉的耳朵、短缩的鼻头、卷曲的尾巴以及皮肤上的白色星斑提供了解释。
我曾经看过多篇论文都涉及神经嵴细胞的功能。有人认为，人和狗的面部发育都跟神经嵴细胞的基因变异有关。还有人认为，神经嵴细胞是人类语言诞生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我之所以那么关注《驯狐记》里的人和事，就是因为我一直关注人类文明的演进。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出的观点，人类宏大的文明进程必然体现在个体具体而微的身心变化上。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与驯化或自我驯化画上等号。就像《驯狐记》的作者所说，人类就是一种自我驯化的猿，我想狐狸的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从演化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的演化太迅速了，不大像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与驯化联系起来，这样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了。
2016年，83岁的柳德米拉仍然记得她第一次见别利亚耶夫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一句话。那是《小王子》里的狐狸说的：“你必须对你驯养的东西负责。”其实他还说过另一句，驯养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
小小狐狸道出了大大的真理。
一场持续六十年的研究实验
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但并不疯狂。借助不同的书籍，很早我就大致了解到这个故事的内核，却一直找不到完整详实的记述。现在好了，经过数年的等待，我手中这本《驯狐记》将帮我理解这个故事的一切真相，解答我所有的问题。
不过在此之前，尽管有些粗暴，我觉得仍有必要概述一下这个故事。
故事开始于1952年的秋天。这一年，35岁的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利亚耶夫打算做一个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对动物驯化的一些想法。然而在当时的苏联，寻求真知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尤其在遗传学领域。因为斯大林和他钦定的首席科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在这个领域里发现了不少“苏维埃的敌人”，并将这些信奉达尔文学说和孟德尔理论的专家予以批判、关押、流放和处决。对别利亚耶夫的研究影响至深的遗传学领军人物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被判处死刑，后来饿死在监狱；另一位名为尼古拉的遗传学家，德米特里的亲哥哥也被杀害，尽管他在家蚕遗传方面有重大的成果。
所以别利亚耶夫必须格外谨慎，以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好在他有另外的身份作为掩护，也有特别的条件来达成目标——他是毛皮动物繁育中央研究实验室的学术领导，负责帮助官方的狐狸和水貂养殖场生产更美更华贵的皮草。尤其是银狐，它们身上泛着银光的黑色皮毛素有“软黄金”之称，在国际市场上能卖出高达2500美元的价格。20世纪30年代，苏联出口的银狐毛皮数量不仅位居世界前列，赚取的外汇也占了这个国家外贸收入的很大比重。因此别利亚耶夫决心利用这一点，让他的驯化实验隐藏在银狐育种的指令之下。
起初，实验在爱沙尼亚的银狐养殖场进行。不久，全面的驯化实验在距离莫斯科3200公里的西伯利亚展开。在那个冬天温度经常徘徊在零下40℃的地方，别利亚耶夫和他的研究团队可以尽量避开李森科的目光，更加自如地从事学术活动。只是大概连别利亚耶夫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发起的这个实验居然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从1950年代一直持续到2010年代，足足六十多年的光阴。
驯化与人类文明史
众所周知，驯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猪、羊、牛、马等驯养动物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更早由狼驯化而来的狗帮助人类熬过了严峻的冰河时期。这就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开篇不谈自然而谈驯化的缘由。可是关于驯化，一直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疑问。譬如，地球上的动物数以万千种，为什么只有极少数的动物能被人类成功驯化？又譬如，一个物种的驯化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当我们在地底下发现一具曾经生活在冰河时期的貌似狗的动物骨架，我们如何断定它是一只狗，而不是一只长相像狗的狼？事实上考古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分子生物学也未必可以，我们最好能穿越到那个时空，去看看这只动物活生生的行为方式，以此来判断是狼是犬。
很大程度上别利亚耶夫就是要再现由狼驯化为狗的全过程。他可以调用大量的实验动物——狐狸，而狐狸与狼和狗同属犬科，彼此有很近的亲缘关系。他认为他可以选择它们、培育它们、观察它们，甚至有一定的概率成功地驯化它们，从而实证地解决不少遗传学的问题。
那么，成功驯化的标准是什么？别利亚耶夫认为，答案是“温顺”。当温顺变成一个动物的基本行为特征，那么这个动物也就多半被驯化了。想一想也的确如此，不管人类需要猫狗猪牛马羊提供何种资源何种助益，首先要让这些动物对人类的攻击性和恐惧感大大降低，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不过要把狐狸驯化成温顺如狗的动物难度可想而知。狼是群居动物，天生具有合作和服从的特质，以至于有科学家猜测，它的驯化一开始很可能缘于它和人类之间温和且松散的互利关系，而不是人类有意为之。狐狸就不同了，它们是独居动物，从来不与人类亲近。圈养的银狐更加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然而别利亚耶夫仍然在极少数的银狐身上发现了温顺的特质，并且相信通过持续的拣选和培育，假以时日能够得出可靠的实验结论。
1959年，当驯化实验在西伯利亚全面展开之时，柳德米拉·特鲁特（Lyudmila Trut）已经成为该项目的实际负责人。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别利亚耶夫就告诉她，他的目标是把狐狸驯化成狗。同时他也不忘提醒柳德米拉，这个实验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他秉持了一个真正科学家才会有的态度，而柳德米拉展现了科学家的另一面：她准备为这项研究搭上自己的余生。
接下来的实验还算顺利。起初，柳德米拉还需要辗转在散布于西伯利亚的多个银狐养殖场挑选实验对象，共计培育了八代银狐，以别利亚耶夫制定的温顺标准而言，这些狐狸在代与代之间并没有产生多少变化。不过等到实验用的养殖场固定下来，拣选繁育出更多代的狐狸，变化的迹象逐渐多了起来。狐狸们的行为表现得更为安静，其中有几只甚至能够与工作人员相处愉快。到了1962年，那些更温顺的狐狸后代繁育的后代略微多一些，而这恰恰印证了别利亚耶夫的理论：温顺与繁殖正相关。换言之，狐狸的驯化过程真正开始了。
由生物细胞所决定的关键
在启动全面实验的时候，德米特里和柳德米拉制定了一个严格的三级标准来判断狐狸的温顺程度。三级，意味着狐狸躲避或攻击人类；二级，表示狐狸可以为人抚摸，但几无情绪反应；一级狐狸态度友好，会像狗一样摇尾巴，还会呜呜叫唤。但是当他们在1965年于固定养殖场繁育出第六代银狐之时，他们决定在三级标准之上添加一个精英级，因为这时候新生的狐狸幼崽中出现了比一级狐狸更积极与人类互动的行为：除了摇尾巴呜呜叫，它们还会用独特的呜咽声主动寻求人类的关注。照这个标准，第六代中的精英级狐狸幼崽占比不到百分之二，第七代精英级占比约百分之十，到了第八代，在精英级中出现了类似狗的卷尾幼崽。这说明通过高度选择性的繁育，温顺的特性在狐群中传播得非常快。
到了第十代，德米特里和柳德米拉发现，除了他们主动选育的温顺特性，精英级狐狸还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生理变化，例如耷拉的耳朵、额头上白色的星形斑点。而这些变化很早就被达尔文关注过，在他看来它们是驯化动物的普遍特征，他称之为“驯化综合征”。
差不多就从那时候起，国际遗传学界知悉了苏联科学家的这项大型实验。反过来，苏联科学家也了解到了遗传学的最新进展。激素、DNA、基因……各种新发现刺激着也调整着银狐实验的方向、视野和深度，促使科学家坚持研究，并拿出更多的成绩来。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狐狸实验成果最多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驯养狐狸中出现了更多像狗的个体，它们听见有人唤它们的名字就会主动跑过来，个别狐狸甚至可以不用拴绳就跟着主人出外散步。那些最温顺的狐狸在解剖学上也发生了改变，鼻头更短，颅骨更圆，和狗的区别越来越小。
然而驯化实验从1985年起陷入了困境。这一年，别利亚耶夫去世，国家也出现了长期的经济动荡。到后来联邦崩溃，研究经费更是捉襟见肘。1998年，俄罗斯经济跌入谷底，养殖场大量的狐狸病饿而死，工作人员纷纷离职，柳德米拉不得不向海外求助。幸运的是，他们在21世纪初渡过了难关，并把驯化相关的研究继续推进下去。他们详细统计了驯化狐狸的行为特征，提取并比较分析它们的DNA样本，拍摄狐狸与人类互动的诸多视频，还对它们进行了基因测序。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几位科学家提出，一种胚胎发育中过渡性的多功能干细胞——神经嵴细胞是驯化的关键所在。这些细胞会迁移并分化，影响前脑、皮肤、颌骨、耳朵、牙齿、喉头和软骨的发育，从而为驯化狐狸耷拉的耳朵、短缩的鼻头、卷曲的尾巴以及皮肤上的白色星斑提供了解释。
我曾经看过多篇论文都涉及神经嵴细胞的功能。有人认为，人和狗的面部发育都跟神经嵴细胞的基因变异有关。还有人认为，神经嵴细胞是人类语言诞生的关键因素。事实上我之所以那么关注《驯狐记》里的人和事，就是因为我一直关注人类文明的演进。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提出的观点，人类宏大的文明进程必然体现在个体具体而微的身心变化上。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可以与驯化或自我驯化画上等号。就像《驯狐记》的作者所说，人类就是一种自我驯化的猿，我想狐狸的故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从演化的时间尺度来看，人类的演化太迅速了，不大像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与驯化联系起来，这样的事实就不难理解了。
2016年，83岁的柳德米拉仍然记得她第一次见别利亚耶夫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一句话。那是《小王子》里的狐狸说的：“你必须对你驯养的东西负责。”其实他还说过另一句，驯养的意思就是“建立联系”。
小小狐狸道出了大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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