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汉学界权威的魏晋南北朝学者，日本历史学家吉川忠夫有多种享誉学界的学术著作，例如《六朝精神史研究》这种很有些“门槛”的著作；但是他还有一种写作，却是对非专业读者比较友好的，那就是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不久前出版的中译本《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就属于此列。这本初版于1972年的书，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次修订，除了改正几处瑕疵外，还保留着1970年代的味道——那正是日本汉学的一个高峰期。
风和日丽不过是《兰亭序》的表象
不过，不要以为对读者友好意味着对读者的讨好，比如故作惊人之语，暗示自己有独家掌握的“秘辛”之类，它依然是学术著作。但是作者用了一种颇有些禅宗意味的写作方式：他写的仍然是那个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几乎只字未提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成就，但王羲之书法却时刻“在场”：真正至高的艺术是难以用语言诠释的，它就在那里。作者用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尺牍（书信）结构了此书。这样一来，整本书就仿佛传统碑帖的“册页”，那些书法史上的大作一一向我们呈现。当然，对于没接触过书法的读者来说，这些草书是难以辨认的。这时，作者将这些东晋时期的书信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向我们娓娓道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根据这些字面信息，还原出那个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精神风貌，我们发现当事人王羲之被困其中，腾挪不得，道家思想精神成为他的人生出口。这样的王羲之与大众想象大相径庭：我们总将王羲之看作魏晋风度的代言人，他丰神俊朗、坦腹东床、凭虚御风，甚至非常的“古偶”，总之是神仙一般的人儿。
但吉川忠夫的用意并不是要让这个“神仙”接地气，声称要将传奇人物“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书籍多如牛毛，但通常会变成另外一种伪装，或沦为一种猎奇。吉川忠夫的治学则有明显的思想史底色，他所关注的是人物的思想精神。这就让他这些看似平实的文字一下子有了“深厚”的感觉。我们在学习书法时总是被要求“读帖”，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修习者主要读的还是用笔、结构、布局这些书法技艺，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书法传递了作者的重要信息，书法文字的图像与音意本身就是一套符号，等待我们去破译。以大众都很熟悉的《兰亭序》为例，吉川忠夫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的永和九年暮春的风和日丽只不过是《兰亭序》的表象，实际上王羲之在书写的时候心里既有旷达的一面，也充满了悲伤与不安。这种悲伤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同的贵族政治集团（以桓温与殷浩为代表）的斗争，兰亭集会其实是充满危险紧张气氛的，到场的嘉宾并非都为“风雅”而来，王羲之正处在政治争斗的激流之中并无法脱身；另一方面是对死亡的忧虑。王羲之自小体弱多病，他的人生中经历或正在经历各种死亡，甚至包括孙辈的早夭。生死问题才是王羲之操心的根本问题。这种思考渗透在《兰亭序》的字里行间。从被封为书法圣物的《十七帖》来看，这简直就是王羲之的“疼痛文学”。他似乎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肠胃疾病、牙周炎，疼痛时常发作。但这种病理也可看作王羲之政治困顿的表征。作为世家子弟，王羲之并非对政治经济一无所知，甚至相当有见识，只是他深谙卷入政治斗争的危险。永和七年，他稍微能逃离争斗中心，南下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发现这里民生凋敝、积弊深重，王羲之筹划过放粮、禁酒等举措，但现实中遇到极大阻碍未能实施，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陶弘景认为王羲之书法正是在此任期间为最佳——或许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紧压的氛围成就了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书写，这些书写必然浸透着某种紧张的情绪。
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寄情山水之间
王羲之和谢安这一对“王谢”在政治领域经常被拿来比较。人们普遍认为谢安能沉得住气，更具备政治家素质。而王羲之的理想则是成为一个“逸民”。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特别“热爱自然”，即便身体这痛那痛，也不妨碍他游山玩水，甚至要去蜀地游览“秀美山川”（《游目帖》）。我们知道即便使用今天的交通工具，从浙江到四川也并非轻而易举。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寄情山水之间，他有实际的、修道的诉求，当然，道家都把羽化登仙作为终极目标，所以王羲之也不例外地成为一个“药物依赖者”。“吾服食久，犹为劣劣”（《服食帖》）。烧丹炼汞和栽种果树对他而言都有养生的、摆脱肉体衰败进入一种长生的意义。
吉川忠夫说，王羲之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超越时代、打动人心的艺术，正来自于他对于生命充实的追求，这种追求表现为他对道家的接受。实际上东晋时期佛教已经西来，王羲之家族有很多佛教徒，他的好朋友支遁（支道林）更是名僧。他还专程拜访了高僧昙猷。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这又是为何？
吉川忠夫用王羲之对山水自然的赞美进行了解释，分别是《兰亭序》中的“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诗》中的“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山水首先让人感到愉悦，而这种视听的、身体感官的愉悦，是所有愉悦感中最值得享受的一种。而山水中的一草一木，都有“理”的存在。这与佛法完全不同。佛法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的是空性，所有的色法只不过是一种投射、一种显现；也正是因为万法本来是空性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各种色法的显现。但王羲之对色法表现出很大的尊重，尤其是能激发视听感受的“色法”。因为在他的时代，佛弟子为了强调“空”而否定了“色”，其实这落入了一种“单空”。而王羲之珍惜他眼前看到的快乐，“目前的”生命。万物之美在我们面前展开，这美仿佛本身就具有一种意义。寓目理自陈，说的正是一种“理”，亦即造化之理。世间万物就是造化之理的实在表现。因为自然和人一样，是无常的，用草木比喻，它们都会发芽、开花、枯萎，一切都在变化中。但是草木顺应天地而行，持续着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本身就体现了鲜明的生命感。山水正是通过感官体验来切近形而上的“道”。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吉川忠夫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与他的山水爱好、道家思想融为一体，那就是“自然”，书法本是人工，但在与自然无限接近中就与自然融为一体了。到这个境界，艺术不再“道法自然”，它本身就是自然的造化。
作为国际汉学界权威的魏晋南北朝学者，日本历史学家吉川忠夫有多种享誉学界的学术著作，例如《六朝精神史研究》这种很有些“门槛”的著作；但是他还有一种写作，却是对非专业读者比较友好的，那就是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不久前出版的中译本《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就属于此列。这本初版于1972年的书，半个世纪以来经过几次修订，除了改正几处瑕疵外，还保留着1970年代的味道——那正是日本汉学的一个高峰期。
风和日丽不过是《兰亭序》的表象
不过，不要以为对读者友好意味着对读者的讨好，比如故作惊人之语，暗示自己有独家掌握的“秘辛”之类，它依然是学术著作。但是作者用了一种颇有些禅宗意味的写作方式：他写的仍然是那个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几乎只字未提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成就，但王羲之书法却时刻“在场”：真正至高的艺术是难以用语言诠释的，它就在那里。作者用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尺牍（书信）结构了此书。这样一来，整本书就仿佛传统碑帖的“册页”，那些书法史上的大作一一向我们呈现。当然，对于没接触过书法的读者来说，这些草书是难以辨认的。这时，作者将这些东晋时期的书信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向我们娓娓道来。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根据这些字面信息，还原出那个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精神风貌，我们发现当事人王羲之被困其中，腾挪不得，道家思想精神成为他的人生出口。这样的王羲之与大众想象大相径庭：我们总将王羲之看作魏晋风度的代言人，他丰神俊朗、坦腹东床、凭虚御风，甚至非常的“古偶”，总之是神仙一般的人儿。
但吉川忠夫的用意并不是要让这个“神仙”接地气，声称要将传奇人物“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书籍多如牛毛，但通常会变成另外一种伪装，或沦为一种猎奇。吉川忠夫的治学则有明显的思想史底色，他所关注的是人物的思想精神。这就让他这些看似平实的文字一下子有了“深厚”的感觉。我们在学习书法时总是被要求“读帖”，然而遗憾的是，大部分修习者主要读的还是用笔、结构、布局这些书法技艺，而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书法传递了作者的重要信息，书法文字的图像与音意本身就是一套符号，等待我们去破译。以大众都很熟悉的《兰亭序》为例，吉川忠夫告诉我们，我们以为的永和九年暮春的风和日丽只不过是《兰亭序》的表象，实际上王羲之在书写的时候心里既有旷达的一面，也充满了悲伤与不安。这种悲伤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同的贵族政治集团（以桓温与殷浩为代表）的斗争，兰亭集会其实是充满危险紧张气氛的，到场的嘉宾并非都为“风雅”而来，王羲之正处在政治争斗的激流之中并无法脱身；另一方面是对死亡的忧虑。王羲之自小体弱多病，他的人生中经历或正在经历各种死亡，甚至包括孙辈的早夭。生死问题才是王羲之操心的根本问题。这种思考渗透在《兰亭序》的字里行间。从被封为书法圣物的《十七帖》来看，这简直就是王羲之的“疼痛文学”。他似乎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肠胃疾病、牙周炎，疼痛时常发作。但这种病理也可看作王羲之政治困顿的表征。作为世家子弟，王羲之并非对政治经济一无所知，甚至相当有见识，只是他深谙卷入政治斗争的危险。永和七年，他稍微能逃离争斗中心，南下出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发现这里民生凋敝、积弊深重，王羲之筹划过放粮、禁酒等举措，但现实中遇到极大阻碍未能实施，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陶弘景认为王羲之书法正是在此任期间为最佳——或许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紧压的氛围成就了包括《兰亭序》在内的书写，这些书写必然浸透着某种紧张的情绪。
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寄情山水之间
王羲之和谢安这一对“王谢”在政治领域经常被拿来比较。人们普遍认为谢安能沉得住气，更具备政治家素质。而王羲之的理想则是成为一个“逸民”。用今天的话来说，他特别“热爱自然”，即便身体这痛那痛，也不妨碍他游山玩水，甚至要去蜀地游览“秀美山川”（《游目帖》）。我们知道即便使用今天的交通工具，从浙江到四川也并非轻而易举。但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寄情山水之间，他有实际的、修道的诉求，当然，道家都把羽化登仙作为终极目标，所以王羲之也不例外地成为一个“药物依赖者”。“吾服食久，犹为劣劣”（《服食帖》）。烧丹炼汞和栽种果树对他而言都有养生的、摆脱肉体衰败进入一种长生的意义。
吉川忠夫说，王羲之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超越时代、打动人心的艺术，正来自于他对于生命充实的追求，这种追求表现为他对道家的接受。实际上东晋时期佛教已经西来，王羲之家族有很多佛教徒，他的好朋友支遁（支道林）更是名僧。他还专程拜访了高僧昙猷。但是他最终没有选择佛教作为自己的信仰，这又是为何？
吉川忠夫用王羲之对山水自然的赞美进行了解释，分别是《兰亭序》中的“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兰亭诗》中的“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山水首先让人感到愉悦，而这种视听的、身体感官的愉悦，是所有愉悦感中最值得享受的一种。而山水中的一草一木，都有“理”的存在。这与佛法完全不同。佛法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的是空性，所有的色法只不过是一种投射、一种显现；也正是因为万法本来是空性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各种色法的显现。但王羲之对色法表现出很大的尊重，尤其是能激发视听感受的“色法”。因为在他的时代，佛弟子为了强调“空”而否定了“色”，其实这落入了一种“单空”。而王羲之珍惜他眼前看到的快乐，“目前的”生命。万物之美在我们面前展开，这美仿佛本身就具有一种意义。寓目理自陈，说的正是一种“理”，亦即造化之理。世间万物就是造化之理的实在表现。因为自然和人一样，是无常的，用草木比喻，它们都会发芽、开花、枯萎，一切都在变化中。但是草木顺应天地而行，持续着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本身就体现了鲜明的生命感。山水正是通过感官体验来切近形而上的“道”。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吉川忠夫将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与他的山水爱好、道家思想融为一体，那就是“自然”，书法本是人工，但在与自然无限接近中就与自然融为一体了。到这个境界，艺术不再“道法自然”，它本身就是自然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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