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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京农历十月的印迹

发布时间: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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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十月，天气转冷，渐入冬季。明清时期的北京城，朝廷在这个月要颁历书、拜宗庙，民众要给故去的先人送寒衣。那么，老北京的哪些地方，留存着农历十月的印迹呢？

仰山洼处有将台

《燕京岁时记》载：“仰山洼在安定门外正北十里，有将台一座。每至十月十五日，八旗合操，演九进十连环，前锋、护军统领跑交冲马，已成俗例。大寒之岁，兵丁有冻毙者，故非豪侠少年不能往观也。”这仰山洼在哪儿？说来也巧，它就在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上。而今，属于朝阳区奥体中心的北部。

多年以前，看过一篇介绍“仰山洼”的文章。作者讲道：主山“仰山”形成奥体中心的天然屏障，主湖“奥海”与蜿蜒而下的水系形成“龙形水系”，一派“山环水抱必有气”的格局。再往南，鸟巢、水立方相映生辉。科荟路、北辰西路、林萃路、地下通道和城铁成蟠龙之势连接环绕。

昔日，为着仰山洼一带的山水风景，乾隆帝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鱼跃破渚烟，鹭飞点芦穗。俯仰对空澄，即目惬幽思。”展现在乾隆帝眼前的景象，是源自香山碧云寺附近的清河。清代中叶的清河，可谓是“鱼虾成群，清澈见底”。当它与洼里水乡邂逅，便形成了“荷田绵延、柳苇蔚然”的美景。其实，仰山洼一带的生灵，还不单单是鱼虾白鹭。据说，雍正帝还在这里捕猎了一只豹子（此豹或被散养在当地，或偶然出没于此亦未可知），于是便有了 “豹房”之名。

仰山洼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里曾见证过宋辽以降的不少军事场面。如今的大屯，便是昔日北宋军队囤积粮食辎重的地方。到了元代，朝廷曾在大屯乡的曹八里村建造起黄土夯筑的“边墙”。据说，这段“边墙”，需要每年夏季用苇排包裹起来，以防止雨水的侵蚀。

正是有着这样的原因，清廷才会在此建造将台，操练起九进十连环。所谓的“九进十连环”，实乃清朝军队使用鸟枪开展的一种标准战术。具体说来，就是由多排鸟枪士兵依次开火和装填，形成持续火力的战术。而在操练时放炮，一方面是以助声威，另一方面也是操练中的必备项目。

至于这座将台的具体位置，目前已无法考证。翻阅北京各区的地方志，里面所提到的最出名“将台”，是位于朝阳区的将台乡。此处将台，来自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前燕。据说，前燕景昭帝慕容俊曾筑将台一座，以操练兵马。这将台附近的村子地势低洼，因而被称作将台洼村。

仰山洼所处的村落，形成于清光绪年间，名曰“洼里”。这洼里的地势，确实有些低洼。低洼之地，必然聚水。水聚之地，可产佳稻。由此，洼里村的水稻湛清碧绿，曾作为清廷贡米。多年过后，这片水田还被彭真同志称为“千里水稻第一田”。

好山好水出好田，在这块上风上水的宝地上，安葬过相当一批的清朝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洼里地区东部曾安葬着清道光帝的第四女寿安固伦公主。此地的宅院，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是乡政府所在地。

白塔十月祈福忙

依照《帝京岁时纪胜》的记载：“太液池之阳，有白塔，为永安寺。岁之十月二十五日，自山下燃灯至塔顶，灯光罗列，恍如星斗。诸内侍黄衣喇嘛执经梵呗，吹大法螺，余者左持有柄圆鼓，右执湾槌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更余乃休，以祈福也。”这段内容所记载的，是清顺治九年（1652年）之后的事。

很多来北海公园游览的朋友，或许对永安寺的名字有些陌生。但只要提及北海白塔，想必就是家喻户晓的了。其实，这白塔就在永安寺内。然先有白塔寺，后有永安寺。先有白塔之修，后有庙宇之建。

其实，清王朝定鼎北京之时，朝廷还无暇营建苑囿。至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下旨（或是孝庄太后的意愿），要在明代万岁山顶的广寒殿旧址，兴建藏式白塔一座。在塔下南坡，建筑喇嘛教寺院一处，称“白塔寺”。这万岁山，也因筑有白塔而更名为“白塔山”。

根据史料所示，顺治帝建造白塔的目的，并非为了游幸，而是出于政治考量。按照建塔碑文所载：“有西域喇嘛者，欲以佛教阴赞皇猷，请立塔建寺，寿国佑民。奉（世祖）旨：‘果有益于国家生民，朕何靳此数万金钱为’，故赐（喇嘛）号为‘恼木汗’,建塔于西苑之高阜处。”从这段碑文内容可知，顺治帝立塔建寺，应该与西藏活佛来京朝觐相关。顺治帝曾多次派遣官员前往西藏，也邀请西藏地区的活佛来京。就在等待西藏活佛来京朝觐的日子里，顺治帝下旨于北京城北建造黄寺，以供活佛来京后居住。随后，顺治帝又下旨：在皇宫近旁的西苑北海建造藏式白塔及寺院，以示皇帝崇佛之意。

当白塔建成后，顺治帝再下旨，于白塔下面安置五门信炮与五根旗杆（俗称“五虎杆”）。之所以要安置这些，或因清初立国未稳，加强防范，以应对突发事件。清廷在白塔山安置信炮，以其作为京城制高点防务警报设施。一旦有情况，即放信炮，旗杆上悬黄旗（夜悬灯笼），以此向守护城的八旗军队示警。

康熙、雍正两朝对北海的修葺，还是集中在白塔的维护方面。康熙二十年（1681年）冬，康熙帝打算营建南海瀛台，于是将北海白塔山上的大部分太湖石拆去布置瀛台，以致白塔山黄土露天。

崇文门税关居前列

根据《燕京岁时记》的描述：“十月间，冬笋、银鱼之初到京者，由崇文门监督照例呈进，与三月黄花鱼同。”

明清两代的崇文门税关，曾是全国最大的税关。每年征收的税额，此关居全国各大税关之首。崇文门税关是明弘治六年（1493年）设立的。作为统管北京九门进出货物征收商税的总衙门，其设置于崇文门外大街路东，直至1930年撤销，前后共四百三十七年。

明廷之所以要把税关设在崇文门，是有一定原因的。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因城市范围发生变化，元大都时期的通惠河码头，已由积水潭南迁至内城东南角楼附近的大通桥下。由此，距离大通桥只有咫尺之遥的崇文门便成了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批发商聚集地，这里也成为征收各种商税的最佳场所。到了明嘉靖年间，虽然增修了外城的城墙，以及永定门、广渠门、东便门等七座城门，但大通桥的作用未变，所以崇文门税关也就没动地方。

根据明崇祯二年（1629年）的统计，崇文门税关全年共征收税银八万九千九百二十九两，居全国之首。及至清代，崇文门税关的收入仍居二十余处税关前列。在这里当差被看做是“京城十大优差之一”。崇文门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由皇帝从满族王公、大臣等官员中选派。当年，除了崇文门税关外，最肥者另有“桥、坝、海”之称，也就是卢沟桥、东坝、海甸三处的税关。由于崇文门税关收入颇丰，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他们以“献鲜”为名，于每年农历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黄花鱼，每年农历十月送冬笋和银鱼，成为一种敛财分赃的方式。

百姓初冬品汤羊

除了皇帝、官员，清代的普通民众于农历十月做些什么呢？根据《帝京岁时纪胜笺补》中的说法：“初冬时品汤羊，昔年共三铺出卖，购之可入火锅，别有风味，肉则极嫩……从前，门框胡同南口羊肉铺卖汤羊……正阳门内之月盛斋五香酱羊肉，与东城干面胡同之同盛斋，又安定门大街谢家胡同口外之羊肉床、烧羊肉、酱羊肉均出名，其味则与众不同。十月以后，稻香村等铺，则作封鸡封鱼，九十月间皆有糟蟹，与北方之醉蟹甜咸有别。烧鸭之外，尚有烧鸡，街前叫卖之羊头肉、风干羊鞬子，皆为外省之所无，南方人亦喜食之。”

徜徉于前门外的大栅栏商业区，或许会在不经意间，看到门框胡同的木坊。这条窄小的胡同，就夹在如今廊房二条（原本是廊房头条）至廊房四条（也就是大栅栏）之间。门框胡同曾以小吃闻名，这里汇聚了京城知名的小吃摊，如复顺斋酱牛肉、年糕钱、豌豆黄宛、油酥火烧刘、馅饼陆、年糕杨、豆腐脑白、爆肚冯、羊头马、奶酪魏等。

而作为京城内一家专门经营酱牛羊肉的老字号，月盛斋由马庆瑞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创办，其全称为“月盛斋马家老铺”。这家店铺的老地址，是在正阳门内。如今，它早已迁到了正阳门外的繁华商圈之中。

干面胡同内的同盛斋，如今早已无存。而作为明清时期官员俸禄（粟米）运输的必经之地，由于车马经过时经常会尘土飞扬，所以被附近居民戏称为“下干面”的胡同，进而称作“干面胡同”。

谢家胡同地处安定门内大街西侧，呈东西走向，东起安定门内大街，西至北锣鼓巷。这条胡同于明代被称为“解甲胡同”，源自“明代出兵打仗，自德胜门出，得胜回来进安定门，到此处解甲休息”的说法。后来，不知是谁以谐音将其改成“解家胡同”，令人摸不着头脑。到了清代，又改了个字，叫做“谢家胡同”。至于这里的羊肉床、烧羊肉、酱羊肉等铺面，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