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妙玉让宝钗和黛玉到耳房内吃梯己茶，宝玉悄悄地随后跟了来，有这样一段描写：“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䀉’。妙玉斟了一䀉与黛玉。”
这里提到了“点犀䀉”，未言其材质，只称其形制“似钵而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北京第1版、2008年7月北京第3版《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注释称：“点犀䀉（qiáo 桥）——犀牛角做成的饮器。䀉:碗类器皿。《岭表录异》：堕罗犀，犀中最大，其角有重七斤者，云是牯犀。额上有细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为胯具，斑散而浅者即治为杯盘器皿之类。䀉以‘点犀’取名，似借李商隐《无题》诗‘心有灵犀一点通’诗意，极言此䀉之珍贵。一说‘点犀’应作‘杏犀’：一般犀角制成的器皿，不论白天或灯光下，都呈不透明的灰褐色，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对着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黄色，但极罕见。”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学界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点犀䀉”的材质”的材质默认为犀角。实际上，对于“点犀䀉，也不是没有过争议，但争议点不在于是不是犀角，而只在于具体是哪一种犀角。上述红研所校注版《红楼梦》相关注释就颇有代表性，这个注释在先入为主地将“点犀䀉”认定为犀角制品的前提下，汇集了两种观点。长期从事文物工作的沈从文先生曾经对其前一种观点加以辩驳，他提出：“至于明清人做酒器，则中心必须挖空，由于应用要求不同，再不会过问有无白透子。”并结合实践经验，表示：“过我手的实物不下二百种，就没有一件符合通犀情况的。可知酒器事实上不在那线白心！”
至于“杏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沈从文先生撰文明确提出：“‘杏犀’名目殊可疑。因为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200多件天然犀角及犀角器古董实物，据该院长期接触这些藏品的专家介绍：“故宫藏品中的材质既有非洲犀角，又有亚洲犀角……色泽二者在内里基本都是蜂蜜色，亚洲犀角的透明度更好一些。所有的犀牛角一般在根部都是浅色，到了尖部就会变深，亚洲犀是黑褐色，非洲犀黑灰色。犀角杯把玩久色泽会变深。”故宫博物院官网展示了其收藏的大量犀角与犀角制品实物照片，其色泽与上述专家所说一致。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对着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黄色，但极罕见”，应属接触犀角及犀角器较少者的臆测。
既然“点犀”“杏犀”两个名目用到犀角制品尤其是饮器上都十分牵强，那么较为合理的解释就应当是：“点犀䀉”或许并非犀角制品。
“点犀䀉”之所以被普遍默认是犀角制品，只因为其名称中带一个“犀”字。实际上,在古代，名称带“犀”字的器物不光有犀角制品，还有漆器。现在仅存的古代漆器制造与漆工艺专书——明代黄成撰写、杨明逐条加注的《髹饰录》一书中就记录了“犀皮”“剔犀”“攒犀”等名目：“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据王世襄先生考证，“犀皮漆器似唐代已有，至宋而更为流行。”唐袁郊《甘泽谣》提到犀皮枕（见《红线》篇，原文是“枕以文犀”）。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提到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与游家漆铺并列，说明当时已有以制造犀皮为主的漆工作坊。
正如袁荃猷先生在《谈犀皮漆器》一文中所说，犀皮漆器“表面是光滑的，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或作行云流水之纹，或像松树干上的鳞皴，乍看很匀称，细看又富有变化，漫无定律，天然流动，色泽灿烂，非常美观”。
至于“剔犀”工艺，《髹饰录》称：“剔犀，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乌间朱线，或红间黑带，或雕黸等复，或三色更叠。其文皆疏刻剑环、绦环、重圈回文、云钩之类。纯朱者不好。”明曹昭撰《格古要论》：“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为贵，如胶枣色，俗谓之枣儿犀。福州旧仿者，色黄滑地圆花儿者，谓之福犀。”清王士祯《香祖笔记》：“滑地紫犀，元时禾郡西塘杨汇所作。”
剔犀工艺十分繁复，因而制作出来的漆器十分精美、奢华。王世襄先生在《<髹饰录>解说》一书中解释说：“剔犀是用两种或三种色漆（一般都是两种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每一色层都由若干道漆漆成，各层厚薄并不一致）积累起来，至相当的厚度，然后用刀剔刻出云钩、回文等图案花纹。在刀口的断面，可以看见不同的色层。”
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着明代的剔犀盏托、剔犀碗，反映出明清时期剔犀工艺漆器作为奢华的餐饮器具在宫廷中的应用。
关于“攒犀”，《髹饰录》称：“鎗金间犀皮，即攒犀也。其纹宜折枝花、飞禽、蜂蝶及天宝海琛图之类。”杨明注：“其间有磨斑者，有钻斑者。”另据《格古要论》：“鎗金人物景致，用攒攒空闲处，故谓之攒犀。”王世襄先生提出：“据本文及杨注，可以知道鎗金间犀皮有两种做法：（一）以鎗金作花鸟、昆虫等花纹，纹内填金。花纹之外，以犀皮作地子，也就是鎗金与犀皮相结合。这种做法即杨注所谓‘其间有磨斑者’（犀皮斑纹由填漆磨显而成），也可以算是真正的鎗金间犀皮。（二）花纹做法与前相同，漆地则不是真正的犀皮而是用钻钻成密布的小眼，用这种不平的地子来衬托出鎗金花纹来。这种做法因漆地有钻眼，称之为攒犀较为恰当。”
《文物》1979年第3期所载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一文，介绍了武进南宋墓出土的鎗金填朱漆斑纹地山水花卉纹盒。此盒通高11厘米，长15.4厘米，宽8.3厘米。黑漆地，盒面用鎗金勾划出一幅池塘小景。岸柳毵毵，下复塘水，水中有游鱼荇藻菱芰之属。物象之外，密钻细斑，斑内填朱漆后磨平。立墙鎗金缠枝花卉，花叶之内均划刷丝。花纹外空地也钻斑填朱漆。盒盖内有朱书“庚申温州丁字桥巷廨七叔上牢”十三字。王世襄先生认为，此盒虽是钻斑，但钻后填漆磨平，它又不是真正的犀皮地，因而不能说和鎗金间犀皮完全相同，这可能是鎗金间犀皮未定型前的一种做法。
此外，《髹饰录》还提到“款彩间犀皮”，即“似攒犀而其纹款彩者。”杨注：“今谓之款纹攒犀。”王世襄先生解释：“即用款彩作花纹，花纹之间的漆地，用钻钻成密布的小眼。”
由所引有关文献可以看出，“鎗金间犀皮”“攒犀”“款彩间犀皮”这类漆工艺均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在犀皮漆面上有许多密布的小眼，这些小眼亦可谓之“点”。《红楼梦》里所谓“点犀”，或许就是曹雪芹根据这一特征而给这一类漆器所取的别名。
明清之际，犀牛在中国早已绝迹，犀角需要从海外进口，价格极其昂贵，故而犀角器的珍贵在于其材料之难得。在《红楼梦》相关情节里，妙玉请贾府诸人吃茶，使用的“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乃至“瓟斝”，分别是漆器、瓷器与匏器，材质并不难得，其之所以珍贵，在于制作工艺的高超与制作过程的复杂，导致存世精品极少。从妙玉的为人来看，既然给薛宝钗使用的“瓟斝”系材质寻常的匏器，那么给林黛玉使用的“点犀䀉”应该也不会是材质珍奇罕见的犀角器。用“攒犀”漆器来解释“点犀䀉”，恐怕倒是更符合妙玉的人设与当时的场景。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妙玉让宝钗和黛玉到耳房内吃梯己茶，宝玉悄悄地随后跟了来，有这样一段描写：“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䀉’。妙玉斟了一䀉与黛玉。”
这里提到了“点犀䀉”，未言其材质，只称其形制“似钵而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北京第1版、2008年7月北京第3版《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注释称：“点犀䀉（qiáo 桥）——犀牛角做成的饮器。䀉:碗类器皿。《岭表录异》：堕罗犀，犀中最大，其角有重七斤者，云是牯犀。额上有细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为胯具，斑散而浅者即治为杯盘器皿之类。䀉以‘点犀’取名，似借李商隐《无题》诗‘心有灵犀一点通’诗意，极言此䀉之珍贵。一说‘点犀’应作‘杏犀’：一般犀角制成的器皿，不论白天或灯光下，都呈不透明的灰褐色，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对着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黄色，但极罕见。”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学界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点犀䀉”的材质”的材质默认为犀角。实际上，对于“点犀䀉，也不是没有过争议，但争议点不在于是不是犀角，而只在于具体是哪一种犀角。上述红研所校注版《红楼梦》相关注释就颇有代表性，这个注释在先入为主地将“点犀䀉”认定为犀角制品的前提下，汇集了两种观点。长期从事文物工作的沈从文先生曾经对其前一种观点加以辩驳，他提出：“至于明清人做酒器，则中心必须挖空，由于应用要求不同，再不会过问有无白透子。”并结合实践经验，表示：“过我手的实物不下二百种，就没有一件符合通犀情况的。可知酒器事实上不在那线白心！”
至于“杏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沈从文先生撰文明确提出：“‘杏犀’名目殊可疑。因为就我所知，谈犀角事诸书，实均无此名色。”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200多件天然犀角及犀角器古董实物，据该院长期接触这些藏品的专家介绍：“故宫藏品中的材质既有非洲犀角，又有亚洲犀角……色泽二者在内里基本都是蜂蜜色，亚洲犀角的透明度更好一些。所有的犀牛角一般在根部都是浅色，到了尖部就会变深，亚洲犀是黑褐色，非洲犀黑灰色。犀角杯把玩久色泽会变深。”故宫博物院官网展示了其收藏的大量犀角与犀角制品实物照片，其色泽与上述专家所说一致。由此不难看出，所谓“只有上好的犀角制成的器皿，对着光看，呈半透明的杏黄色，但极罕见”，应属接触犀角及犀角器较少者的臆测。
既然“点犀”“杏犀”两个名目用到犀角制品尤其是饮器上都十分牵强，那么较为合理的解释就应当是：“点犀䀉”或许并非犀角制品。
“点犀䀉”之所以被普遍默认是犀角制品，只因为其名称中带一个“犀”字。实际上,在古代，名称带“犀”字的器物不光有犀角制品，还有漆器。现在仅存的古代漆器制造与漆工艺专书——明代黄成撰写、杨明逐条加注的《髹饰录》一书中就记录了“犀皮”“剔犀”“攒犀”等名目：“犀皮，或作西皮，或犀毗。文有片云、圆花、松鳞诸斑。近有红面者，以光滑为美。”据王世襄先生考证，“犀皮漆器似唐代已有，至宋而更为流行。”唐袁郊《甘泽谣》提到犀皮枕（见《红线》篇，原文是“枕以文犀”）。宋吴自牧《梦粱录》中提到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与游家漆铺并列，说明当时已有以制造犀皮为主的漆工作坊。
正如袁荃猷先生在《谈犀皮漆器》一文中所说，犀皮漆器“表面是光滑的，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或作行云流水之纹，或像松树干上的鳞皴，乍看很匀称，细看又富有变化，漫无定律，天然流动，色泽灿烂，非常美观”。
至于“剔犀”工艺，《髹饰录》称：“剔犀，有朱面，有黑面，有透明紫面。或乌间朱线，或红间黑带，或雕黸等复，或三色更叠。其文皆疏刻剑环、绦环、重圈回文、云钩之类。纯朱者不好。”明曹昭撰《格古要论》：“古剔犀器皿，以滑地紫犀为贵，如胶枣色，俗谓之枣儿犀。福州旧仿者，色黄滑地圆花儿者，谓之福犀。”清王士祯《香祖笔记》：“滑地紫犀，元时禾郡西塘杨汇所作。”
剔犀工艺十分繁复，因而制作出来的漆器十分精美、奢华。王世襄先生在《<髹饰录>解说》一书中解释说：“剔犀是用两种或三种色漆（一般都是两种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每一色层都由若干道漆漆成，各层厚薄并不一致）积累起来，至相当的厚度，然后用刀剔刻出云钩、回文等图案花纹。在刀口的断面，可以看见不同的色层。”
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着明代的剔犀盏托、剔犀碗，反映出明清时期剔犀工艺漆器作为奢华的餐饮器具在宫廷中的应用。
关于“攒犀”，《髹饰录》称：“鎗金间犀皮，即攒犀也。其纹宜折枝花、飞禽、蜂蝶及天宝海琛图之类。”杨明注：“其间有磨斑者，有钻斑者。”另据《格古要论》：“鎗金人物景致，用攒攒空闲处，故谓之攒犀。”王世襄先生提出：“据本文及杨注，可以知道鎗金间犀皮有两种做法：（一）以鎗金作花鸟、昆虫等花纹，纹内填金。花纹之外，以犀皮作地子，也就是鎗金与犀皮相结合。这种做法即杨注所谓‘其间有磨斑者’（犀皮斑纹由填漆磨显而成），也可以算是真正的鎗金间犀皮。（二）花纹做法与前相同，漆地则不是真正的犀皮而是用钻钻成密布的小眼，用这种不平的地子来衬托出鎗金花纹来。这种做法因漆地有钻眼，称之为攒犀较为恰当。”
《文物》1979年第3期所载陈晶《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一文，介绍了武进南宋墓出土的鎗金填朱漆斑纹地山水花卉纹盒。此盒通高11厘米，长15.4厘米，宽8.3厘米。黑漆地，盒面用鎗金勾划出一幅池塘小景。岸柳毵毵，下复塘水，水中有游鱼荇藻菱芰之属。物象之外，密钻细斑，斑内填朱漆后磨平。立墙鎗金缠枝花卉，花叶之内均划刷丝。花纹外空地也钻斑填朱漆。盒盖内有朱书“庚申温州丁字桥巷廨七叔上牢”十三字。王世襄先生认为，此盒虽是钻斑，但钻后填漆磨平，它又不是真正的犀皮地，因而不能说和鎗金间犀皮完全相同，这可能是鎗金间犀皮未定型前的一种做法。
此外，《髹饰录》还提到“款彩间犀皮”，即“似攒犀而其纹款彩者。”杨注：“今谓之款纹攒犀。”王世襄先生解释：“即用款彩作花纹，花纹之间的漆地，用钻钻成密布的小眼。”
由所引有关文献可以看出，“鎗金间犀皮”“攒犀”“款彩间犀皮”这类漆工艺均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在犀皮漆面上有许多密布的小眼，这些小眼亦可谓之“点”。《红楼梦》里所谓“点犀”，或许就是曹雪芹根据这一特征而给这一类漆器所取的别名。
明清之际，犀牛在中国早已绝迹，犀角需要从海外进口，价格极其昂贵，故而犀角器的珍贵在于其材料之难得。在《红楼梦》相关情节里，妙玉请贾府诸人吃茶，使用的“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成窑五彩小盖钟”“官窑脱胎填白盖碗”乃至“瓟斝”，分别是漆器、瓷器与匏器，材质并不难得，其之所以珍贵，在于制作工艺的高超与制作过程的复杂，导致存世精品极少。从妙玉的为人来看，既然给薛宝钗使用的“瓟斝”系材质寻常的匏器，那么给林黛玉使用的“点犀䀉”应该也不会是材质珍奇罕见的犀角器。用“攒犀”漆器来解释“点犀䀉”，恐怕倒是更符合妙玉的人设与当时的场景。
本文链接：红楼茶器话“点犀”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246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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