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个女孩一样运动”意味着什么？
回看女性历史，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长久以来，在女性与运动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强烈而扭曲的观念：一端是“运动不适合女性”，而另一端则是女性参与运动意味着对完美身材的追求。公共空间鲜少有真正的讨论关注女性在运动中的真实感受。自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来，女性运动又受到国家与国民关系的捆绑，始终未能将女性运动真正带回女性的生活世界。
自1995年以来，台湾学者游鉴明持续关注近代中国的女子体育史。她前后花了14年时间详细梳理近代江南地区女子体育的史料，写成《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以下简称《运动场内外》）等书。她既关注女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也关心她们离场后的活动；同时，研究的视角也触及那些没有进入运动场的人，他们又是如何通过种种方式干预着女性运动的具体走向。在学术的象牙塔之外，从事十余年体育史研究的游鉴明却“这辈子没上过一次体育课”，她几乎一直是运动的观众，但仍然着迷于生命中那些“难得的运动体验”，也更深地看到了运动中女性突显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是如今妇女史研究中不应被忽视的视角。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变革，运动场是一个特别的空间，在那里常常激发出的是源自身体本能的力量。在游鉴明的印象中，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女性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气质，她们一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活动，就不会放弃进入核心。她们争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也是教育、政治和职业的空间。与此同时，运动场这一特殊空间也对传统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更直观的冲击，女性不完全是被观看、被建构的客体，女性内部也存在着隐秘的“规训”。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如今更广阔的女性议题提供镜鉴。
近日，《运动场内外》简体版正式出版。借此机会，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身在台湾的游鉴明。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新看待女性运动，它不只关乎身体，更是去竞争、去争取、走出屋子去创造一些崭新的东西。“最好的妇女史不只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女人。”
以下是记者和游鉴明的采访整理。
研究体育史14年，“没上过一次体育课”
新京报：你在序言中提到，尽管致力于运动史研究多年，但自己“这辈子从没有上过一次体育课”。在进入正式采访之前，可否先请你谈谈与运动相关的私人故事？
游鉴明：我三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双脚与左手都无法正常使用，更遑论运动。小时候，父亲为了让我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参加学校的年度盛事，曾背着我到学校看运动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运动。父亲还曾带着全家去海边游泳，当时我只是浸泡双脚。运动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事，但近年来倒是有一些运动经验。有一年去台东会见老同事，她带我去红叶温泉区游览，并鼓励我在露天泳池做“SPA”（水疗），于是我第一次穿上泳衣，被抱进泳池原地泡水。
2012年底，我因车祸，双脚严重受伤，手术之后，我接受复健科医师建议在振兴医院做水疗，该院的水疗早年就是帮助小儿麻痹症儿童做肌肉复健，训练出一群游泳健将，他们还参加残奥运比赛。在水疗过程中，我虽然无法用双臂游泳，但我能借着水的力量在水中行走，这真的是很难得的运动经验。
我最难忘的是，在“国中”教书时，校长指定我担任运动会的播报员，对完全没有上过体育课的我来说，这是不小的挑战。因为运动会是全校师生的活动，每个老师都被安排工作，我也不能豁免，于是我硬着头皮接下这份“特殊”的任务。这次播报的经验不但让我弄懂了什么是田赛，什么是径赛，也体验到运动会场上的形形色色，更没料到当时对运动会的观察，竟成为我铺陈这本书的部分主轴。
新京报：是在怎样的契机下，你开始进入运动史研究这个领域？或者说想写这样一本书？
游鉴明：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来自两段谈话。有次和母亲闲聊她早年的读书情形，她居然告诉我，在杭州市女中念书时，她打过乒乓球，当时我有点讶异，很难把贤淑柔弱的母亲和拿着球拍跑跳的少女联想在一起。
又有一回，历史学家张玉法指导我论文时突然提到，台湾的女运动选手曾在1948年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并问我是否了解这段历史。坦白说，我的硕士论文只处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体育活动，对二战后的体育或中国女学生的体育，我的了解是一片空白。1995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决定把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列为我下一阶段的研究，也因此展开长达14年的书写过程。
新京报：《运动场内外》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1895-1937年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女子体育运动。为什么是这段时间以及这个地区？你也在导言中提到，“到了近代，中国女性的运动出现了很多大的变化”，可否展开谈谈这些变化出现背后的历史背景？
游鉴明：江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等。选择江南地区，一方面是，近代女子学校多半集中在江南地区，女子体育又出自学校，这个地区学校的女子体育正可作为了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指标；同时，专门训练女子体育人才的学校，自清末到1936年，约计有15所，其中有11个科系和学校设在江南地区。
另一方面则是，首次有女子表演项目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是以地区为代表单位，江南地区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之后的三届“全运会”以省、市为单位，运动会的地点却先后选在杭州、南京和上海。而江南地区发起的学校联合运动会早在清末就开始，到民国时期更不可胜数，以江苏省为例，1914到1931年间，曾在江苏重要城市轮流举行10次的中等学校运动会，第一次运动会便有女学生的体操表演。在各类型运动中，球类比赛最是频繁， 当时球赛活动到处可见，上海的球赛更居全国之冠。除此之外，国际性的运动会也集中在上海，例如，由中国、日本、菲律宾轮流主办的十届“远东运动会”，有三届是在上海召开。因此，审视江南地区的女子体育，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发展的梗概。
从1895年到1937年间，随着时代思潮和政治环境的变迁，鼓励女性运动的舆论相当多元，从19世纪末到1937年，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政局中，连绵不断的战争长期激荡着中国人的生活，为恢复国势、振作民心，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标签被贴在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体育”这个来自西方的身体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尤其紧密，于是产生强国保种和体育救国的女子体育观，“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强种”的概念，呼吁民众以强健的身体挽救中国。
然而，清末以降，中国的思想文化始终朝多元方向发展，当情欲观念不时涌现、在女体物化现象相当普遍的都会地区，国族论述不是唯一的论述。20世纪20、30年代，来自西方的“健康美”（Health Beauty）观念，传入中国之后，经由媒体不断宣传，很快地走入女性的生活世界，这个对女性有较大吸引力的时髦名词，很快被论者用来鼓励女性运动，倡导女子体育的言论处在“体育救国”和“健康美”之间，并不以八股的国族论述为唯一观点。由于“健康美”主要在挑战“病态美”和“人工美”，也和强国保种的言论并行不悖，连女性也强调自己身体具有救国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唱两性权利平等的时代，有人把“体育救国”或“健康美”当作为提升女性权利的筹码，虽然这不是倡导女子体育的主轴，却反映时代意义。
以运动场透视近代女性处境：“喊得喧天价响，实际阻力重重”
新京报：你在该书中曾谈到，“相对于传统女性的难得被看见，近代女性却处处可见，但也因为无处不在的女性身影，让社会大众有机会以各种角度诠释女性及女性有关的各类议题，因而显得众说纷纭”。可否谈谈从“难得被看见”到“处处可见”，这种转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这里的“可见”是何种意义上的“可见”？
游鉴明：我书中提到宋朝女性史学者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透过两幅画的研究，告诉我们传统女性不容易被看见，而尽管在明清时代春秋两季的江南庙会中，可找到较多女性的身影，但传统女性毕竟“难得被看见”，近代女性却处处可见。
20世纪中国女性开始抛头露面后，人们对她们的行为举止充满好奇，女学生是最早受到注意的群体。在女学生出现之前，人们从未看过这么多女性走向户外，并在公共场所进行各种活动，无论演讲、学艺表演、体能运动或郊游旅行等，她们都以公开方式展现，毫不遮掩。当近代报刊的兴起，人们对女学生的反应全披露在报刊上，从报道到评论，无奇不有。
事实上，媒体瞩目的不只是女学生，凡是经常在大庭广众现身的女性都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近代女性的身体运动或运动竞赛，更是公开示众，留下的文字数据或图像数据超乎想象，这些不同来源的“可见”史料，让我得以拼出完整的近代女子体育历史。
新京报：以运动领域为例，尽管女性在近代体育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但直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们才迎来了历史上第一届男女运动员人数相等的大型奥运赛事。一边是公共空间女性运动相关话题的热议，另一边是真实运动场域中女性寻求“平等参与”的艰难历程，这之中是否存在某些错位？在关注运动史时，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表层的众声喧哗与内在的实际处境之间的断裂？
游鉴明：“错位”是指事物发生改变或偏差，形成不正常的状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矛盾，它存在于各种事情中，特别是在具有竞赛性质的运动场域。近代江南地区女学生参与运动竞赛，除争取平等参与外，更需要尊重大会规定，在《运动场内外》的“女学生的体育生活”这一节提到，运动会规章不但让女运动员学习了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从中懂得争取竞赛权益，包括防范资格不符的运动员参赛、抗议裁判员 (或称公正人)判决不公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争端中，和外国人的比赛问题最多，以球赛为例，起初中国女球员多采取全体退场而不是据理力争的抗议方式，直到球场经验日渐丰富，她们不再轻易俯首称臣，正式向大会提出对裁判的抗诉。而这种现象在当前的国际运动会依旧存在，比如对选手性别或是否“嗑药”的判定不时引发争端，无论男女选手或其所代表的国家都会极力讨回公道，追寻平等，不希望形成任何错位。
民国时期许多有关女性平等权利的言论，总是喊得喧天价响，但实际执行时，不免遭到阻拦。例如，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倡导女性独立自主，一旦女性走向独身、不婚，知识分子就以铺天盖地的言论批评女性独身的害处。
其实，倡导女性运动的言论固然众声喧哗，面对女性实际运动的批判也如排山倒海。例如，有人指出月经期间未暂停运动，造成经期失常或月经异色，甚至有人球踢多了“把子宫牵向右面”。并非鼓励女性运动的论者，都同意经期不宜运动，有人甚至说经期中运动有助于行经，不过，反对月经期内剧烈运动的看法相当一致，直到当今，还是存在着这个观念。因此，多数人建议月经期间实行轻度运动，学校也订定例假 (Monthly Excuse)，让学生能在体育课时，自动请假。
运动场内浮动的权力关系：重思“规训”与“观看”
新京报：接下来以“运动”为切口谈谈女性研究领域的几个传统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对“规训”的思考耐人寻味。如果规训是权力的展现，那么对中国的女子体育来说，支配身体权力的，不完全是父权或男权，女性潜在的权力也不容小觑。而受近代教育的女性，她们掌握权力的机会和人数，远在传统女性之上。因此，她们不只通过书写，还通过组织、行动和团体的力量更彻底地规训同性的身体。那么，这种女性宰制同性的权力与来自男性的宰制有何不同？这对于我们理解今时今日女性内部存在的撕裂又有怎样的启发？
游鉴明：对此，我的答案是浮动的。例如，让女性缠足是来自男女两性，女性要求自己女儿缠足，表面看来是向同性施展女性权利，但背后是服膺男性建构的体制。我从口述历史也看到父亲反对女儿缠足，而体制是男性建构的。
最有趣的是，江苏立松江女中首届校长江学珠终身未婚，年轻时，她曾鼓励女学生保持独身，为国家社会贡献力量，也曾因不准女学生交男友，被学生视为心理不正常；同时，她对已婚女教师能否专一颇有异议。中晚年以后，她在台湾北一女中当校长时，逐渐体会到自己固然可以坚持独身，却不能要求别人。因此，她曾通过学校导师转告学生不要效仿她不婚，甚至亲口鼓励女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应结交异性，寻觅好的归宿。江学珠在职场的女性权利明显随时空而变动。所以我的答案是浮动的。进一步说，必须从不同地区、阶级与事件去考察，不能轻易断言。
我不清楚大陆女性内部存在何种撕裂，但所有组织或团体都会有内部矛盾，而且没有性别区隔，女性之间会有倾轧，女性也有可能与男性合作对抗另一性别，我认为这是“竞争”，不是“撕裂”，彼此在竞争中成长。
新京报：除了“规训”，运动场域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观看”。不过在这里，“观看”似乎不再是只有男性掌握的特权。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运动场上不少女性都曾力争不被男性观看的权力；以及当观众席上的男性在凝视女性时，我们很容易忽略其实女性也在凝视着女性。这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凝视具体又是如何影响运动员的行为的？以及你在书中提到，“‘看’或‘被看’的权力并不是男性独有的，而是操纵在男女手上的”，可否展开谈谈这点？
游鉴明：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所衍生的观看行为，在记者、漫画家、论评者笔下，充满各种复杂的情况。早期观赏运动会的观众并不多，观众席井然有序，到运动竞赛越来越普遍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因为运动场的扩建，观众人数激增，看台逐渐变得失序、混乱，观众闹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变了调的场面，除了和比赛的竞争激烈有关之外，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观众争睹女运动员的风采。
在男性凝视下，的确有女性不敢在男性逼视下运动，但有部分人则不是默默承受，大体上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女子体育正在起步的时候，女性摆出禁止观看或不愿意被看的态度，天津严家家塾采用男女学生轮流使用操场，上海光华中学在女学生的专用操场围上篱笆，就是防范男学生观看；而《女界特别现像 （象）》这幅画的副题，写着一位在自行车上耍把戏的旗人妇女，痛骂拍掌叫好的男学生，还有交通大学的男女学生因为游泳池的使用，大打笔战，也是为了不让男同学观看。如果说“被看”是弱势，在男学生观看过程中，光华中学的女学生从弱势转为特权拥有者，旗人妇女和交大女学生则不甘示弱，力争不被男学生观看的权利。
另一种是运动竞赛变成热门活动后，运动女性逐渐能接受大众的凝视，由不愿意被看转成愿意被看，从女运动选手在运动会上的刻意打扮、在摄影机下摆出健美姿态、或是提供写真照给报刊，还有女性观众，她们试图在运动场边或其他运动场所引起注意，女性渴望被看的心态都被漫画家巧妙地描绘下来。由上可知，女性不全然是被观看的客体，有时她们还掌控了观看的权力，这也是我的归论：“看”或“被看”的权力并不是男性独有，是操纵在男女手上。
我之所以“不从权力归属的角度”讨论，是因为“权力”会随着谁在运作(或说使用)而转变，前述女性参与体能运动的实际过程，即可看出其中奥妙。
从运动场开始的变革
新京报：你在书中关注到了“女运动员形象建构”这个方面。相较于传统研究较为关注“被建构”的女性形象，你提出了在运动场这个空间，作为昔日被建构者的女性其实也在不断为自己的形象创造更大爆发力，且这一趋势沿袭了晚明的消费文化与晚清的都市生活，这些共同构成了一条有别于此前的纵深的研究方向。可否展开谈谈这条脉络，以及它对于我们回看历史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哪些不同的思路？
游鉴明：受晚明消费文化、晚清都市生活影响，女性对自我形象的凸显、自炫，从妓女到闺阁女子，都有迹可循。而跨到近代，清末女性的形象有很大转变，除出现读书、放足、就业女性外，在高唱救亡、保国、强种的国族论述与鼓吹军国民思潮下，一时间，英雌、女杰、女英雄、女志士这类充满阳刚的女性形象受到大力鼓吹。由运动改变身体的女性，也不断被打造成尚武和健美形象，各种与女性有关的书籍、刊物、教科书、小说、戏曲、运动歌曲、广告、电影、漫画，以植入的方式带给运动女性。
20世纪20、30年代，都会时尚、身体文化、商业消费的兴起，运动场上的表演者或选手被认为最能体现尚武和健美的典范，许多新闻记者全方位地介绍这群新女性形象时，喜欢把“尚武”“健美”套用在获胜的女运动员身上，至于张贴女运动员的照片或把自己包装成女运动员的这些举动，也都显示“女运动员”如何的魅力十足。
重要的是，当女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挑战男性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帮她们撼动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价值。除了来自学校的各种礼遇之外，在江南地区举行的地方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中，运动员的出场顺序、受奖先后乃至宿舍的安排，都是女性优先，第六届的运动会时，除女选手之外，不少女性穿梭其中，有人夸张地说：“全运会是属于女人的！”此外，杰出的女运动员或女球队，还受邀到各地表演，甚至出国演出，享有许多男运动员没有的“特”。这点与过去女性形象的建构颇为不同。
新京报：由此引出一个新的话题是，随着“女运动员形象”越来越被关注和谈论，当时不少媒体和公众群体其实也开始有意无意合理化对女运动员的评价。赛场之外，围绕女运动员私人生活的爆料层出不穷，性别议题的公私界限在这期间几乎不复存在。回看当时的舆论态势，可否谈谈这对于此后国内公共空间围绕性别议题的讨论氛围有哪些潜在的影响？
游鉴明：在《台湾地区的妇运》《走出自我：民国百年妇女四部曲》这两篇论文中，我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妇运，因为1987年台湾解严后，各种社会运动接连启动，妇运团体和妇女运动也相继出现，并从体制外抗争走入体制内改革，由于公共空间围绕性别议题的讨论，凡是与女性权益的政治、经济、家庭婚姻、工作或法律等方面都受到检视，让性别平等主流化。由于台湾地区面积不大，这类政策虽然还有待加强的空间，但多数得以落实。因此，近年公共空间讨论性别议题，不如20世纪90年代火热。
至于大陆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坦白说，我知道得有限，但请教大陆男女学者、专家和研究生，得知目前这个议题正受到各界关注，从专书、翻译论著、小说、电视连续剧、电影，乃至网红，都在蓬勃地讨论性别议题。多数人指出这几年来，大陆性别平等问题有明显转变，有人提到学校女性领导比以前多，还有人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受重视，在执行过程中关注妇女权益的保护，政府各部门也陆续出台实施细则和典型案例。
然而，有人则忧心，性别议题经常被看作为搞性别对立，男女学生常为此对立，很多是出自对“女性权利”的误读，而且当今性别问题是大热点，随便说点什么都会引发舆论大潮，许多严肃学者都对此敬而远之。更有学者认为性别平等议题，不但地区、城乡的差异大，每个家庭内的地位也有不小差异。
根据以上大陆学者与研究生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把性别议题放入公共空间所不能忽视的问题。此外，我强调男女间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性别问题，我的运动史研究即发现男女学生会因为运动空间对抗，但也不乏在运动技术上相互切磋。再说，打破性别权力结构，必须接受携手合作。
从运动史回看妇女史：不容忽略的女性主体性
新京报：不同于思想领域的艰难革新，从运动史的视角回看近代妇女史时常涌动着一股昂扬的生命能量。书中反复提到中国女性一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活动，就不会放弃进入核心。她们争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也是教育、政治和职业的空间。在你看来，这是20世纪20、30年代许多中国女性的特质。我很好奇，在写作这本书期间，你是否对运动领域体现出的女性的主体性会有更深的感受？这种力量会鼓舞你在学术研究之外的个人生活吗？
游鉴明：透过1895到1937年近代江南女子体育史的研究，确实让我对女性的主体性有更深感受。我的研究有女性权利运动、女子教育、职业妇女、家政教育、独身女性、战争前后妇女、女性与知识建构、公卫与女性等议题，均讨论到女性如何呈现主体。而在这本书中，我运用包括档案、专书、报刊、学校刊物、口述史料、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书信、歌曲、小说、照片、漫画、图画、实物、广告图案、电影等多元史料，竟然看到无处不在的女性主体性。
对我而言，我的人生中不曾出现性别歧视的问题，从家庭、学校到工作场域，我始终受到公平待遇。我的父亲对儿女一视同仁，甚至更宠爱女儿，而我就读的学校也从未压抑女学生，甚至在我工作的场域也是男女待遇平等，让我能独立执行各种研究计划、口述访问计划，以及主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因此，体育运动体现的女性主体性力量，鼓舞的不是我个人生活，而是提醒我进行女性史研究时，不能受限于性别宰制等说法，而且不仅是近代女性，前近代女性的主体性也不容忽略。
新京报：相对于整个大的妇女史而言，妇女运动史是一个更精细的方向。可否综合谈谈妇女运动史研究对于妇女史研究、乃至整个近代史研究究竟有怎样的价值或意义？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新的视角？
游鉴明：这本书通过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和性别史研究对话，也与近代中国史相互参照，我发现女子体育的倡导、实践和公开演出都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和当时的历史演进相伏相倚，更不能脱离近代中国史的脉络。
在这本书的结论，我提出三项观察：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问题，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上，清代中叶以后，地域主义不断扩大，尽管因地域主义产生的政治分割不再那么盛行，地域主义的观念并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里退出，中国人的语言和各种人际关系，都和各自地域紧密相系。以在江南地区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为例，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全运会”，共有36个团体参加，女选手计200多人，每个地区展现不同的姿容或服装。这些因女子运动带来的地方差异呈现，虽然只是小插曲，却提醒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或是地域问题时，如果能在关怀政治、外交事件之外，增加女子体育或与社会、文化有关的体育，应该会有新的发现。
二是“运动到底是为谁？”为了国家而运动，不是中国独创，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把体育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即使是当下的国际性运动会或球赛，也没有不标榜国族主义的。但近代中国因各种政治事件和经济问题，造成体育倡导和实际作为的背道而驰，许多地区或学校纷纷出现体能教育无法持续发展的难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因为和与世界接轨的各种事业一样，中国女子体育的推动，无论是为了谁，都不能跳脱这背后沉重的历史因素。
三是1928到1937年间的国民政府对运动赛事的态度，许多研究指出，这时的国民政府深具威权，但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动的三届全运会，经常爆发运动员斗殴、观众脱序的情形，不见政府出面管理；而媒体对女子体育的描写、对女运动员公私领域的报道，更是前所未有的缤纷多元。因此，我认为在许多被认为专制、集权、保守的时代里，有时还是存在一个让民众发泄的空间。
探究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我不只看到以国家为主的体育宣传，还读到女学生、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各方反映；此外，进行同时期、同一议题的研究，不能偏信单一言论，我发现舆论间充满纠葛。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在这本书之后，你对女子体育史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新产生的兴趣点吗？可否简单谈谈之后想做的研究。
游鉴明：这本书出版前后，我还出版了《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以报刊杂志为主的讨论》《当体育遇上性别》等论文。
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江南或台湾地区的女子体育，均是区域史研究，因此，我建议对女子体育史有兴趣的学者可继续挖掘各地区的女子体育，因为受不同地形、气候以及体能教育、体育设备与体育人才的影响，每个地区产生不同的体育文化。此外，建议站在全球体育史视角，让中国女子体育史研究与其他国家的女子体育相互比较，从中可看到现代化、性别、族群、阶级、殖民性等多样发展。
我还提出如下可进行的研究课题：女子体育与经济、物质文明、消费文化、运动产品、广告、女子体育与外交、女子体育与娱乐、女子体育与科技（建筑、声、光、电、相机、广播、电视）、女子体育与外国人（基督教会、基督教学校）、女子体育与人物（倡导体育者、体育学校的校长、教练、解说员、裁判、明星女运动员、体育记者）、女子体育与医疗卫生（游泳前的沐浴、身体检查）、女子体育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等)、女子体育与大众生活（一般民众、大家族）、战争时期的体育活动。
不过，我应该暂时不会再做女子体育史研究，留待其他学者继续开花结果。我未来将以女性的大众文化史为研究焦点，并关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
“像个女孩一样运动”意味着什么？
回看女性历史，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长久以来，在女性与运动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强烈而扭曲的观念：一端是“运动不适合女性”，而另一端则是女性参与运动意味着对完美身材的追求。公共空间鲜少有真正的讨论关注女性在运动中的真实感受。自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以来，女性运动又受到国家与国民关系的捆绑，始终未能将女性运动真正带回女性的生活世界。
自1995年以来，台湾学者游鉴明持续关注近代中国的女子体育史。她前后花了14年时间详细梳理近代江南地区女子体育的史料，写成《运动场内外：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1895—1937）》（以下简称《运动场内外》）等书。她既关注女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也关心她们离场后的活动；同时，研究的视角也触及那些没有进入运动场的人，他们又是如何通过种种方式干预着女性运动的具体走向。在学术的象牙塔之外，从事十余年体育史研究的游鉴明却“这辈子没上过一次体育课”，她几乎一直是运动的观众，但仍然着迷于生命中那些“难得的运动体验”，也更深地看到了运动中女性突显的主体性。
这种主体性是如今妇女史研究中不应被忽视的视角。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变革，运动场是一个特别的空间，在那里常常激发出的是源自身体本能的力量。在游鉴明的印象中，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女性具有一种整体性的气质，她们一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活动，就不会放弃进入核心。她们争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也是教育、政治和职业的空间。与此同时，运动场这一特殊空间也对传统的“权力”关系构成了更直观的冲击，女性不完全是被观看、被建构的客体，女性内部也存在着隐秘的“规训”。这些都为我们理解如今更广阔的女性议题提供镜鉴。
近日，《运动场内外》简体版正式出版。借此机会，我们通过邮件采访了身在台湾的游鉴明。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重新看待女性运动，它不只关乎身体，更是去竞争、去争取、走出屋子去创造一些崭新的东西。“最好的妇女史不只是告诉我们过去的女人。”
以下是记者和游鉴明的采访整理。
研究体育史14年，“没上过一次体育课”
新京报：你在序言中提到，尽管致力于运动史研究多年，但自己“这辈子从没有上过一次体育课”。在进入正式采访之前，可否先请你谈谈与运动相关的私人故事？
游鉴明：我三岁时罹患小儿麻痹症，双脚与左手都无法正常使用，更遑论运动。小时候，父亲为了让我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参加学校的年度盛事，曾背着我到学校看运动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运动。父亲还曾带着全家去海边游泳，当时我只是浸泡双脚。运动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事，但近年来倒是有一些运动经验。有一年去台东会见老同事，她带我去红叶温泉区游览，并鼓励我在露天泳池做“SPA”（水疗），于是我第一次穿上泳衣，被抱进泳池原地泡水。
2012年底，我因车祸，双脚严重受伤，手术之后，我接受复健科医师建议在振兴医院做水疗，该院的水疗早年就是帮助小儿麻痹症儿童做肌肉复健，训练出一群游泳健将，他们还参加残奥运比赛。在水疗过程中，我虽然无法用双臂游泳，但我能借着水的力量在水中行走，这真的是很难得的运动经验。
我最难忘的是，在“国中”教书时，校长指定我担任运动会的播报员，对完全没有上过体育课的我来说，这是不小的挑战。因为运动会是全校师生的活动，每个老师都被安排工作，我也不能豁免，于是我硬着头皮接下这份“特殊”的任务。这次播报的经验不但让我弄懂了什么是田赛，什么是径赛，也体验到运动会场上的形形色色，更没料到当时对运动会的观察，竟成为我铺陈这本书的部分主轴。
新京报：是在怎样的契机下，你开始进入运动史研究这个领域？或者说想写这样一本书？
游鉴明：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来自两段谈话。有次和母亲闲聊她早年的读书情形，她居然告诉我，在杭州市女中念书时，她打过乒乓球，当时我有点讶异，很难把贤淑柔弱的母亲和拿着球拍跑跳的少女联想在一起。
又有一回，历史学家张玉法指导我论文时突然提到，台湾的女运动选手曾在1948年到上海参加全国运动会，并问我是否了解这段历史。坦白说，我的硕士论文只处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女学生的体育活动，对二战后的体育或中国女学生的体育，我的了解是一片空白。1995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决定把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史列为我下一阶段的研究，也因此展开长达14年的书写过程。
新京报：《运动场内外》这本书主要关注的是1895-1937年间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女子体育运动。为什么是这段时间以及这个地区？你也在导言中提到，“到了近代，中国女性的运动出现了很多大的变化”，可否展开谈谈这些变化出现背后的历史背景？
游鉴明：江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等。选择江南地区，一方面是，近代女子学校多半集中在江南地区，女子体育又出自学校，这个地区学校的女子体育正可作为了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指标；同时，专门训练女子体育人才的学校，自清末到1936年，约计有15所，其中有11个科系和学校设在江南地区。
另一方面则是，首次有女子表演项目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是以地区为代表单位，江南地区便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之后的三届“全运会”以省、市为单位，运动会的地点却先后选在杭州、南京和上海。而江南地区发起的学校联合运动会早在清末就开始，到民国时期更不可胜数，以江苏省为例，1914到1931年间，曾在江苏重要城市轮流举行10次的中等学校运动会，第一次运动会便有女学生的体操表演。在各类型运动中，球类比赛最是频繁， 当时球赛活动到处可见，上海的球赛更居全国之冠。除此之外，国际性的运动会也集中在上海，例如，由中国、日本、菲律宾轮流主办的十届“远东运动会”，有三届是在上海召开。因此，审视江南地区的女子体育，可以较清楚地看到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发展的梗概。
从1895年到1937年间，随着时代思潮和政治环境的变迁，鼓励女性运动的舆论相当多元，从19世纪末到1937年，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政局中，连绵不断的战争长期激荡着中国人的生活，为恢复国势、振作民心，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意识。“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标签被贴在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上，“体育”这个来自西方的身体教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尤其紧密，于是产生强国保种和体育救国的女子体育观，“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强种”的概念，呼吁民众以强健的身体挽救中国。
然而，清末以降，中国的思想文化始终朝多元方向发展，当情欲观念不时涌现、在女体物化现象相当普遍的都会地区，国族论述不是唯一的论述。20世纪20、30年代，来自西方的“健康美”（Health Beauty）观念，传入中国之后，经由媒体不断宣传，很快地走入女性的生活世界，这个对女性有较大吸引力的时髦名词，很快被论者用来鼓励女性运动，倡导女子体育的言论处在“体育救国”和“健康美”之间，并不以八股的国族论述为唯一观点。由于“健康美”主要在挑战“病态美”和“人工美”，也和强国保种的言论并行不悖，连女性也强调自己身体具有救国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唱两性权利平等的时代，有人把“体育救国”或“健康美”当作为提升女性权利的筹码，虽然这不是倡导女子体育的主轴，却反映时代意义。
以运动场透视近代女性处境：“喊得喧天价响，实际阻力重重”
新京报：你在该书中曾谈到，“相对于传统女性的难得被看见，近代女性却处处可见，但也因为无处不在的女性身影，让社会大众有机会以各种角度诠释女性及女性有关的各类议题，因而显得众说纷纭”。可否谈谈从“难得被看见”到“处处可见”，这种转变具体是如何发生的？这里的“可见”是何种意义上的“可见”？
游鉴明：我书中提到宋朝女性史学者伊沛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透过两幅画的研究，告诉我们传统女性不容易被看见，而尽管在明清时代春秋两季的江南庙会中，可找到较多女性的身影，但传统女性毕竟“难得被看见”，近代女性却处处可见。
20世纪中国女性开始抛头露面后，人们对她们的行为举止充满好奇，女学生是最早受到注意的群体。在女学生出现之前，人们从未看过这么多女性走向户外，并在公共场所进行各种活动，无论演讲、学艺表演、体能运动或郊游旅行等，她们都以公开方式展现，毫不遮掩。当近代报刊的兴起，人们对女学生的反应全披露在报刊上，从报道到评论，无奇不有。
事实上，媒体瞩目的不只是女学生，凡是经常在大庭广众现身的女性都成为媒体捕捉的焦点。近代女性的身体运动或运动竞赛，更是公开示众，留下的文字数据或图像数据超乎想象，这些不同来源的“可见”史料，让我得以拼出完整的近代女子体育历史。
新京报：以运动领域为例，尽管女性在近代体育史上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但直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们才迎来了历史上第一届男女运动员人数相等的大型奥运赛事。一边是公共空间女性运动相关话题的热议，另一边是真实运动场域中女性寻求“平等参与”的艰难历程，这之中是否存在某些错位？在关注运动史时，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表层的众声喧哗与内在的实际处境之间的断裂？
游鉴明：“错位”是指事物发生改变或偏差，形成不正常的状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矛盾，它存在于各种事情中，特别是在具有竞赛性质的运动场域。近代江南地区女学生参与运动竞赛，除争取平等参与外，更需要尊重大会规定，在《运动场内外》的“女学生的体育生活”这一节提到，运动会规章不但让女运动员学习了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从中懂得争取竞赛权益，包括防范资格不符的运动员参赛、抗议裁判员 (或称公正人)判决不公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争端中，和外国人的比赛问题最多，以球赛为例，起初中国女球员多采取全体退场而不是据理力争的抗议方式，直到球场经验日渐丰富，她们不再轻易俯首称臣，正式向大会提出对裁判的抗诉。而这种现象在当前的国际运动会依旧存在，比如对选手性别或是否“嗑药”的判定不时引发争端，无论男女选手或其所代表的国家都会极力讨回公道，追寻平等，不希望形成任何错位。
民国时期许多有关女性平等权利的言论，总是喊得喧天价响，但实际执行时，不免遭到阻拦。例如，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倡导女性独立自主，一旦女性走向独身、不婚，知识分子就以铺天盖地的言论批评女性独身的害处。
其实，倡导女性运动的言论固然众声喧哗，面对女性实际运动的批判也如排山倒海。例如，有人指出月经期间未暂停运动，造成经期失常或月经异色，甚至有人球踢多了“把子宫牵向右面”。并非鼓励女性运动的论者，都同意经期不宜运动，有人甚至说经期中运动有助于行经，不过，反对月经期内剧烈运动的看法相当一致，直到当今，还是存在着这个观念。因此，多数人建议月经期间实行轻度运动，学校也订定例假 (Monthly Excuse)，让学生能在体育课时，自动请假。
运动场内浮动的权力关系：重思“规训”与“观看”
新京报：接下来以“运动”为切口谈谈女性研究领域的几个传统议题。你在书中提到的对“规训”的思考耐人寻味。如果规训是权力的展现，那么对中国的女子体育来说，支配身体权力的，不完全是父权或男权，女性潜在的权力也不容小觑。而受近代教育的女性，她们掌握权力的机会和人数，远在传统女性之上。因此，她们不只通过书写，还通过组织、行动和团体的力量更彻底地规训同性的身体。那么，这种女性宰制同性的权力与来自男性的宰制有何不同？这对于我们理解今时今日女性内部存在的撕裂又有怎样的启发？
游鉴明：对此，我的答案是浮动的。例如，让女性缠足是来自男女两性，女性要求自己女儿缠足，表面看来是向同性施展女性权利，但背后是服膺男性建构的体制。我从口述历史也看到父亲反对女儿缠足，而体制是男性建构的。
最有趣的是，江苏立松江女中首届校长江学珠终身未婚，年轻时，她曾鼓励女学生保持独身，为国家社会贡献力量，也曾因不准女学生交男友，被学生视为心理不正常；同时，她对已婚女教师能否专一颇有异议。中晚年以后，她在台湾北一女中当校长时，逐渐体会到自己固然可以坚持独身，却不能要求别人。因此，她曾通过学校导师转告学生不要效仿她不婚，甚至亲口鼓励女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应结交异性，寻觅好的归宿。江学珠在职场的女性权利明显随时空而变动。所以我的答案是浮动的。进一步说，必须从不同地区、阶级与事件去考察，不能轻易断言。
我不清楚大陆女性内部存在何种撕裂，但所有组织或团体都会有内部矛盾，而且没有性别区隔，女性之间会有倾轧，女性也有可能与男性合作对抗另一性别，我认为这是“竞争”，不是“撕裂”，彼此在竞争中成长。
新京报：除了“规训”，运动场域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观看”。不过在这里，“观看”似乎不再是只有男性掌握的特权。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运动场上不少女性都曾力争不被男性观看的权力；以及当观众席上的男性在凝视女性时，我们很容易忽略其实女性也在凝视着女性。这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凝视具体又是如何影响运动员的行为的？以及你在书中提到，“‘看’或‘被看’的权力并不是男性独有的，而是操纵在男女手上的”，可否展开谈谈这点？
游鉴明：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所衍生的观看行为，在记者、漫画家、论评者笔下，充满各种复杂的情况。早期观赏运动会的观众并不多，观众席井然有序，到运动竞赛越来越普遍的20世纪20年代末期，因为运动场的扩建，观众人数激增，看台逐渐变得失序、混乱，观众闹场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变了调的场面，除了和比赛的竞争激烈有关之外，有部分原因是出于观众争睹女运动员的风采。
在男性凝视下，的确有女性不敢在男性逼视下运动，但有部分人则不是默默承受，大体上有两种反映：一种是女子体育正在起步的时候，女性摆出禁止观看或不愿意被看的态度，天津严家家塾采用男女学生轮流使用操场，上海光华中学在女学生的专用操场围上篱笆，就是防范男学生观看；而《女界特别现像 （象）》这幅画的副题，写着一位在自行车上耍把戏的旗人妇女，痛骂拍掌叫好的男学生，还有交通大学的男女学生因为游泳池的使用，大打笔战，也是为了不让男同学观看。如果说“被看”是弱势，在男学生观看过程中，光华中学的女学生从弱势转为特权拥有者，旗人妇女和交大女学生则不甘示弱，力争不被男学生观看的权利。
另一种是运动竞赛变成热门活动后，运动女性逐渐能接受大众的凝视，由不愿意被看转成愿意被看，从女运动选手在运动会上的刻意打扮、在摄影机下摆出健美姿态、或是提供写真照给报刊，还有女性观众，她们试图在运动场边或其他运动场所引起注意，女性渴望被看的心态都被漫画家巧妙地描绘下来。由上可知，女性不全然是被观看的客体，有时她们还掌控了观看的权力，这也是我的归论：“看”或“被看”的权力并不是男性独有，是操纵在男女手上。
我之所以“不从权力归属的角度”讨论，是因为“权力”会随着谁在运作(或说使用)而转变，前述女性参与体能运动的实际过程，即可看出其中奥妙。
从运动场开始的变革
新京报：你在书中关注到了“女运动员形象建构”这个方面。相较于传统研究较为关注“被建构”的女性形象，你提出了在运动场这个空间，作为昔日被建构者的女性其实也在不断为自己的形象创造更大爆发力，且这一趋势沿袭了晚明的消费文化与晚清的都市生活，这些共同构成了一条有别于此前的纵深的研究方向。可否展开谈谈这条脉络，以及它对于我们回看历史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哪些不同的思路？
游鉴明：受晚明消费文化、晚清都市生活影响，女性对自我形象的凸显、自炫，从妓女到闺阁女子，都有迹可循。而跨到近代，清末女性的形象有很大转变，除出现读书、放足、就业女性外，在高唱救亡、保国、强种的国族论述与鼓吹军国民思潮下，一时间，英雌、女杰、女英雄、女志士这类充满阳刚的女性形象受到大力鼓吹。由运动改变身体的女性，也不断被打造成尚武和健美形象，各种与女性有关的书籍、刊物、教科书、小说、戏曲、运动歌曲、广告、电影、漫画，以植入的方式带给运动女性。
20世纪20、30年代，都会时尚、身体文化、商业消费的兴起，运动场上的表演者或选手被认为最能体现尚武和健美的典范，许多新闻记者全方位地介绍这群新女性形象时，喜欢把“尚武”“健美”套用在获胜的女运动员身上，至于张贴女运动员的照片或把自己包装成女运动员的这些举动，也都显示“女运动员”如何的魅力十足。
重要的是，当女运动员不断超越自我、挑战男性的同时，社会各界也帮她们撼动以男性为中心社会价值。除了来自学校的各种礼遇之外，在江南地区举行的地方运动会和全国运动会中，运动员的出场顺序、受奖先后乃至宿舍的安排，都是女性优先，第六届的运动会时，除女选手之外，不少女性穿梭其中，有人夸张地说：“全运会是属于女人的！”此外，杰出的女运动员或女球队，还受邀到各地表演，甚至出国演出，享有许多男运动员没有的“特”。这点与过去女性形象的建构颇为不同。
新京报：由此引出一个新的话题是，随着“女运动员形象”越来越被关注和谈论，当时不少媒体和公众群体其实也开始有意无意合理化对女运动员的评价。赛场之外，围绕女运动员私人生活的爆料层出不穷，性别议题的公私界限在这期间几乎不复存在。回看当时的舆论态势，可否谈谈这对于此后国内公共空间围绕性别议题的讨论氛围有哪些潜在的影响？
游鉴明：在《台湾地区的妇运》《走出自我：民国百年妇女四部曲》这两篇论文中，我曾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妇运，因为1987年台湾解严后，各种社会运动接连启动，妇运团体和妇女运动也相继出现，并从体制外抗争走入体制内改革，由于公共空间围绕性别议题的讨论，凡是与女性权益的政治、经济、家庭婚姻、工作或法律等方面都受到检视，让性别平等主流化。由于台湾地区面积不大，这类政策虽然还有待加强的空间，但多数得以落实。因此，近年公共空间讨论性别议题，不如20世纪90年代火热。
至于大陆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坦白说，我知道得有限，但请教大陆男女学者、专家和研究生，得知目前这个议题正受到各界关注，从专书、翻译论著、小说、电视连续剧、电影，乃至网红，都在蓬勃地讨论性别议题。多数人指出这几年来，大陆性别平等问题有明显转变，有人提到学校女性领导比以前多，还有人指出，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政策的落实越来越受重视，在执行过程中关注妇女权益的保护，政府各部门也陆续出台实施细则和典型案例。
然而，有人则忧心，性别议题经常被看作为搞性别对立，男女学生常为此对立，很多是出自对“女性权利”的误读，而且当今性别问题是大热点，随便说点什么都会引发舆论大潮，许多严肃学者都对此敬而远之。更有学者认为性别平等议题，不但地区、城乡的差异大，每个家庭内的地位也有不小差异。
根据以上大陆学者与研究生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把性别议题放入公共空间所不能忽视的问题。此外，我强调男女间应该平心静气地面对性别问题，我的运动史研究即发现男女学生会因为运动空间对抗，但也不乏在运动技术上相互切磋。再说，打破性别权力结构，必须接受携手合作。
从运动史回看妇女史：不容忽略的女性主体性
新京报：不同于思想领域的艰难革新，从运动史的视角回看近代妇女史时常涌动着一股昂扬的生命能量。书中反复提到中国女性一旦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活动，就不会放弃进入核心。她们争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也是教育、政治和职业的空间。在你看来，这是20世纪20、30年代许多中国女性的特质。我很好奇，在写作这本书期间，你是否对运动领域体现出的女性的主体性会有更深的感受？这种力量会鼓舞你在学术研究之外的个人生活吗？
游鉴明：透过1895到1937年近代江南女子体育史的研究，确实让我对女性的主体性有更深感受。我的研究有女性权利运动、女子教育、职业妇女、家政教育、独身女性、战争前后妇女、女性与知识建构、公卫与女性等议题，均讨论到女性如何呈现主体。而在这本书中，我运用包括档案、专书、报刊、学校刊物、口述史料、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书信、歌曲、小说、照片、漫画、图画、实物、广告图案、电影等多元史料，竟然看到无处不在的女性主体性。
对我而言，我的人生中不曾出现性别歧视的问题，从家庭、学校到工作场域，我始终受到公平待遇。我的父亲对儿女一视同仁，甚至更宠爱女儿，而我就读的学校也从未压抑女学生，甚至在我工作的场域也是男女待遇平等，让我能独立执行各种研究计划、口述访问计划，以及主编《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因此，体育运动体现的女性主体性力量，鼓舞的不是我个人生活，而是提醒我进行女性史研究时，不能受限于性别宰制等说法，而且不仅是近代女性，前近代女性的主体性也不容忽略。
新京报：相对于整个大的妇女史而言，妇女运动史是一个更精细的方向。可否综合谈谈妇女运动史研究对于妇女史研究、乃至整个近代史研究究竟有怎样的价值或意义？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哪些新的视角？
游鉴明：这本书通过近代江南的女子体育和性别史研究对话，也与近代中国史相互参照，我发现女子体育的倡导、实践和公开演出都是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和当时的历史演进相伏相倚，更不能脱离近代中国史的脉络。
在这本书的结论，我提出三项观察：
一是中央与地方的问题，一直存在于中国历史上，清代中叶以后，地域主义不断扩大，尽管因地域主义产生的政治分割不再那么盛行，地域主义的观念并没有从中国人的生活里退出，中国人的语言和各种人际关系，都和各自地域紧密相系。以在江南地区举办的全国运动会为例，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全运会”，共有36个团体参加，女选手计200多人，每个地区展现不同的姿容或服装。这些因女子运动带来的地方差异呈现，虽然只是小插曲，却提醒我们，研究中央与地方或是地域问题时，如果能在关怀政治、外交事件之外，增加女子体育或与社会、文化有关的体育，应该会有新的发现。
二是“运动到底是为谁？”为了国家而运动，不是中国独创，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把体育和民族主义紧密结合，即使是当下的国际性运动会或球赛，也没有不标榜国族主义的。但近代中国因各种政治事件和经济问题，造成体育倡导和实际作为的背道而驰，许多地区或学校纷纷出现体能教育无法持续发展的难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理心，因为和与世界接轨的各种事业一样，中国女子体育的推动，无论是为了谁，都不能跳脱这背后沉重的历史因素。
三是1928到1937年间的国民政府对运动赛事的态度，许多研究指出，这时的国民政府深具威权，但当时国民政府大力推动的三届全运会，经常爆发运动员斗殴、观众脱序的情形，不见政府出面管理；而媒体对女子体育的描写、对女运动员公私领域的报道，更是前所未有的缤纷多元。因此，我认为在许多被认为专制、集权、保守的时代里，有时还是存在一个让民众发泄的空间。
探究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我不只看到以国家为主的体育宣传，还读到女学生、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各方反映；此外，进行同时期、同一议题的研究，不能偏信单一言论，我发现舆论间充满纠葛。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在这本书之后，你对女子体育史这个领域还有哪些新产生的兴趣点吗？可否简单谈谈之后想做的研究。
游鉴明：这本书出版前后，我还出版了《近代华东地区的女球员：以报刊杂志为主的讨论》《当体育遇上性别》等论文。
在研究中发现，无论江南或台湾地区的女子体育，均是区域史研究，因此，我建议对女子体育史有兴趣的学者可继续挖掘各地区的女子体育，因为受不同地形、气候以及体能教育、体育设备与体育人才的影响，每个地区产生不同的体育文化。此外，建议站在全球体育史视角，让中国女子体育史研究与其他国家的女子体育相互比较，从中可看到现代化、性别、族群、阶级、殖民性等多样发展。
我还提出如下可进行的研究课题：女子体育与经济、物质文明、消费文化、运动产品、广告、女子体育与外交、女子体育与娱乐、女子体育与科技（建筑、声、光、电、相机、广播、电视）、女子体育与外国人（基督教会、基督教学校）、女子体育与人物（倡导体育者、体育学校的校长、教练、解说员、裁判、明星女运动员、体育记者）、女子体育与医疗卫生（游泳前的沐浴、身体检查）、女子体育与日常生活(食衣住行等)、女子体育与大众生活（一般民众、大家族）、战争时期的体育活动。
不过，我应该暂时不会再做女子体育史研究，留待其他学者继续开花结果。我未来将以女性的大众文化史为研究焦点，并关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
本文链接：运动场内外：近代女性争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http://www.sushuapos.com/show-6-1366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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