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建筑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身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祝勇，近些年来专注深耕故宫文化题材，从文学的角度展开别开生面的文化、艺术阐述，已创作、出版数十部故宫系列著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
2025年1月，祝勇的故宫题材新作——《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月12日晚，祝勇携两本新书亮相读书博主赵健的直播间，分享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祝勇对故宫的书写，已呈现出“微观故宫”的独特风格：不拘泥于学术格式，也不局限于简单的文物介绍，以故宫的文物为起点，将其背后的历史细节、人物命运和时代风貌娓娓道来，带读者回到这些物质遗存诞生的历史现场，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景观，讲述了关键人物的命运与个性。在最新出版的这两部著作中，宋徽宗、宋高宗、岳飞、张择端、王安石，以及《清明上河图》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经由作者的叙述，其命运沉浮、历史况味、复杂纠葛、人生百态等，如在眼前，构成一个立体的宋代世界。
《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两本书各自独立，又巧妙交织。在寻找宋徽宗的故事里，画师张择端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在解密《清明上河图》时，那位艺术天才皇帝又退居幕后，成为《清明上河图》流转过程中的背景。两条看似平行的叙事线索，最终编织出一幅完整的宋代文化图景。
思考角度新颖独到 聚焦宋徽宗的艺术世界
赵佶，这位被后人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朝皇帝，是《在故宫寻找宋徽宗》的主角。宋徽宗在位初期政治清明，后期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国亡被俘，终年54岁。他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
不过，祝勇并未将这本书写成以宋徽宗为主角的历史人物传记，而是着重聚焦于宋徽宗的艺术世界：透过仔细分析故宫收藏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雪江归棹图》《闰中秋月诗帖》《夏日诗帖》等传世名作，走进宋徽宗的内心深处。在这些画中，各色珍禽异兽，“纷纷从皇家禁苑里的奇石草木间，飞进宋徽宗的画页纸端，定格成永远的风景”。而这些珍禽异兽、奇花异石，究竟是祥瑞的象征，还是奢靡的体现？宋徽宗的艺术，究竟是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还是他进行政治隐喻的工具？这些都是祝勇的思考角度，新颖独到。
艺术与人生紧密相连 破译宋徽宗的生命密码
通过解读故宫收藏的赵氏传世名作，祝勇发现，宋徽宗的创作充满了“包装”的动机。他通过《雪江归棹图》来宣示天下归于一统（“棹”音同“赵”），通过《听琴图》来塑造自己道德高尚、品行纯洁的风雅文人形象，通过《文会图》来标榜朝廷人才云集的成就，又通过《瑞鹤图》《祥龙石图》来描绘祥瑞和顺的图景。山水、人物、花鸟，诸种绘画形式，都被他赋予了鲜明的隐喻功能，共同构建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也构建出理想化的王朝形象。
祝勇认为，宋徽宗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一位艺术大师。宫殿与园林、现实与虚幻、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世界在宋徽宗的内心里始终在纠缠、撞击、搏斗，使他处于严重的人格分裂之中。他在山水、园林、纸页上得到的舒畅自由，后来在人生中完全失去了。或者说，正是他前期的自由，为后期的不自由埋下了伏笔。
在《在故宫寻找宋徽宗》一书中，祝勇指出，宋徽宗的艺术生涯与他的命运起伏紧密相连：没有他好大喜功的性格、对祥瑞的痴迷，就不会有《瑞鹤图》《祥龙石图》《雪江归棹图》这些旷世之作；没有他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就不会有艮岳奇石和那些精美的花鸟画；没有“北狩”的经历，也不会有他晚年凄美婉约的诗词。这位54岁便客死他乡的帝王，最终还是未能用艺术挽救自己的王朝，他的幸与不幸，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成了他艺术世界的一部分。
解读《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
如果说《在故宫寻找宋徽宗》是对一位皇帝人生密码的探寻，那么《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则是对一幅传世名画的深度解读。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属国宝级文物，历次展出皆引发“万人空巷”盛况。然而，关于这幅名画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争议，如：《清明上河图》卷所绘，是否就是汴京清明时节的景象，画面所表现的究竟是“春景”还是“秋景”？而画面中导致学者产生相异看法的细节矛盾之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祝勇试图破解这幅画卷背后隐藏着的无数谜团：它描绘的究竟是哪个季节？创作于哪个时代？又为何成为千古名作？画中的舟楫往来、商贩云集，究竟是盛世的繁华，还是危机的前兆……跟随张择端的笔触，深入汴京大街小巷畅游一番之后，祝勇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这幅画并非仅仅描绘“清明时节”，而是融合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象。祝勇通过对画卷细节的分析，结合古代中国的“循环时间观”，将《清明上河图》解读为一卷含纳了冬、春、夏三季的景象，并依此推断缺失的部分，当为秋景。祝勇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含纳了春夏秋冬四时（古人不说‘四季’，只说‘四时’）的画卷，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假若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闭环，像一圈完整的年轮，让汴京城的春夏秋冬运转轮回。”
关于此图的绘制时间，祝勇也提出了看法。根据宋徽宗在画上所题的“清明上河图”五字，以及加盖的印章，学界通常认定它绘制于宋徽宗时期。但祝勇认为，《清明上河图》的风格与宋徽宗的喜好不符，作者更不大可能以它来进呈给皇帝。从绘画的风格与时代背景来看，它大概率是产生于宋神宗年代并进入内府，同时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把它赏赐给了对自己登上皇位有恩的向氏家族，从而由内府流入民间，这才开启了这幅旷世之作在人间的传奇旅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祝勇发挥他散文家的优势，解析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种种谜团，文笔优美流畅，可读性很强。在第九章，祝勇写道，“与静谧的乡村形成对比，画家向观者展示了一座盛大、永恒之城，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的乌托邦，恰似孟元老在北宋灭亡后对昔日皇都的追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天下太平的时光太久了，到处都是一片繁华的盛景；你看那还未束发的儿童，皆忙于学鼓练舞；你看那白发的老人，早已不认识打仗的武器。……《清明上河图》本身就是一条大河，河道宽广，水浪翻卷，层层推动，奔腾不息，拥有着容纳社会、历史内容的丰沛容量，因此专家们在面对这幅画卷的时候，要动用政治史、军事史、美术史、城市史、建筑史、桥梁史、船舶史、漕运史、经济史、气候史、医药卫生史等知识武器，火力交叉，协同作战，才有可能读懂。《清明上河图》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文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不是一个人的事，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就像我们面对《红楼梦》时一样。”
《故宫建筑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身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祝勇，近些年来专注深耕故宫文化题材，从文学的角度展开别开生面的文化、艺术阐述，已创作、出版数十部故宫系列著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
2025年1月，祝勇的故宫题材新作——《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月12日晚，祝勇携两本新书亮相读书博主赵健的直播间，分享他创作的心路历程。
祝勇对故宫的书写，已呈现出“微观故宫”的独特风格：不拘泥于学术格式，也不局限于简单的文物介绍，以故宫的文物为起点，将其背后的历史细节、人物命运和时代风貌娓娓道来，带读者回到这些物质遗存诞生的历史现场，描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景观，讲述了关键人物的命运与个性。在最新出版的这两部著作中，宋徽宗、宋高宗、岳飞、张择端、王安石，以及《清明上河图》里形形色色的人物经由作者的叙述，其命运沉浮、历史况味、复杂纠葛、人生百态等，如在眼前，构成一个立体的宋代世界。
《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两本书各自独立，又巧妙交织。在寻找宋徽宗的故事里，画师张择端是个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在解密《清明上河图》时，那位艺术天才皇帝又退居幕后，成为《清明上河图》流转过程中的背景。两条看似平行的叙事线索，最终编织出一幅完整的宋代文化图景。
思考角度新颖独到 聚焦宋徽宗的艺术世界
赵佶，这位被后人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宋朝皇帝，是《在故宫寻找宋徽宗》的主角。宋徽宗在位初期政治清明，后期政治情形一落千丈，国亡被俘，终年54岁。他热爱画花鸟画，自成“院体”，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天才与全才。
不过，祝勇并未将这本书写成以宋徽宗为主角的历史人物传记，而是着重聚焦于宋徽宗的艺术世界：透过仔细分析故宫收藏的《听琴图》《芙蓉锦鸡图》《祥龙石图》《雪江归棹图》《闰中秋月诗帖》《夏日诗帖》等传世名作，走进宋徽宗的内心深处。在这些画中，各色珍禽异兽，“纷纷从皇家禁苑里的奇石草木间，飞进宋徽宗的画页纸端，定格成永远的风景”。而这些珍禽异兽、奇花异石，究竟是祥瑞的象征，还是奢靡的体现？宋徽宗的艺术，究竟是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还是他进行政治隐喻的工具？这些都是祝勇的思考角度，新颖独到。
艺术与人生紧密相连 破译宋徽宗的生命密码
通过解读故宫收藏的赵氏传世名作，祝勇发现，宋徽宗的创作充满了“包装”的动机。他通过《雪江归棹图》来宣示天下归于一统（“棹”音同“赵”），通过《听琴图》来塑造自己道德高尚、品行纯洁的风雅文人形象，通过《文会图》来标榜朝廷人才云集的成就，又通过《瑞鹤图》《祥龙石图》来描绘祥瑞和顺的图景。山水、人物、花鸟，诸种绘画形式，都被他赋予了鲜明的隐喻功能，共同构建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也构建出理想化的王朝形象。
祝勇认为，宋徽宗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一位艺术大师。宫殿与园林、现实与虚幻、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世界在宋徽宗的内心里始终在纠缠、撞击、搏斗，使他处于严重的人格分裂之中。他在山水、园林、纸页上得到的舒畅自由，后来在人生中完全失去了。或者说，正是他前期的自由，为后期的不自由埋下了伏笔。
在《在故宫寻找宋徽宗》一书中，祝勇指出，宋徽宗的艺术生涯与他的命运起伏紧密相连：没有他好大喜功的性格、对祥瑞的痴迷，就不会有《瑞鹤图》《祥龙石图》《雪江归棹图》这些旷世之作；没有他对奢靡生活的追求，就不会有艮岳奇石和那些精美的花鸟画；没有“北狩”的经历，也不会有他晚年凄美婉约的诗词。这位54岁便客死他乡的帝王，最终还是未能用艺术挽救自己的王朝，他的幸与不幸，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也都成了他艺术世界的一部分。
解读《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
如果说《在故宫寻找宋徽宗》是对一位皇帝人生密码的探寻，那么《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则是对一幅传世名画的深度解读。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作《清明上河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属国宝级文物，历次展出皆引发“万人空巷”盛况。然而，关于这幅名画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存在争议，如：《清明上河图》卷所绘，是否就是汴京清明时节的景象，画面所表现的究竟是“春景”还是“秋景”？而画面中导致学者产生相异看法的细节矛盾之处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祝勇试图破解这幅画卷背后隐藏着的无数谜团：它描绘的究竟是哪个季节？创作于哪个时代？又为何成为千古名作？画中的舟楫往来、商贩云集，究竟是盛世的繁华，还是危机的前兆……跟随张择端的笔触，深入汴京大街小巷畅游一番之后，祝勇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这幅画并非仅仅描绘“清明时节”，而是融合了春夏秋冬四时的景象。祝勇通过对画卷细节的分析，结合古代中国的“循环时间观”，将《清明上河图》解读为一卷含纳了冬、春、夏三季的景象，并依此推断缺失的部分，当为秋景。祝勇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部含纳了春夏秋冬四时（古人不说‘四季’，只说‘四时’）的画卷，有如《诗经》里的《七月》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伴随着时令季节的推进，排布出人世间的沧桑与繁华。”“假若我们把《清明上河图》卷首和（已消失的）卷尾连接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闭环，像一圈完整的年轮，让汴京城的春夏秋冬运转轮回。”
关于此图的绘制时间，祝勇也提出了看法。根据宋徽宗在画上所题的“清明上河图”五字，以及加盖的印章，学界通常认定它绘制于宋徽宗时期。但祝勇认为，《清明上河图》的风格与宋徽宗的喜好不符，作者更不大可能以它来进呈给皇帝。从绘画的风格与时代背景来看，它大概率是产生于宋神宗年代并进入内府，同时与王安石变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把它赏赐给了对自己登上皇位有恩的向氏家族，从而由内府流入民间，这才开启了这幅旷世之作在人间的传奇旅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祝勇发挥他散文家的优势，解析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种种谜团，文笔优美流畅，可读性很强。在第九章，祝勇写道，“与静谧的乡村形成对比，画家向观者展示了一座盛大、永恒之城，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的乌托邦，恰似孟元老在北宋灭亡后对昔日皇都的追述：‘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天下太平的时光太久了，到处都是一片繁华的盛景；你看那还未束发的儿童，皆忙于学鼓练舞；你看那白发的老人，早已不认识打仗的武器。……《清明上河图》本身就是一条大河，河道宽广，水浪翻卷，层层推动，奔腾不息，拥有着容纳社会、历史内容的丰沛容量，因此专家们在面对这幅画卷的时候，要动用政治史、军事史、美术史、城市史、建筑史、桥梁史、船舶史、漕运史、经济史、气候史、医药卫生史等知识武器，火力交叉，协同作战，才有可能读懂。《清明上河图》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文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不是一个人的事，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就像我们面对《红楼梦》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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