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从央视春晚、元宵节晚会到各地的新春市集、游园活动，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元素随处可见。
此前因聚焦非遗传承而在全球网友心中引发共鸣的知名传统文化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回归大众视野，并身着华服亮相央视春晚，则进一步提升了非遗传承的知晓度与热议度。
非遗传承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研究员与记者分享了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
立足国情 融入当下
推动文明互鉴
城市周刊：2003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对我国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晃20余年，在您看来，我国非遗保护和传承取得了哪些比较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毕旭玲：在民俗学领域，有几句被反复念叨的话：“世界上有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魂与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回望过去20多年，我国在非遗保护与传承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恰恰就是上述话语的生动体现。
多年来，秉承拯救濒危的非遗项目、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初衷，我国持续深入地推动对本民族文化积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挖掘、整理，从政策与法律支持、名录体系建立、传承人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等方面着眼，加大了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力度。
其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华文化，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
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构了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强调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标志着我国非遗工作进入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此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出台非遗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一些市、县也制定了非遗保护条例，使得非遗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开展。
截至2024年12月，国务院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文化和旅游部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56名，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项目10万余项。此外，我国还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210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在非遗整体性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我国还通过数字化保护、文旅结合、国际交流与合作、社会参与等多重手段，努力地将非遗传承、保护与当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在切实有效地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寻找不同类别的非遗与当下生产生活的连接点，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在为非遗传承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方面，各地依托非遗资源建设非遗工坊9100余家，非遗进商圈、进景区及跟着非遗去旅游逐渐成为新风尚；“非遗进社区”等活动深入开展，“非遗进校园”正在向“非遗在校园”转变，一批批“小小非遗传承人”的涌现，为夯实非遗传承的根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些阶段性成果在各地举办的各种新春市集、游园活动，央视春晚，各种非遗主题的晚会、纪录片、短视频类作品中均有体现。
传承人始终是非遗保护的核心
城市周刊：给很多人的感觉，非遗保护和传承是一条需要不停地去打磨的路。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有哪些方面特别需要去打磨一番、努力完善？
毕旭玲：20余年来，非遗传承保护遇到的难点或者说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出，面临后继乏人的风险；二是一些非遗项目存在市场化的“度”没有把握好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比较明显，过度的商业化则是一种更不容忽视的隐忧。
比如说，当一个非遗项目被列入各级名录，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荣誉，和荣誉一起相伴而来的往往还有经济上的补贴、社会资源上的支持。
为了让非遗项目传承下去，我们往往鼓励它们走向市场。但当它们过度市场化，也就是传承人的生产行为完全由市场主导时，非遗项目的内核很容易发生改变，甚至失去了保护价值。
如何把握住市场化的“度”，如何避免非遗项目由“因名获利”滑向“重名重利”？这是大多数市场化的非遗项目都会遇到的问题。
城市周刊：诸如此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发生似乎又很难避免，该怎么办？
毕旭玲：显然，我们不能只靠义利观等传统道德去约束传承人或非遗从业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推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与合力，在坚守初心的同时，一起寻找有利于非遗项目可持续发展最合宜的办法。
这里所说的“社会各界”，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传承人、企业等。擅长为非遗传承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提供策划、运营、推广服务的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社会力量。
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在保护非遗项目的过程中，社会各界能否及时给传承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很可能会直接决定这些项目的走向和命运。
在这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实施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对于提升传承人技能艺能，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非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非遗传承人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人必须意识到，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而非传承人的个人财富；公众也需要意识到，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先留下的文化财富都负有责任，应积极参与非遗保护活动，支持相关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非遗的跨文化传播
上海可以有更大贡献
城市周刊：在您看来，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可以为非遗传承作出哪些有特色的贡献？
毕旭玲：年前，网络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重回大众视野。她曾因通过短视频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受到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赞扬其坚守与创新之余，也慨叹“中国需要更多的李子柒”。
这个案例恰恰可以启发我们：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以创新的方式将非遗项目融入当下生活”和“推动非遗项目跨文化传播”等方面大有可为。
李子柒的最大贡献在于“自带流量”，因擅长以鲜活、雅致的表达引发共鸣，她的创作对非遗传承推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引领作用。同理，上海有那么多紧跟时代潮流、热爱传统文化且充满热情和创意的年轻人，理应成为孕育更多类似李子柒这样的文化传播人才的热土。
在非遗传承项目的数量上，上海也许并不具有优势，但上海在推动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方面有很好的积淀和氛围。推动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也是非遗传承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应具有的一种能力。由于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在这方面，上海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好的基础，也更容易做出成绩来。
城市周刊：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是我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因为专业上的特长，从去年开始，您就为位于上海图书馆东馆六层的上海社会科学馆“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展担纲策划人。这段工作经历，给您带来哪些新的观察和思考？
毕旭玲：过去一年多策划“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展的经历，给了我与大量观众面对面接触、交流的机会，也倒逼着我去思考“如何让传统节日融入现代生活”“如何不断地以创新的方式调动观众的观展积极性”。
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传统节日之所以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与其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无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用生动、有趣的表达和展览方式，在公众的当下生活与古人过节方式之间架桥，往往能激发大家深入了解的兴趣，进而引发深度的共鸣。
很多观众都是带着问题意识来观展的。他们一方面希望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的精髓、从高品质的科研成果中汲取灵感和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不断思辨和体验中，激发能够引领未来更美好生活的思考。
如果我们能够在策展的过程中呼应他们的这份心意和刚需，往往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办展效果。
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是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从央视春晚、元宵节晚会到各地的新春市集、游园活动，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元素随处可见。
此前因聚焦非遗传承而在全球网友心中引发共鸣的知名传统文化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回归大众视野，并身着华服亮相央视春晚，则进一步提升了非遗传承的知晓度与热议度。
非遗传承如何在既有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与非遗研究室主任毕旭玲研究员与记者分享了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
立足国情 融入当下
推动文明互鉴
城市周刊：2003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对我国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晃20余年，在您看来，我国非遗保护和传承取得了哪些比较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毕旭玲：在民俗学领域，有几句被反复念叨的话：“世界上有众多的民族，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魂与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回望过去20多年，我国在非遗保护与传承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恰恰就是上述话语的生动体现。
多年来，秉承拯救濒危的非遗项目、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初衷，我国持续深入地推动对本民族文化积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挖掘、整理，从政策与法律支持、名录体系建立、传承人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设立等方面着眼，加大了非遗保护和发展的力度。
其中，最大的成就莫过于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华文化，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
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构了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强调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标志着我国非遗工作进入依法保护的新阶段。
此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出台非遗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一些市、县也制定了非遗保护条例，使得非遗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规范开展。
截至2024年12月，国务院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文化和旅游部认定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56名，列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项目10万余项。此外，我国还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210多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在非遗整体性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我国还通过数字化保护、文旅结合、国际交流与合作、社会参与等多重手段，努力地将非遗传承、保护与当下的经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在切实有效地保护好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寻找不同类别的非遗与当下生产生活的连接点，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在为非遗传承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方面，各地依托非遗资源建设非遗工坊9100余家，非遗进商圈、进景区及跟着非遗去旅游逐渐成为新风尚；“非遗进社区”等活动深入开展，“非遗进校园”正在向“非遗在校园”转变，一批批“小小非遗传承人”的涌现，为夯实非遗传承的根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些阶段性成果在各地举办的各种新春市集、游园活动，央视春晚，各种非遗主题的晚会、纪录片、短视频类作品中均有体现。
传承人始终是非遗保护的核心
城市周刊：给很多人的感觉，非遗保护和传承是一条需要不停地去打磨的路。在您看来，目前我国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有哪些方面特别需要去打磨一番、努力完善？
毕旭玲：20余年来，非遗传承保护遇到的难点或者说挑战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出，面临后继乏人的风险；二是一些非遗项目存在市场化的“度”没有把握好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比较明显，过度的商业化则是一种更不容忽视的隐忧。
比如说，当一个非遗项目被列入各级名录，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荣誉，和荣誉一起相伴而来的往往还有经济上的补贴、社会资源上的支持。
为了让非遗项目传承下去，我们往往鼓励它们走向市场。但当它们过度市场化，也就是传承人的生产行为完全由市场主导时，非遗项目的内核很容易发生改变，甚至失去了保护价值。
如何把握住市场化的“度”，如何避免非遗项目由“因名获利”滑向“重名重利”？这是大多数市场化的非遗项目都会遇到的问题。
城市周刊：诸如此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发生似乎又很难避免，该怎么办？
毕旭玲：显然，我们不能只靠义利观等传统道德去约束传承人或非遗从业者，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推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与合力，在坚守初心的同时，一起寻找有利于非遗项目可持续发展最合宜的办法。
这里所说的“社会各界”，包括政府相关部门、传承人、企业等。擅长为非遗传承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提供策划、运营、推广服务的社会组织，也是重要的社会力量。
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在保护非遗项目的过程中，社会各界能否及时给传承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很可能会直接决定这些项目的走向和命运。
在这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实施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对于提升传承人技能艺能，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非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非遗传承人是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人必须意识到，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而非传承人的个人财富；公众也需要意识到，每一个中华儿女对祖先留下的文化财富都负有责任，应积极参与非遗保护活动，支持相关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非遗的跨文化传播
上海可以有更大贡献
城市周刊：在您看来，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可以为非遗传承作出哪些有特色的贡献？
毕旭玲：年前，网络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重回大众视野。她曾因通过短视频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受到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在赞扬其坚守与创新之余，也慨叹“中国需要更多的李子柒”。
这个案例恰恰可以启发我们：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以创新的方式将非遗项目融入当下生活”和“推动非遗项目跨文化传播”等方面大有可为。
李子柒的最大贡献在于“自带流量”，因擅长以鲜活、雅致的表达引发共鸣，她的创作对非遗传承推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引领作用。同理，上海有那么多紧跟时代潮流、热爱传统文化且充满热情和创意的年轻人，理应成为孕育更多类似李子柒这样的文化传播人才的热土。
在非遗传承项目的数量上，上海也许并不具有优势，但上海在推动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方面有很好的积淀和氛围。推动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也是非遗传承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应具有的一种能力。由于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在这方面，上海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好的基础，也更容易做出成绩来。
城市周刊：刚过去的这个春节，是我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因为专业上的特长，从去年开始，您就为位于上海图书馆东馆六层的上海社会科学馆“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展担纲策划人。这段工作经历，给您带来哪些新的观察和思考？
毕旭玲：过去一年多策划“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展的经历，给了我与大量观众面对面接触、交流的机会，也倒逼着我去思考“如何让传统节日融入现代生活”“如何不断地以创新的方式调动观众的观展积极性”。
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传统节日之所以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与其传递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无关系。
如果我们能够用生动、有趣的表达和展览方式，在公众的当下生活与古人过节方式之间架桥，往往能激发大家深入了解的兴趣，进而引发深度的共鸣。
很多观众都是带着问题意识来观展的。他们一方面希望有机会接触传统文化的精髓、从高品质的科研成果中汲取灵感和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不断思辨和体验中，激发能够引领未来更美好生活的思考。
如果我们能够在策展的过程中呼应他们的这份心意和刚需，往往就能够更好地提升办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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